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华   

有了一代代的文脉相传，我们才得以知道我们的历史。图为始建于唐代的泉州府文庙。（陈起拓 摄）   

1945年，泉州文化界人士忧心于地方文献典籍遗存己十无二三，且流散各地，现状堪忧、亟待抢救，在府文庙蔡清祠成立了“晋江文献整理出版委员会”，当时的晋江县政府还特别拨出部分“屠宰捐”作为整理出版的费用。可惜的是，在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文献典籍整理显得曲高和寡，此项工作于次年便草草收场。

“盛世修典”为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不仅延绵不绝，且能踵事增华，由细流，而大河，而汪洋，一朝胜似一朝，一代强过一代。“比屋弦诵，人文为闽最”的泉州，宋有《清源文集》10卷，明有《清源文献》18卷，清有《清源文献纂续合编》36卷，越来越宽广，越来越精深。唯盛世而修典，以修典而彰盛世，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2011年，我省第一套地级市文献丛书——《泉州文库》首批图书正式出版发行。《泉州文库》确定编辑150部共250余种著作，始唐迄清，原著点校，收录标准着眼于学术性、科学性、文学性、地域性、原创性、权威性，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和著名历史人物的代表作优先。所录著作涵盖泉州各县（市、区），包括金门县以及历史上泉州府所辖同安县。曾在泉州任职、寄寓、活动过的非泉州人氏的作品，则取其内容与泉州密切相关的专门著作，采用繁体横排，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军事、语言、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煌煌大观，堪称温陵文献之帜志。古籍整理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程，从表面上看，古籍整理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但从深层次来讲，古籍整理是一切当前文史研究、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的根脉。从全国范围来看，“荆楚全书”“湖湘文库”“江苏文脉”“浙江文丛”等大型出版项目都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历史使命。它们的实施，为各地的文化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体现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成为文化标杆和地方发展软实力的象征。

余秋雨曾经说过：“一座城市真正的气度，不在于接待了多少大国显贵，而在于收纳了多少飘零智者。一座城市真正高贵，不在于集中了多少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不再成为对手，甚至成为朋友。一座伟大的城市，应该拥有很多‘精神孤岛’，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们曾经在别的地方有什么遭遇。”历史上文化屡“执全国牛耳”的泉州，既有欧阳詹、曾公亮、李光地这样的“大国显贵”，又有郑成功、洪承畴这样的“生死对手”，更有李贽、蔡清这样的“飘零智者”。 “今天下言《易》皆推晋江”说的就是泉州在明代是全国《易》学研究中心。蔡清、李廷机、张岳等28人，号称“清源治《易》二十八宿”，形成影响遍及全国的“清源学派”。清代北京泉州会馆有副对联：“清紫葵罗钟间气，蒙存浅达有遗书。”上联写的是泉州的四大名山，下联写的是泉州的人文荟萃。蔡清的《易经蒙引》、苏浚的《四书达说》、林希元的《易经存疑》、陈琛的《四书浅说》，有的钦命利行，有的收入《四库全书》，成为泉州文化史上的丰碑。据不完全统计，见载于史籍的著作家有1426人，著作多达3739种，其中唐五代29人32种，宋代200人391种，元代21人40种，明代536人1585种，清代640人1691种；收入《四库全书》115家164种，《四库全书存目从书》56家74种，《续修四库全书》14家17种。2008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古籍目录，属泉人著述、出版的就有13种。如果将这些书都摆开来，足足可以绕泉州府文庙三圈。为了让莘莘学子不至于在文献之邦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泉州历代有识之士都极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郑振铎语），负责点校任务的泉州市李贽研究会会长李少园在这部书正式出版发行后万分感慨地说：“感谢泉州市委、市政府和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在有生之年参与这千载难逢的盛事。”专注泉州文献抢救工作数十年的杨清江认为：“《泉州文库》将古城文化的精华搜集成册，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保护和传承下去了。”

修典之目的，不在“复古”，而在“返本”；不在“守旧”， 而在“开新”。《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典”之所指，就是这个“不忘其初”。“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学得再多也不能忘了为什么而学。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的文脉相传，我们才得以知道我们的历史，才得以回溯到很久的以前，才得以了解先人如何在漫长的悠悠岁月中一步步艰难跋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会懂得要往哪里去。日本尺八演奏家佐藤康夫认为，吹奏尺八的标准是“一音成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泉州出版的灿若繁星的文化书籍，都是秉承大师风范，具以工匠精神，一字一音点校编辑出来的。一千八百年的泉州文脉，也在一腔一调，一篇一目，一步一动，一图一幅中传承。

致敬伟大的七十年，祝福下一个七十年。

（作者系鲤城区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