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惠彬
近期最热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得我泪流满面。我想我家挺有发言权的,让我娓娓道来:惠安海边风啊阵阵吹,漂洋过海到南洋。红砖大厝内藏一些侨批、一本旧护照、一张泛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通行证,牵起咱家人一生相思。
我的阿嬷(奶奶)出生在惠安乡里,一世勤俭,吃苦耐劳,脚踩田泥,日出做工,日落顾家,一生识不得几个大字,人情世故、家风道理看得比什么都重。1936年战火纷飞,家境清苦的阿公,为了养家糊口,舍下厝内老小,漂洋过海赴南洋讨生活。身在异乡的阿公,在码头做苦力,省吃俭用,不敢乱花一分血汗钱。身在老家的阿嬷,从此守住整座大厝,守着家中老小,耕田种地,照料家里大小事务,将所有辛苦默默藏在心底,从不在人前诉苦半句。动荡年代,日子艰苦,路途波折不断,时常书信中断、音讯全无。阿嬷夜夜难眠,满心牵挂在外的丈夫,却依旧咬紧牙关撑起整个家,稳住家中大小安稳,守住一家人心底的念想,又担心阿公一去不复返。
岁月漫长,远在他乡的阿公,时常寄回家书,捎来生活费。薄薄一张信纸,皆是思乡念家之情,句句叮嘱厝内亲人保重身体。阿嬷每次收到侨批,都会一遍又一遍让人细细代念,小心翼翼收好,心中思念越发浓重,有时倚在厝门口发呆。有情有义的阿公,并没有抛妻弃子,在新加坡站稳脚跟后,1946年把我阿嬷和我爸爸接到新加坡一起生活。
可是太公太婆故土难离,依旧在惠安老家。在惠安侨乡人的心里,最珍贵的从不是金银钱财,而是血脉亲情,是跨海隔山割不断的牵挂。一张张侨批成为联系亲情的纽带,太公太婆在这头,阿公阿嬷在那头。我爸渐渐长大成人,自小听阿嬤讲家中往事,翻看老一辈留下的旧照、老书信,也记牢离家谋生的心酸。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不忘故土乡情,心怀孝心与乡情,响应国家号召,1954年一路辗转归来,重回惠安老家,替阿公守在亲人身边,尽孝顾家。我爸爸把在新加坡学的技术带回来,在国家的安排下,先后在惠安水泥厂、陶瓷厂、惠安第一油厂工作,也积极成为中共党员,最后在辋川粮站退休。这样就辛苦了阿嬷,她不懂浪漫情话,不会说动听言语,只懂得默默付出,用心顾家,疼爱晚辈,虽牵挂远走他乡的阿公,也心疼回国的儿子(我的爸爸)。满头白发、双手布满粗厚老茧的阿嬷,艰难办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护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通行证,在两国间奔波,1965年回国在惠安病逝,一生大半时光,都在等候与操劳之中度过。几年后阿公也在新加坡去世,由于历史原因阿公阿嬷天各一方葬在不同地方。后来爸爸一直想把阿公的骨灰从新加坡带回来和阿嬷葬在一起,临到终了,终不能成行,留下一声叹息。
一封老侨批、一张旧护照和泛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通行证,藏尽阿嬷的漂泊流离,也写尽阿嬷一生的深情。阿嬷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是下南洋凡人生活的缩影。写一封情书,道人生不完美,诉晚辈心底感恩与念想,更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感人至深的《给阿嬷的情书》
■郑亚鸿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潮汕方言故事片。影片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史料,没有宏大叙事,却把宏大历史融入一户人家的悲欢离合,把侨胞的奋斗浓缩为一段守望故事,让观众在共情中了解侨史,理解侨批不是简单的信与钱,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是责任、是情义、是家国情怀。
看完这部电影,我除了感动,又觉得十分亲切。首先,潮汕方言是闽南语的分支,不看字幕就听得懂。更主要的是,我家和潮汕阿嬷一家有着类似的经历。“阿公”郑木生的原型,糅合了无数“下南洋”寻生计的青年形象,其中便有我的阿公。他早年下南洋, 到菲律宾谋生,独身一人,省吃俭用,用侨批往家里寄钱。抗日战争时期,阿公住的房屋曾被日本鬼子的炸弹击中, 所幸爷爷当时不在屋内……直到1958年,十岁的我才见到回国定居的阿公。而我的阿嬷在阿公离开后,以瘦弱的身躯,承担起全家的重担。抗日战争时期,侨汇一度断绝,阿嬷更是硬撑着全家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为了生存,甚至不惜将仅有的一枚戒指卖掉。
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一样,称奶奶为“阿嬷”。“阿嬷”往往是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符号。因父母在外工作,我的童年都在阿嬷身边,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给我最多温暖和关怀的亲人就是阿嬷,这也是促使我观看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在潮汕阿嬷身上,我看到我阿嬷的身影。而阿公回国后,很少谈起他在菲律宾的经历,但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我看到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记得童年时,我在阿嬷的一个抽屉里,看到一叠阿公的来信,那时我不知道这叫侨批,更不懂这是阿公写给阿嬷的“情书”。遗憾的是,这些侨批后来都遗失了。电影中我们还看到,郑木生和谢南枝父亲等人即便生活拮据,也坚持开办私人培训班,教孩子们学中文、念古诗,只为让下一代不忘来时路。
《给阿嬷的情书》不只是一部潮汕电影,更是一部中国电影;不只是家庭温情片,更是一部家国情怀史诗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就是它虽然没有宏大场面,没有明星参演,也没有刻意煽情桥段,却能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
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
■苏锦波
故事从晓伟的困境开始。他生意失败,急需用钱,偶然得知奶奶的阁楼里藏着一箱爷爷从南洋寄回来的侨批。在利益驱使下,他与叔叔合谋偷出那些泛黄的信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前往泰国寻亲。他以为爷爷在那边发了大财,只要找到人,眼前的危机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一路追寻下去,最后看到的不是家财万贯的爷爷,而是一块冰冷的灵牌——郑木生,1960年去世。那个他以为可以投靠的亲人,已经在异国他乡长眠了几十年。
真相一层层剥开,像剥一颗洋葱,每一层都让人鼻子发酸。
电影最让我动容的,不是木生与淑柔的爱情,而是谢南枝的选择。木生死后,她本可以不管。但她没有。她继续往唐山写信、寄钱。她每个月准时寄出汇款,让淑柔一家得以维持生计。这个秘密她守了几十年,直到淑柔寄来全家福,告诉她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日子终于好过了,她才决定说出真相。
可命运偏偏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邮递员落水,那封写着真相的信沉入了河底,只有合影照片侥幸留存。淑柔看到照片上木生与一群学生和南枝的合影,误以为他在南洋另有家庭,从此心灰意冷,断了联系。
一场意外,四十多年的守候毁于一旦。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
姥爷出生在张坂下宫的侨乡,20世纪初与两位兄弟一起远赴马来西亚槟城。同去的还有他的亲堂——后来成了东南亚赫赫有名的摩托大王。姥爷没有那样的运气,他这一辈子,踩过三轮车,做过小贩,靠着一点点积攒,才在同乡会馆里谋到了一个董事的位置。
家里生了五个女儿,抱养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被带到了马来西亚。姥爷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要小心翼翼地分成几份。一份寄回家里养小孩,一份寄回来修祖屋。那座五间张带阁楼的红砖古厝,一砖一瓦都是他从南洋寄回的金条换来的。
可谁能想到,那些光鲜的背后,是一个男人在异国他乡踩三轮车踩到脚底起泡、摆小摊摆到腰都直不起来的身影。
我记得小时候,姥姥的柜子里也锁着一沓信。信封上贴着我认不出的邮票,盖着我看不懂的邮戳。姥姥不识字,可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把它们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翻,翻完再整整齐齐地放回去。她翻的不是信,是一个人的牵挂。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懂了。
电影里有个细节特别打动我。谢南枝每次寄信之前,都会把信纸摊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身边人听。她念得很慢,像在念一首诗,又像在念一份遗嘱。她知道这些信终将寄到谁手里,也知道那些字终将落在谁心上。
她替木生守了几十年,不是因为她欠他什么,而是因为她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这句话从老奶奶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煽情,只觉得扎心。因为这句话太朴素了,朴素到像是一句废话。可那个年代的人,就是用一辈子去相信这样一句“废话”的。
从电影院走回家的路很短,短到不够我把心情平复下来。老伴问我怎么样,我说好看。她又问怎么个好法,我想了半天,只说出了一句:“它让我想起了姥爷。”
这就够了。
一部电影如果能让一个人想起自己的亲人,想起那些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它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那些侨批,那些寄不出的信,那些等不到的人,都已经被风吹散了。可风里留下的那点暖意,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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