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郡舟船史 浩荡千古风
“每岁造舟通异域”,造船和远洋技术的日趋完善,让“闽籍商人”雄起天下,闽南人经商和移民的履痕遍布全世界;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点多数也折射出了当年舟船技术水平日益发展的影子

福建渔船船模 (陈起拓 摄)

泉州“鱼鳞册”结构复原船(资料图)
福建自古即有“闽在海中”的说法,境内河溪纵横,既有闽江、晋江、九龙江和汀江四大河系,又有霍童溪、木兰溪等溪流。曲折的海岸形成了诸多天然的良港,也形成了福建“非梯航不通”的地理环境,闽地造船由此应运而生。尤其是泉州,凭借发达的造船业和商贸业,在宋元时期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世界近百个国家有海上贸易往来。如今,泉州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中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等,也折射出了当年舟船技术水平日益发展的影子。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从根本上受益于其水陆联运交通网络方面的飞跃式发展,其中舟船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一直呼吁,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船模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简称“海交馆”)承担起这份重任。据东南卫视近期播出的专题片《习近平与福建文化自然遗产》报道,上世纪90年代,海交馆启动大规模古代木帆船科学复原工程,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和造船师傅,复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各式古船。经过8年努力,海交馆完成了多达156种船型的复制。当时,大家迫切希望能给这些古船复制品建一个大型船模陈列馆,以展示工作成果。但由于缺少建设资金,工程迟迟未能上马。海交馆原馆长王连茂回忆称:“我们做完了船型,但没钱建陈列馆,就向当时的习省长写了一份报告。”2000年8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得知情况后,立即作出批示:“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在批示结尾,习近平叮嘱:“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为落实习近平的批示,福建有关部门迅速协商解决建馆所需资金。很快,展厅改造与陈列所需的320万元经费全部落实。2001年2月,船模陈列馆正式动工。两个月后,习近平来到海交馆考察,他表示:“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透过船模陈列馆,习近平看到的是泉州深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泉州的舟船历史,也引起了世人更多的关注。
从战国时期起,今泉州地域范围内就遍居擅长造舟航行的闽越人。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拥有勇于与风浪相搏、敢于闯荡海疆的豪迈性格。到秦汉时期,闽越族就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了乌船成了当时人们重要的海上交通用具。至迟在三国、六朝时期,华中、华南、东南一带的航运业便已崭露头角。《旧唐书·崔融传》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百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航运业带动商业的发展,牵系着万民生活质量能否提高的问题,故自古以来备受官方的重视。而造船业作为航运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当其冲。
有唐一代,福建的经济开发取得较大的成就,人口大量增加,农田得到大面积的开垦,商业贸易日益繁荣,福建的造船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所造船舶,以船身大、容积广、构造坚固、抵抗风涛力强、适于远航著称。据《西山杂志》载,唐时,泉州所造海船“舟之身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高四丈五尺余。 底宽二丈,作尖圆形。桅之高十丈有奇。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担之多。”唐代福建船舶已大规模地采用榫钉接合和油灰捻缝技术,这种技术的独到之处在于,整个船身皆以榫卯及铁钉连接;船体的空隙处用油灰捻缝,从而保证了船舶的牢固性和抗风力。
到了宋代,泉州海上交通技术更加发达,远洋贸易海船的建造技艺也日趋成熟。《宋会要辑稿》所载的宋初全国官办造船场中,泉州赫然在列。宋元时期,泉州古刺桐港内的远洋海船基本都运用了“水密隔舱”“鱼鳞搭接(也称鱼鳞册)”“多重船板”等海船建造工艺,船舶在海上的安全性、稳定性,都因此大大提高。据泉州市文博研究员陈鹏在《法石的造船和航海》一文中介绍,宋元二代,泉州是中国沿海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之船除通海贸易外,政府经略国外所需战船也资自泉州等地。特别是元初,朝廷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就诏令泉州等地“造船三千艘”;至元十九年(1282年)又敕令泉州诸港“兴造大小船三千艘”。
明代以来,泉州沿海海防、军备的需要,也推动了舰船技术的发展。明初,惠安崇武建城后配备了不少数量的各种类型的海军舰船,其中的一些就是在崇武本地建造的。明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间,泉州沿海因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如《崇武所城志·战船》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户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今人呼其地为船场下。”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特别是引进“旱针”指南定位技术,使得船舶更具安全性。
到了清代,随着西方造船技术的引进,泉州海船建造吸收、接受西洋的“肋骨造船法”,再加入自古传下的水密隔舱技法进行建造。即铺设龙骨后,先树立船舶肋骨,然后建立水密隔舱,同时铺设船壳板,这样的好处是船舶强度高,而且大隔舱便于装载单个体积较大的货物,同时兼顾船只航行的抗沉性、安全性。这种“肋骨+水密隔舱”的建造方式是清中晚期泉州船舶的主流建造方式。
纵观历史,泉州古船建造技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千年的岁月流转中不停地演变和进化。伴随着舟船与远洋技术的日趋完善,闽南人经商和移民的履痕也遍布全世界,“闽籍商人”雄起天下,成为海外华商最大的一支,也为闽南文化注入了非凡的活力。 □记者 吴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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