□曾于里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1年全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无论是出生人口数，还是净增长数，均创下了近60年来（1962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升至14.2%，为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这样的数据意味着我国人口增长继续放缓，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这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人口的平稳增长，关系国家兴盛、民族未来，人口增长放缓显然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警觉的信号。

当然，我们也不必对人口放缓持太悲观的看法。应该看到，去年出生人口减少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除了婚育年龄推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生育观念变化以外，疫情影响和疫苗接种，也成为年轻人推迟婚育安排的关键原因。

撇开疫情因素外，年轻人生育意愿下滑也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终结了持续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生育率并未随之大幅提升。房价太高、经济负担太重、生育对事业造成的冲击、婴儿无人照料、家庭事业难平衡，都是生育意愿的拦路虎。

换句话说，很多年轻人并非“不愿生”，而是“不敢生”，心有余而力不足。显然，要提振生育率，就得帮助年轻人打消“不敢生”的后顾之忧。

根本的应对之策，是加快构建长远的、全面性、战略性的生育支持体系，营造生育友好型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这不仅意味着生育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生育行为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赏，更意味着为生育提供强大的公共服务支持和社会福利保障。

具体言之，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必须减少、避免生育对于职场女性事业的影响。这是很多职场女性不愿生育的根本原因，生育可能意味着工资减少、福利缩水、晋升机会减少，甚至是直接失去工作机会。

很多人会说，我国不是出台了很多法规保障怀孕女职工的权利吗？尤其是去年各地纷纷出台了政策，延长了生育假、增加了育儿假。

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保护怀孕女职工权益的法规只是“纸面上的福利”，很大一部分私营企业根本不会落实到位。这就造成一个割裂。一方面是各种法规不断给生育女性增加福利，一方面是企业担心怀孕女职工增加用工成本，不愿意雇佣女性职员，或者故意刁难怀孕的女性职员。

因此，要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就必须建立生育友好型企业，让企业支持、鼓励女性职员生育。可这又与企业的盈利目的相悖。这时就需要政府多给企业政策支持，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形式帮助企业分担生育成本，将女职员生育所增加的企业成本抹平，甚至还让企业因此获利，企业自然就会乐见女性职员生育。女性不会因为生育影响事业发展，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才会提升。

另一个层面是，必须解决职场女性家庭与事业难均衡的困扰。“生育”不仅仅是“生产”，更难的是后面的“养育”。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当育儿只是家庭的责任时，就会影响家庭的经济效率和经济产出，继而影响家庭的生育意愿。

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让育儿责任“去家庭化”，也就是说，让育儿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减少女性一生育就得回归家庭的无奈，让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家庭或事业。这可以通过建立完整、立体的托幼服务体系实现，包括：托儿所等托幼服务、幼儿园等幼儿教育服务、保姆等家庭看护服务。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服务，都给予生育家庭一定的津贴资助。当养育不只是家庭的责任、不会影响家庭的经济效率，人们自然就更乐于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