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林

父亲生病那年，他53岁，我25岁,从此我俩之间便无法用言语进行正常的交流。

父亲本来话就不多，早年我在县城上学，每学期父亲至少来看我一次，带我去学校附近饭店，一言不发看着我狼吞虎咽。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整天在家“卧床”，父亲只是淡淡地问我要不要复读，没有半句责怪的话。即便我参加工作，父亲也极少叮嘱我该如何做人做事。或许父亲读过王守仁的书，相信“心即理”，相信受过教育的孩子自会明理。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笔力劲挺，颇为灵动。从我上小学高年级起，父亲经常给我写信，我就仿照他的字。据村里长辈们讲，父亲小时候挺会读书，无奈家里穷，供不起他读书。他高中没读完，就随爷爷到邻县木器厂当学徒。大概是有点文化，人又老实勤快，慢慢地父亲便走出车间，从事管理工作。

那年病愈返乡不久，父亲交代我办的唯一一件事，便是迁回他的党籍。他25岁入党，在那个年代很难得，这是父亲此生最大的骄傲，在外闯荡的岁月镌刻他的努力和付出。可惜直到现在，我也没听过他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

父亲是舍不得天天吃降压药而病倒的，中度脑溢血。那时集体企业已经改制了，父亲处于半失业状态，收入很低。接到姐姐一大早打来的电话，我定了定神，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决定给父亲做手术，便搭公共汽车赶去医院。事后回想，这应该是我此生做出的最果断、最正确的决定。等我赶到医院，父亲已经从手术室出来。由于抢救及时，经过几天用药，父亲可以下地行走了，我才把母亲接过来陪护他。一个月后父亲出院，直接回老家，住进他打拼大半辈子建造的单层石屋。

当时我在乡镇上班，只能帮父亲带药，每周回去一趟。父亲自制力极强，戒掉几十年的烟瘾，坚持锻炼，还天天骑自行车到村里老人会读书看报，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他不但行动自如，还能养鸡种菜，自给自足。后来我小孩上学了，母亲来县城帮忙，父亲硬是不肯来，想必是怕增加我的负担，抑或是习惯了农村闹中有静、忙碌而充实的生活。我拗不过他，只好随他的意，日子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过着。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诚然，在内心缠斗的虱子，是良知，是欲望，是善念，是邪恶，是抱负，是失落。一路走来，我努力过，彷徨过，有得有失，不知为何，时常感到孤独无助，内心被一种挫败感包围。父亲依然过着他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虽偶有病痛，终无大碍。前些年小孩在市里上学，两个老人还一起陪读，小孩对爷爷奶奶比对爸妈还亲。

如今父亲老了，我也不年轻。过几天就是父亲80岁生日，我已备好酒，到时候跟他喝上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