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佃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被视为毛泽东名篇之一。

读到文章，是我上中学后的事。

不过，当时，对文章的蕴涵，我理解十分肤浅；记住它，是因为文章中提到的“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一句。

“陈卢”何许人也？《毛泽东选集》每一篇的页脚，都有注释。“陈卢”二字注释为：“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读到这篇文章时，已是我离开故乡数年后的事。

记得老师讲到匪首陈国辉时，我记忆中的旧时光竟瞬间被激活了。

我的故乡在今天南安市九都镇，也即原南安县九都公社。1972年初，应国家建设需要，在九都境内蓄水建成山美水库，两万余故乡人民先后迁移至同安、长泰等九县一市。如今，我的故乡已淹没在一片汪洋中。

在我模糊印象中，移民之前，九都公社政府所在地设在墩兜街一带。

我所在的大队，叫鹏声大队。那是个小盆地，四周山峦叠峰，出山的路，除了水路，就是一条仅容得下一辆板车通行的羊肠小路了。

七八岁的我，第一次走出山门，就是跟着父亲，推着板车，拉着生产队的稻谷，到墩兜街交公粮。沿途砂砾硌脚，却也全然不知，一心想着张眼看世界。

到了墩兜街，但见街道两旁，两溜洋楼，全都是“洋灰”（水泥）构架，墙上的白粉虽已斑斑驳驳地脱落，但于我而言，那是何等的气派！

公社的粮站，设在一溜洋楼的一层，父亲拉着板车，我在后头推着，在坎坷不平的石板路上吃力前行，直至将一车公粮过磅，才算了结。

走出粮站，已是晌午，火辣辣的太阳明晃晃的，加上已饥肠辘辘，也就顾不上多看洋楼一眼了。

父子俩坐在街旁的饮食店，端着一碗地瓜粥，正要下肚时，却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戴着高帽的男女，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从跟前雄赳赳走过。还没读书的我，标语是看不懂的，听到的只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打倒陈国辉！”

我一脸茫然，陈国辉是什么人呢？从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我才略知一二。

原来，陈国辉是跟毛泽东打过仗的土匪。他的老家，就在墩兜村，也就是公社政府所在地。

对于陈国辉的种种，父亲也知之甚少，从他嘴里说出的，只能归之于野史一类。比如，父亲说，当年，国民第十九路军诱捕陈国辉时，陈国辉戎装待发，家里的大黄狗，却死死咬住他的裤管，不让他走。一怒之下，陈国辉狠狠踹了大黄狗一脚，大黄狗惨吠了几声，才松了口。哪知，陈国辉一去不复返，被十九路军给毙了。后来，听说那条大黄狗从此杳无踪迹。

我查了一下陈国辉毙命的年月，有的资料说是1932年12月，有的则说是11月，但我想，或许都对，因为，那可能是公历，也可能是农历。

我不解地问父亲，陈国辉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打倒”他？父亲接续着他的“野史”：陈国辉虽然已死，但他在世时，有过三妻四妾。其中的一个小老婆，还活着，还生活在墩兜街一带。据说，他的这个小老婆生的一个女儿，是陈国辉的遗腹女，起名“白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群众揭发说，“白虹”就是为了纪念陈国辉，就是暗讽今天的一切是“白色恐怖”。如是，不打倒行吗？

本来，父亲讲的这些野史，早已是雪泥鸿爪；但中学的那篇课文，却埋下我探寻历史秘密的种子。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福州求学，节假日常去的休闲好去处，当推福州西湖。但是，福州的同学说，晋代，福州以前有一个东湖，面积比西湖还大。当时的东湖，还在城外，也就是今天琴亭湖、东湖宾馆、屏山公园、温泉公园一带。沧海桑田，昔日东湖，早已积淤成陆地。

大学毕业后，我求职的第一个落脚点就在屏山附近，属于旧时福州东湖地界，也即当年第十九路军枪毙陈国辉的地点。我诧异中带着好奇，查阅资料，踏访街巷，想有所发现，最终徒劳无功。

直至到了厦门，一次上鼓浪屿，闲庭信步，不经意间走到了一条幽静的小路，见牌子上写着“福建路”三字，突然想起一位好友的姐姐，曾讲起福建路37号的故事。那是我听过的最真切的有关陈国辉的故事，它再次让我有种探访杂道僻径的冲动。

福建路37号是一座带院门、围墙的红砖洋楼，门上挂有厦门市政府授予的“历史风貌建筑”牌匾，标注“建于1920年”。

比起这条路上鼎鼎有名、富丽堂皇的海天堂构，这栋历史风貌建筑实在“其貌不扬”。但走进去却能发现其奇特之处：眼前的红楼看似一个整体，其实是由主附楼拼接而成。主楼有三层，红砖颜色较深；附楼两层，红砖颜色较浅。主附楼前后紧紧挨着，这样的构造看上去既不美观，也不实用。

那么，红楼到底有什么来历？为何建得如此奇怪？好友的姐姐说，这是因为当年红楼的主人就是民国时期闽南大土匪陈国辉。

陈国辉的身份，今天依然可以从民国时期《江声报》《申报》等故纸堆里找到一鳞半爪。他18岁投奔“民军”，兵败后上山为匪。而后他参加过北洋军、北伐军、靖国军、护法军、讨贼军、省防军，势力逐渐壮大，从江湖草寇摇身一变为“泉南王”；三十出头，陈国辉便一手掌握了莆田、仙游、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闽南八县的军政大权，显赫一时。与其他军阀不同的是，陈国辉集官匪于一身。为官时，他修路架桥，建设市政，捐资办学，倡修孔庙，以博民心；为匪时，他强占侨眷，敲诈勒索，烧杀戮虐，祸害乡里。闽南一带的华侨侨眷，经常遭陈国辉打劫，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将其正法。最终国民第十九路军以“横征暴敛，擅创私税，勒种罂粟，屠杀焚村，摧残党务，拥兵抗命”多种罪名，将陈国辉处死，时年35岁。

陈国辉死后，匪伴陈育才、陈雄金等主张将其安葬在南安的“虎秀”（闽南话：虎穴），但陈国辉的爱妾蔡瑞桐认为陈国辉生前结怨甚多，还是安葬在鼓浪屿安全。所以，1934年6月20日，陈国辉毙命一年半之后，便移葬鼓浪屿“息园”，也就是今天福建路37号宅前花园。

据老鼓浪屿人回忆，当年息园内建有水池，墓地装饰气派，环境幽雅，常有人溜进去玩耍嬉戏。1958年，息园铁门被拆去“大炼钢铁”；“文革”期间，墓地遭挖毁，陈国辉尸骨不知所终。

今天的息园，已面目全非，但37号红楼保留至今，被作为公房管理；作为历史的见证，37号（陈国辉宅）2013年被思明区政府列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站在红楼前，我心里五味杂陈，功也好，过也好，罪也好，罚也好，陈国辉的名字已消融在历史的云烟，怕是连他的后人也不再提及，只是作为他的同乡，父亲曾经提起的几则“野史”，让我随手写下几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