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尧

“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走3万多步，爬110层楼，瘦了6公斤……”日前，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送外卖经历。文章一经发出，立即刷屏朋友圈。

大学老师送外卖，知识分子身份与工作角色的反差使得这一新闻具有先天的话题性，但邢斌老师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能触动许多人，绝非徒有噱头，更多的是因其将文章写进了生活土壤的深处，才引发普遍的共情与多维的思考。正如其所言：“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

短短一个月，邢斌老师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扇房门……外卖员这一基层劳动者的身份转换，让其感受到了何为世态炎凉，其中有冷漠和辱骂，也不乏真挚的善意。这一体验过程让邢斌老师走出了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也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了外卖员不为人知的艰辛与苦楚，亦看到了外卖员身后平台以及系统的强大与隐忧。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普通人内心的冲击力已超越了简单的文学范畴。

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平台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点外卖已成了很多人的消费日常，但外卖这样一个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却是多数人生活常识里的空白项，而在城市街道疾行奔走的外卖员，更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身处快节奏的流动社会，我们无暇更无心去了解外卖员这样一个基层劳动群体，而邢斌老师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我们打捞了沉默的声音，也让那些隐没的身影被真切且清晰地看到了，这正是这一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所在。

近年来，“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等话题接续刷屏网络，虽也引发了对外卖行业的一波波热议，但真正缺失的却是能换位思考为这个群体由衷发声的人。而揆诸现实，外卖员已成了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外卖骑手在算法和系统控制下极限工作的状态，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却又普遍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更遑论社会尊重与价值认同。因而，俯下身子去平视他们，体现的并非悲悯情怀，而是能触及行业痛点的问题意识与社会责任。

从2021年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12小时赚了41元引发热议，到今天《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一文刷屏，这种基于社会角色差异引发的网络围观，能否对增加外卖员的社会关怀与政策扶持，抑或是对整个外卖行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不得而知，但让一个群体不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并给了一个行业从机制到道德上进行反思与改变的机会，我们就理应为其点赞。

行笔至此，笔者不由想起另一则新闻。今年初，54岁的外卖员王计兵出版了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就为我们展现了外卖员这一基层劳动者的另一种可能性。当王计兵从局促、困苦与劳累的生活中淬炼出真诚的文字，也就打破了很多人对外卖员固有的形象定式。显而易见，一个好的时代，就是不断寻找能让每个人和每个群体不断向上向善的力量之源，让他们做不被定义的自己，过不被定义的生活。

也许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但理解能打破生活的围城。今天，邢斌老师的这一篇文章也启示我们，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不选择独善其身而是爱己及人，那么，“孤岛”必会连成“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