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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粘良图老先生看来，自己是一位“农民学者”，亦农、亦文，一手抓锄头、一手拿笔杆。（陈起拓 摄）

人物简介

粘良图，满族，1949年9月出生，晋江金井镇钞岱村人。曾就职于晋江市博物馆、晋江市文联、晋江市传统街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等单位，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福建省民俗学会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晋江碑刻集》《晋江史话》《晋台宗祠及其姓氏源流》《晋江宗祠》《晋江海港琐记》《晋江草庵研究》《晋江历代人名辞典》《耕余集》等。

□记者 吴拏云/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粘良图先生独立、参与编撰或审校的书。（陈起拓 摄）

（对粘良图来说）“农民学者”是精准的赞誉。尊敬他的人大多称他“粘先生”“粘老师”，亲近他的人则直接叫他“阿图”或者“图啊”。我喜欢“以土为荣”，向外人介绍他的时候，都说他是“土专家”。美丽事迹中说他“高中失学”有误。有一次，我带一批海内外著名作家到晋江采风，请粘良图当导游，又按常规“推销”这个“土专家没文化，只有高中文凭”时，无意间看到他涨红了脸。私下问他，他弱弱地答：“以后不说文凭，我只读了初中……”但也就是这个只读了初中的粘良图，却以其一副手笔、一双泥腿，印染出丰富的人生阅历。2018年，又一项殊荣评给了他：泉州市“最美文化工作者”。

——《耕余集序》刘志峰（福建省作家协会调研员）

1.先生您1949年出生在晋江金井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5年中学辍学后便返乡务农。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是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的？

粘良图：很多人以为我是1949年9月出生在金井镇钞岱村，其实不是，我的出生地是在金井镇塘东村的山柄自然村。在我五六岁即将念小学时，我家才从山柄村搬迁至钞岱村的，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家里人口较多，我们兄弟姐妹共有六人，我排行老二。大哥参军长期在外，家里全靠我父亲一人挣钱养家，生活比较艰难。我在金井镇区读书至初三年时，虽然我个人很喜欢看书，但我并没有做好要升高中，甚至读大学的准备。读初三时，我语文成绩是全校最好的，但是那时还要学俄语，这门外语课我念得很差，无法考过。那时一心只想早点回家务农，帮父亲一把，缓解一下家里窘困的局面。所以，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返家了。现在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农村，这是很平常的想法。至于人生规划，坦白说，我在乡村时打小就认定自己长大也会像父亲一样去务农，当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其他的从来没有多想。

2.据说上世纪70年代，您当过人民公社社员，精通农活；80年代到城里打工，各种技艺毫不含糊；90年代时，承包农场50多亩耕地和100多亩山林，种地植树两不误。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您可能会成为农林专业户，是什么促使您后来转而从事起文化工作的？

粘良图：当时在农村，的确前前后后换过各种不同“角色”。1965年中学辍学后，我即从事农业劳动，期间还有几年在小学、中学代课的经历。上世纪70年代，顺应形势大潮，成了人民公社社员。南安建山美水库时，我也去了。由于平常比较爱写点东西，所以在建设山美水库时期，我认真写了不少宣传稿件，投稿给当地广播站，这些稿件绝大部分还真用高音喇叭给广播了出来，自己听了心底也是美滋滋的。80年代曾到城里打过小工，也曾跟着堂兄弟一起到山柄村去当打石匠，那是相当苦的活，但我还是熬了过来。到了90年代，开始承包农场，同样十分卖力，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在干活。即使遇到下雨天，有时也要出去撒化肥、种树，风雨无阻。我们那农场地广人稀，我们是三户人家承包了50多亩耕地和100多亩山林，多数时候只能靠自己来打理，所以是很辛苦的。之后，我有一位好友邀我去他开的布行里管账，所以我又当过几年的“账房先生”。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时任晋江市博物馆馆长的黄良先生对我有所赏识，出面邀我到博物馆内工作，就这样正式踏入了“文史圈”。

3. 1984年，您是怎么接触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后来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成了文坛上的一匹“黑马”，具体都写了哪方面的文章呢？

粘良图：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是国家布置给每个省的工作，即各地整理编写“故事、歌谣、谚语”卷，再经市、省遴选，最后汇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当时，金井镇文化馆也接到了任务，恰巧我父亲粘芳龙平日爱在乡里讲民间故事，文化馆就召他去开会。我一听这消息也很兴奋，跟父亲说：“要不我去吧，我会讲还会写，更方便。”父亲听了大手一挥：“好，你去你去！”结果我就去了，后来写了十来篇民间故事，全部都被采用了。这样一来，自己心里也算是有了点底，默默想：“看来我写的东西，还是能被接受的啊。”后来在书里还有介绍几位作者，我是其中之一。再后来，我就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报刊如《泉州晚报》《晋江乡讯》等，杂志有晋江文学刊物《星光》等，写的东西大多是文史类的，也有民间故事、短篇小说。紧接着，我的历史中篇小说《俞大猷蒙难记》在泉州市历史小说评奖中获原创类三等奖，这极大地鼓舞、激励了我。当时确实有人称我为文坛“黑马”，但我更想像一头老黄牛一样耕耘。有段时间经常写点短篇小说，然后投稿给《星光》，虽然比起其他作家来说，我没啥名气，或者土里土气。但我却经常被自己的作品感动。有这份自我感动，对我来说就够了。

粘良图先生（左）参加澳门历史研究会年会，与澳门大学历史系汤开建教授合影。

粘良图先生（前排左起二）参加德国波恩大学“福建的海交网络与地方信仰”研讨会，与专家教授合影。

4. 1997年，您入职晋江市博物馆。当时在馆内，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粘良图：1997年我入职晋江市博物馆，前面也提到了，是当时的馆长黄良将我招进来的。在博物馆期间，恰逢晋江市致力于城市改造提升时期，各地忙于修路建楼，工地中时常会挖出古墓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展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从1996年开始，光在池店平原的露头、池店、霞福、梧潭、欧祠山等地就清理出南朝墓、唐墓十几座。初时，我对于考古完全是从零开始，没有任何基础。但每次考古都会有一些省里或市里派来的大牌专家到现场指导，我们就根据专家们的指导，亲手操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是从农村来的，能吃苦，不怕累，每逢古墓墓穴打开，我就大着胆子在专家的指点下钻进钻出，清理文物。时间一长，慢慢也掌握了些考古方面的常识。

1998年，馆里清理晋江池店镇霞福村发现的一座南朝古墓。墓中随葬器物丰富，墓室后壁还有一块砖上阴刻“隆昌元年(494年)七月廿日为王智首造砖”铭文。该墓中竟出现了四百多粒料珠，每粒都很细小，为了它们不被破坏，我就用手从黄泥浆中将它们一粒粒捏出来。在珠子上发现有小孔，怕珠子会丢失，我于是用细线穿过珠孔，把它们一粒粒地串了起来。这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耐性与毅力的。当时我是十分喜欢考古这项工作的，所以也没有觉得有多苦，反而觉得是个学习的机会。每回考古，我都是能从头到尾地坚持下来。当时我在晋江博物馆有位搭档叫张红兴，在考古时我们俩都是属于较能吃苦耐劳的，所以配合起来很是默契。

晋江市博物馆创建于1986年，创建初期馆里人员较少，遇到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处理。后来逐渐进行了分工，细化工作。当时我们这组主要负责文物保护这块。譬如有田野发现，或者发现古建筑、祠堂、庙宇等，就积极去保护。有些是氏族或村落来申报文物保护的，我们都要去现场调查，小心翼翼地求证，然后再进行定性。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绝对容不得马虎大意。

5.《晋江文化丛书》是晋江市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自1997年启动，晋江市人民政府还专门成立《晋江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依托在晋江市文化馆，由李灿煌老师担任执行主编。据说您也参与了该丛书的编纂工作，是吗？

粘良图：你说的没错，《晋江文化丛书》是1997年启动的，一开始就由李灿煌老师担任执行主编，主持其事。至2013年，共编纂出版6辑38卷，逾900万字，涵盖了晋江的历史、人文、地理、建筑、民俗、掌故和文学创作，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堪称晋江的文化志和文化百科全书。《晋江文化丛书》第一辑于1998年完成，那时我刚进博物馆没多久，这一辑中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10月出版、黄良主编的《晋江揽胜》一书，我在其中写了多篇文章。从第2辑到第6辑，我都有贡献一至两个分卷，如第2辑中的《晋江碑刻选》《晋江楹联选》；第3辑中的《晋江史话》《古檗山庄题墨选萃》；第4辑中的《晋台宗祠及其姓氏源流》；第5辑中的《晋江海港琐记》《晋江民间风俗录》；第6辑中的《晋江历代人名辞典》等。这6辑丛书的编校工作我也有参与。

粘良图先生（左）与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过台湾》总导演郑宏志在晋江采访。

粘良图先生（中）与国际摩尼教研究专家交流。

6. 1997年至2000年，您在晋江到处访寻碑刻、抄录碑文，从收集到的300多通碑刻中精选出108篇（条），汇编成《晋江碑刻选》一书。在这本碑刻选的基础上，2012年，您与陈聪艺又合作编注了《晋江碑刻集》，将收录篇数扩至248篇。抄录各地碑文是一桩“硬工夫”，费时费力还费心血，为什么要做这事？

粘良图：早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郭志超老师曾送我一本《漳浦历代碑刻》，该书是惠安人王文泾编的，他几乎抄录、整理了漳浦境内所有现存碑刻。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平常我作为晋江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各村镇去踏勘时，也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历代碑刻散落于宫庙、祠堂、桥梁等处。这些碑刻反映晋江先民生产、生活的一些轨迹，不同程度地展示古代晋江的文明，可为今人借鉴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很有说服力的实物依据。碑石是有历史厚重感的，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学科的文化遗产，所以我想依样画葫芦，也搞一本碑刻选出来。于是我开始了长达3年的“劳作”，利用一切下乡机会和周末假日，到处访寻碑刻、抄录碑文。但做这件事还要能忍受住旁人“异样的眼光”。曾有一次我到五里桥中亭去抄录碑文，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有不少围观者对我指指戳戳，议论说“这人怎么疯疯癫癫地在这里抄啥”？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我从收集到的300多通碑刻中选出160多篇（条），进行分类、标点、注释，最后又删定为108篇（条），汇编成《晋江碑刻选》一书。厦门大学历史系郭志超教授在为此书作序时赞道：“科研既有认知也含情感。有着长期耕读经历的粘良图先生，与寒山衰草中的摩崖碑铭别有一番情缘。他从事文博工作后，即在前人零星成果的基础上，对晋江石刻遍寻穷探，捶拓拍摄，目验手录，并加以分类、考证、标点和注释，编撰成书。其中，若干曾抄载于古志的碑文，其漏脱讹误也在此书中得以补正。透过山川题铭、官规民约、水利桥道、馆舍祠宇、寺庙宫观、冢道墓志等石刻文字，可以察见古代官绅与民众的相克和互倚，民间内部的和谐与对抗，行政权力对地方纷争的排解和杜渐，礼治和法治的并济，生态环境的保护，功德懿行的崇尚，等等。纷繁的石刻资料确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了解别开新的洞天，它将成为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珍藏。”

为弥补《晋江碑刻选》中的“遗珠之憾”，2012年，我在这本碑刻选的基础上，又与晋江市博物馆的陈聪艺合作编注了《晋江碑刻集》，于2012年7月作为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郭志超教授再次作序推介本书称：“原本收录108篇，增订本扩充至248篇（300通碑文），焕然一新”，“荟萃于本书的石刻，展示了‘海滨邹鲁’的一个侧面，使我们加深了对（晋江）这一历史文化名县的了解，更加珍惜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本书的现实意义并非虚言”，“读了本书，更加眷念这片土地。它不仅使我们丰富对历史晋江、文化晋江的认识，而且激发着审美晋江的情感和思考。这种审美，不仅有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还有环境之美”。

7.有人说《晋江草庵研究》是您迄今为止贡献最大的一部著作，您自己认同这种说法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起晋江草庵，对它的研究又是如何开展的？

粘良图：这本书的影响可能比较大，主要还是因为晋江草庵名声在外。1996年,草庵石刻被认定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我到晋江市博物馆工作后，晋江市政府着力抓草庵的环境保护，我们责无旁贷，经常要去位于苏内村的草庵四周巡视。我也因此与草庵结下不解之缘。当时我就在想，草庵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景点，需要配备更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方能彰显其特色，扩大其影响。可惜历来这一方面的资料储备较少。于是我自己不揣愚陋，动手搜集摩尼教（即明教）与晋江草庵的资料，冀为草庵添光彩。在搜集过程中发现，摩尼教只是一种非主流的外来宗教，草庵是福建东南一隅的一座小寺庙，古代文人墨客似乎并没有太多关注过它。我只得另辟蹊径，由田野调查入手，走访晋江特别是草庵周遭的野老村叟，查阅相关的族谱资料、私乘笔记、签诗簿、墓志铭等。其间得到了许多村民的热心帮助，为我的调查提供资料与线索。一番努力之后，果然有所收获，特别是对于元、明之后草庵明教的衰落及衍变过程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当调查探索有所心得时，我又就“苏内境主公”“草庵签诗”等问题向国内研究摩尼教的大师——中山大学历史系林悟殊教授请教，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最终写成《晋江草庵研究》一书。2008年，该书被列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之六，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5月，增订出版了第二版。2019年10月，该书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福建文博系列（2009—2019年度）成果评审推介活动“福建文物考古博物馆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林悟殊教授曾撰文评述《晋江草庵研究》一书的贡献：一是借助族谱，阐发明教草庵的生态环境；二是解疑发覆，勾勒晋江草庵沿革的历史；三是田野调查，显示明教的最后归宿。“粘良图先生发现了该教逐步华化后融入晋江民间信仰的具体痕迹，确认了波斯摩尼教在中国的最后归宿。就其学术价值而言，可说是为华化摩尼教研究提供了实质性的新知。这无疑是泉州文博工作者对华化摩尼教研究的又一新贡献。”

粘良图先生（右）与敦煌研究院杨富学教授合影。

粘良图先生（左）陪同中山大学王丁教授参观草庵。

8.您的专著《晋台宗祠及其姓氏源流》2007年出版，采写了晋江43个姓氏52座祠堂，特别是还体现了两岸同根同祖的历史。据说您接受撰写任务后的一年中，奔走于晋江各姓祠堂之间，调查采访，检阅资料，为台胞寻根和开展晋台关系研究汇集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和线索。能详细谈谈当时是如何在两岸间开展工作的吗？

粘良图：我一直认为祠堂是联系两岸姓氏族群重要的纽带。海峡两岸有非常多的姓氏祠堂，这些都是两岸同根同祖的历史物证。譬如我们粘氏的宗祠在晋江衙口，上世纪90年代要重修时，有一位70多岁的台湾宗亲粘火营还特地一年里来回二十几趟，只为参与这座祠堂的兴修，他不断地捐钱，不断地来探视，可见祠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在古代，祠堂往往是一个村落中最精美的建筑物，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祠堂的建与毁、迁与修，也承载着乡土人文的沧桑变换，记载了人间的盛衰沉浮。所以我觉得两岸祠堂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为了采写晋台宗祠，特别搞清楚两地祠堂间的联系，我确实走访了几十个姓氏的数十座祠堂。每到一个姓氏的祠堂，我都会要求查阅当地族谱，并且采访族中耆老。可能因为我本身是个“农民”，所以跟村中老人沟通融洽，往往可以收获不少第一手的资料和线索，从而解读出两岸姓氏祠堂之间的联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写姓氏祠堂的文章一定要有根有据，因为有太多人盯着你了，容不得半点差错。《晋台宗祠及其姓氏源流》是2007年出版的，也被收入《晋江文化丛书》第4辑中。

9. 2010年出版了专著《晋江海港琐记》，华侨大学李天锡教授作序，概述该书“广征博引，互相印证，为人们展现了一幅幅或物华天宝，或风光绮丽，或波澜壮阔的画图”。晋江多海港，要尽述其史并非易事，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部关于海港的著述的？

粘良图：我们常说晋江人文与地理的关系，其实就是人与海的关系。晋江有这么多华侨，还有蒋德璟、黄景昉、施琅等一大堆历史名人，归根究底也都与海洋文化息息相关。本来李灿煌老师布置给我的题，是让我写一本学术性较强的晋江海港史论。说实话这个我真写不来，所以我只能写点具体的历史片段，从而来反映各个时期晋江海港发挥的作用，《晋江海港琐记》就是这么来的。这本书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涉及的方面包括军事、经济、人物、地理，包括对台关系，基本都有。

10.除了晋江市博物馆外，先生您还在晋江市文联、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建设管理办公室等单位供职过，期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粘良图：我是2009年从晋江市博物馆退休的，但实际上是2010年才正式离开。之后有到石狮市博物馆帮忙整理一些文献，大概花了将近一年时间。2010年进入晋江市文联，时任文联主席的陈多多先生对我非常支持，使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参加各类考古工作。是年，已调至泉州市博物馆的张红兴带队开展“泉州地区沿海沉船陆上调查”，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大家一起进入沿海乡村进行实地访谈、调查，尽力梳理泉州沿海地带的古代沉船疑点和文物点。我在晋江市文联待了4年左右的时间，2014年，我经过田野调查，搜集整理了与晋江五店市街区相关的史迹资料、人物及风物传说，写出了《五店市讲古》一书。这本书包括“史乘钩沉”“祠庙访古”“宅第探源”“人文传说”等四部分，这是一本介于地方史研究和旅游导览的宣传书籍。我大概是在2016年至2017年间到五店市传统街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上班的，五店市这个地方建筑形式精美，文化特色显著，写作环境很好，让我每年都有作品问世。

粘良图先生（前右一）参加中山大学“中西交通与文明网络”论坛，与中山大学历史系林悟殊教授（前左一）等合影。

粘良图先生（右）参加中国民俗协会年会（天津），与乌丙安教授合影。

11. 2014年晋江市人民政府成立《晋江文库》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着手《晋江文库》编辑出版工作，您也应聘为工作委员会委员。迄今为止，《晋江文库》出版了哪些著述，文史界反响如何，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粘良图：《晋江文库》迄今为止已出版了几十本文献典籍，包括《悫书》《陈紫峰先生文集》《自叙宦梦录》《国史唯疑》《白毫庵集》《正气研斋汇稿》《山家清供》等等。这期间我也有帮忙搜罗一些文献古籍。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明代大学士张瑞图的那本《白毫庵集》。当时决定由我来为这本书校注。我本身并非科班出身，所以在进行这类古籍校注时是战战兢兢的，唯恐会出纰漏、留下笑柄。在校注过程中，我不断地请教方家、学者，真是煞费苦心。所以在这本《白毫庵集》出版后，我才算松了一口大气。后来我又校注了蒋德璟《慤书》、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待出版）、柯辂《柯淳庵诗文集》、林洪《山家清供》，审订了吴钟善的《守砚庵诗稿》《守砚庵文集》等。另一方面，我也参与了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库》的整理编纂工作，点校了丁炜《问山集三种》、郑兼才《六亭文集》、蒋德璟《慤书》，另有蒋德璟《蒋氏敬日草》一书尚待出版。这些文献典籍的出版，对于泉州、晋江的文化传承与文化系统的构建都有着重要意义。文史界对于这类书籍的出版，大多也是持赞赏态度的，说明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

12.《耕余集》是您去年出版的力作，“耕余”二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部作品的情况能否也请您简要介绍？

粘良图：取名“耕余”有两重意思：一、我种田出身，自1997年到博物馆参加工作以后多年，仍一直没有脱离农场的耕作活动。种田后还能写点文章，故称“耕余”；二、我们知道犁田后，往往会在田地里有意外的发现，比如捡拾到遗落在角落里地瓜、土豆之类的，我也希望以此来借喻在文学的田地里耕作之后，能有所得、所悟，也能有收获的满足感。这本《耕余集》主要是收录了本人自1992年迄今，从事学术研究在刊物上发表或在研讨会上宣读过的相关文章60余篇。根据其内容，约略以历史、谱牒、神庙和民俗几方面来分类，而其立足点总离不开泉南家乡这片热土。

13.很多文史界朋友称您是“农民学者”，您对这个称呼满意吗？平常您又是如何做到农、文兼顾的？

粘良图：我本是一介农夫，即使当初在晋江市博物馆时，也是当了六七年的临时工，直到2004年才转正。近年因为收集整理《耕余集》里的这些旧文章，因而想起30多年来本人经历过的学术探索道路，不由感慨良多。我能从一名乡下种田的农民，慢慢有机会到城里来进行学术研究，有机会出版自己的文集，首先要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让我能结缘晋江市博物馆，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更多的学习资料，有机会向专家学者学习，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走入田野，丰富见闻，增长知识。同时也要感谢一向以来诸多师友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如已故的晋江市文化馆馆长李灿煌老师，对我关怀备至，使我在学术道路上能心无旁骛地前行。像李老师这样帮助我的人还有很多，感恩之心便一直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力之一。我觉得朋友们说的“农民学者”非常准确，在晋江市博物馆工作之余，我也照样每周回家下地耕作，从未间断。亦农、亦文，一手抓锄头、一手拿笔杆，正是我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