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八十余年生命史，透视时光的隧道，最为黑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而从黑暗的尽头透露出一线光明的转折点就是德化一中。

1970年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全部下放农村。当时的感受真是五味杂陈，心乱如麻。196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从北大“调动”到华侨大学，明知被贬，仍然怀着奉献青春的浪漫理想来到我心灵地图上还不存在的泉州。接着一连五年被打入教学冷宫，“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句完全是捏造的谎言，引发大字报围攻，全校两千张，我独享一千。接下来整整四年，破帽遮颜，忍受着学生的冷眼、鄙视和敌视，就是挚友也只能在宿舍交谈，不敢在公开场合与我言笑。

学校解散，全体下放，一则以喜，终于可以脱离这个千夫所指的恐怖氛围，一则以忧，这也许是和大学校园最后的告别了。前途渺茫，难道就此变成日出而作的农民？到了德化，最高的理想是留在城关教中学，教小学也成。但是，领导讲话传达了，不能让大学里思想不好的到中小学，孩子心灵白纸一张，容易受到污染。下到德化的几十名教师，留在城关教小学的只有一两个。余下的都到公社，也就是今天的乡镇。虽然乡镇也有学校，甚至有中学，但是我没有资格。行李搬到大队，在大队蹲点的干部，又把我“分配”到生产队。还要攀三百级石阶，才到达云雾缥缈的木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田里挑水，用木炭炉烧水，洗脸，煮饭，然后是洗碗，涮锅，再洗脸，洗手。一套程序下来，九点多钟了。按习惯本该是读读书的时间了，但是，米和菜要到十里开外的公社去买。把一个月二十八斤的米背到木屋，已经是十二点多。煮饭，午休，两点半了。该读书了，想到晚饭要煮，又开始生炉子。吃了晚饭，洗洗涮涮，天黑了。点上煤油灯，拿出仇注的《杜甫全集》。不知是筋疲力尽还是心灵空虚，竟提不起劲头，勉强坚持了几天，深深感到在这点灯都用松明的地方，读杜甫有什么用呢？改读英文本《老人与海》，薄薄的一本，居然读了半年，洗脸时，发现鼻孔里的煤烟越来越厚。真像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一样孤独，但却缺乏他那种失败了的硬汉子精神。社会不需要杜甫，这里善良的农民也不需要海明威，更不需要我。

从来把读书当作第一生命的我，正是而立的壮年，浑浑噩噩混日子，浪费着只有一次的生命。但是，也不无自慰，已经沉沦到生活最底层，再有什么运动，也不能整到哪里去了。偶尔和纯朴的农民谈笑，还是不能抑制不时袭来的无名的郁闷。我在北大，大大小小也算是个才子，在大学里，习惯于享受尊敬的目光，如今却沦落到为人漠视、歧视，最多是怜悯的对象。我不无委屈地感到自己成了俄国文学里的那种“多余人”。

也许是应了《易经》所说“否极泰来”的规律，突如其来，吩咐我到县城报道。

教育组负责人眼睛都不看我，命我到德化最高学府——德化一中去教语文。这当然是喜从天降。但是，翻一翻语文课本，却感到惶恐。第一课就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全是崇高的命题，我自知思想落后，处于“反动”的边缘，哪里能领悟其中博大精深的内涵，弄不好犯政治错误。我说，我不会教语文。那个负责人，有点不耐烦，冷冷一笑，你中文系毕业的，怎么不会？我说，我的思想有问题，教不好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他不说什么，只用眼睛威胁性地斜视着我。要知道当时多少陷在农村的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就是上调城关，我这样不识抬举，有可能被退回农村。我感到了事情的危急，努力用一种卑微的口气说，我可以教英语。

那是 1973 年的春天，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年前访华，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学英语热潮。广播台的英语学习节目甚为风行，民间流传着一本《英语九百句》，洛阳纸贵。他有点惊讶了，终于把眼睛正对着我了，但是，没有说话，我立马读懂了他眼睛里写着的疑问。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英语，初中、高中前后十几年都在学。大学生时期就能读英文原版的《简爱》，大学毕业后十年如一日，坚持学英语。”他当然不懂得什么《简爱》，可眼光里的惊异渐渐消失，终于施舍一丝笑意。我知道，那时中学增开英语课程，根本没地方去找教师。他做出宽宏大量的姿态，拍拍我的肩膀，说：“那好吧，过几天，有专家来县里巡回培训，你去参加吧。”

虽然觉得培训对我来说完全是第六个指头，但是机不可失，还是去了。

我有意坐到后排，培训教师一进门，我就认出是华侨大学外语系朝夕相见的朋友，他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接受你们的培训啊。”他笑了：“你还要培训什么？你应该去培训他们。”其实，他们的培训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就是最简单的读音，加上国际音标之类。不过，我不敢掉以轻心，一连几天，坐在后排抄了整整两三本新诗集。

初到德化一中，眼前的一切让我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惊异。这是一片多么神奇的文化景观啊，全城只有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才有两三层红砖楼，其余房屋都是平房，黄泥巴的土墙，而一中却坐落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宏伟高大的孔庙之中。一进门就是泮池，拱形的石桥横贯，桥下虽没有鱼，但有几片睡莲叶子。迎面则是大殿。四根直径一尺以上的廊柱高高耸立，猩红的漆泥有些剥落，仍然残存着往日的显赫。“大成至圣”的匾额，积满灰尘和蛛网，我仰望良久，力求辨别上面的字迹，一不小心感到胯骨疼痛，原来是碰到了廊柱之间的乒乓球桌。

大殿两旁是校舍，分配给我一个单人房间，在二层，墙壁都用黄泥和碎砖冲压而成，一块砖头都没有，倒是用石灰刷过的，木质地板。居然还有一张办公桌，一个小小的书架，一张藤椅，这显得很有点奢华了。把门一关，这就是我的天下了，我的生命将从这里重新开始。那没有校园、没有学生、没有同事的流浪生涯一去不复返了，那种难以驱遣的“多余人”的隐痛消退了。闭上眼睛，听到久违了的上课的铃声，篮球场上的欢笑声。封闭了三年的教师的感觉，一下子复活了。我可以大声地反复朗读海明威了，我生命最空虚、最黑暗的阶段结束了。最为难忘的感觉是，不但学生叫我“孙老师”，而且一中的同事也这样叫，他们是那样的真诚，好像我真是他们的老师似的。

已经三年多，长达一千天，没有听到人们这样叫我了。我再也不是从孩子到成人口中那个“老孙”，那个人前人后都是“老孙”的空洞贫乏的符号消失了。“孙老师”的称呼，意味着生活需要我，我不再是生活中多余的人了。

正是在德化一中，我恢复了为人师的尊严，当教师的幸福感复苏了，生命的转折点就在这里。

未来从今天开始。

那时的英语课本，真是太简单，一开头就是“毛主席万岁”，还有美国人都可能看不懂的“赤脚医生”（bare foot doctor）之类。一课只有四五句，最多七八句。两个班的课程，我上了一个班，课文都背上了。有时，我两手插在裤袋里，不拿书就去上课。学生们觉得我好潇洒，我的语调比较流畅，他们感到有一点洋味。学生们大都由于好奇而专注。

为了给他们真正的英语感觉，我探亲回沪时，买了电唱机和电唱片，在课堂上放给学生听。当然不免脱离实际，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还有诗词，学生哪里可能听懂？后来我就改放一些英文歌曲，如澳大利亚的《剪羊毛》，还有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学生们虽然听不懂，但却会跟着唱。学生习惯于背英语单词，我觉得这是最不好的学习方法。根据自己多年学习英语的经验，我以为最佳的途径乃是造句，在生活中运用。但是，山区的孩子们在家里都讲闽南方言，要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对话是很困难的，我就让他们写英语句子，把句子连贯起来，就是一篇简单的文章。我把最好的作业集中起来，出了黑板报。虽然，其中有些句子是中国式的，所谓 chinglish, 但是这也激起了那些孩子的勇气和兴趣。

电唱机放在我的房间里，放出的歌曲不仅有英语的，还有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诸如兄弟民族的民歌之类。这就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他们不时到我房间里聚会。语文老师，美术老师，纷纷来谈文说艺。教物理的徐志诚老师，很有才华的，可惜在德化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委屈了他的才气。美术老师，画得一手很像样的国画，我向他求了一幅。语文组的老师告诉我，当时风行全国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主题歌，其主题来自一首西方的乐曲。历史老师本来是山东大学的，借着下放的机遇，回到了家乡。这个似乎是穷乡僻壤的山区中学，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一些德化的文艺青年，也不请自来。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青年女歌手来独唱。一时我那陋室居然也就“谈笑有才子，往来无庸人”了，回想起来，那应该是当时德化的一道文化风景。这些常客，后来有不少成名成家的。如德化瓷厂的洪惠镇，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成为画家、权威的美术评论家、厦门大学艺术系教授。

从 1966 年“文革”一开始到 1973 年，文学作品在报刊上长期绝迹。后来我发现，《福建日报》上出现了诗歌。福州出版了《福建文艺》，泉州则有《泉州文艺》。我一看那些诗歌，产生了一种自己都觉得狂妄的想法：就这个水平吗？我随便写写，也比他们强。正好德化也出现了《德化文艺》，主持工作的是陈志泽（他后来成为泉州作家协会主席）。他虽然不是一中老师，但住在一中，因为他太太在一中教书。他是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我们有共同语言。我的创作冲动得到他的支持，发表出来的第一首诗的开头是当时风行的民歌体：“好竹出好笋，好瓜生好藤。顶着那：大暑小暑，奋战着：抢收抢种。”这首幼稚的诗，居然成为我生命质量的另一台阶，我继续写下去，不久就有新作在《福建日报》登出来。今天看来，难免假大空，可在当时，不但是在德化，就是福州，都有些轰动。更多的知识青年到我那土房聚会，其中一个英语相当不错，他母亲是中学英语教师。他的名字叫连心达。我们有时，也谈自学英语的体会。

正是因为这首诗，我被刚刚复办的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注意到了。刘登翰向两个学校的有关负责人士介绍了我。他们惊讶：居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窝在德化！师大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徐仁杰同志眼明手快，居然就通过省里发了调令。

其时我当然一无所知。

德化教育组不想放我，就采取鸵鸟政策，按兵不动。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和学生已经建立起了相当亲密的关系。不少学生常到我房间里谈天说地，有些从我这里借书。有一个女同学，姓马的，她热爱文学，从我这里借走了当时还很稀罕的两本小说。两天以后，就来还书，我奇怪了，看书速度这么快？她说，不用看了，你要调走了，省里来了调令。我不太相信：你怎么知道的？她笑眯眯地说，我当然知道。这时我才想起她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的女儿。

我立马赶到教育组，那个负责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说，不要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了，马书记的女儿可是我的学生！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放下身段，说那英语课怎么办？谈判的结果是：第一，我可以先到福建师大去报到，但是要把这学期的课上完；第二，推荐一名英语教师。我就把连心达推荐了。这位负责人对这个才是初中生的知青的水平有点怀疑。我说：“他的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他再不行，难道他母亲不会辅导他吗？”改革开放以后，连心达去美国，成了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

他终于妥协了，他的目光似乎变得温暖起来。临别时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孙老师，我们一言为定。”这是他第二次拍我的肩膀，第一次叫我“孙老师”。

回到宿舍，心情平定下来，我在默默欢欣中，突然冒出来一丝不安，留恋之感油然而生。德化一中，待我不薄，顾我于逆境，温我于冷漠，慰我于异乡，敬我于忧患，我怎么好意思就这样甩手一走？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中断的生命价值在召唤我，我终于在学期未了，离开了那泮桥，那大殿，还有那大殿中时常让我脱光了上衣打乒乓球的桌子。带着渴望，带着一丝惭愧。

从 1973 年至今，整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种感恩和惭愧的心情早已忘怀。可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种感觉又复苏了，正如普希金的诗所言：过去了的一切，变成了亲切的怀念。

2019 年 8 月 20 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