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招金   

1951年8月8日，晋江军分区第五独立营召开庆功大会，庆贺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表彰剿匪英模。图为出席会议人员合影。（资料图片）  

今天人们对土匪的认识，只能限于文学作品和各种史籍记载。匪祸千年，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进行过一阵疯狂的挣扎之后，很快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记事时，匪患已被肃清，但阴影仍在。大人往往还拿土匪来吓唬小孩子：“别哭，土匪来了！”乡邻聊天，匪患往事如昨。我的家乡南安县蓬华镇（旧属诗山），地少人多，村民家无长物，本不应遭匪患，但有个别家室稍殷实点，便屡遭土匪侵扰。村中有一户侨眷，曾两次被土匪打劫，土匪应是邻村的，知根知底，半夜用楼梯翻墙进屋，抓住主人，逼他交出所有值钱的东西。

闽南有谚云：“富进城，穷进山。”当时的富人在乡下常遭匪患。有一位长者告诉我，他小时候常跟妈妈到厦门与从菲律宾回来的父亲团聚，小住数日，他们母子回乡下，父亲又回菲律宾打工，不敢让人知道他父亲从菲律宾回来探亲，就是为了躲避匪患。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都有土匪，但中国为祸更甚。我国历史上的响马、胡子、刀客、山大王、绿林好汉之类，都是土匪的别名。

作为—种另类职业，土匪的成分极为复杂。闽南乡下老百姓普遍受其所害的土匪，属于民匪莫辨的那一类。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官吏腐败，实业凋敝，民不聊生，一些走投无路的下层农民，要吃饭、要生存，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当土匪。有一些农民，忙时拿锄，闲时拿枪，亦民亦匪，民匪莫辨。学者称，他们是一群“以暴力掠夺来维持其生计的、具有强烈的破坏欲和报复整个社会的反社会倾向”。还有一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以匪为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民国时期的土匪中，还有兵匪或者说是官匪。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为害百姓之烈，是过去所没有的。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生存、发展提供了温床。在民国军队中，不少军队头目从土匪首领起家，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1911年以后全国流行“要坐官，当匪酋；要坐轿，去绑票”这样的俗语，可见当时兵匪一家的复杂现象。许多剿匪武装，有的以剿匪之名，相互吞并，扩大势力，演变成后来的民团；有的与土匪狼狈为奸，相互策应，直接哗变为匪，祸患民众；有的兵匪不分，时而收编为兵，时而沦落为匪，排斥异己，火并政敌，掠夺财物，鱼肉百姓。有的“杆伙”受地主、劣绅、官吏操纵，专事破坏社会、危害民众，即所谓的官匪勾结；还有的受到“想当官，去拉杆”的影响，不断做大之后向政府要官。

匪祸千年，但在1949年前后几近疯狂，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49年，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蒋家王朝顷刻土崩瓦解，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并搜罗各地民军、土匪势力，妄图进行反扑。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梦想反攻大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指挥留在大陆的这些残余势力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企图内外呼应，东山再起。这些土匪组织主要的攻击目标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机构，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同时也在祸害老百姓。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福建因为地处沿海，与台湾隔海相对，匪患更为严重。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入福建时，全省内外匪特共计240余股，匪40000余人。后陆续发展，多达700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有计划布置和组织的。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总数达百万计，广布各省。

1950年3月15日，刚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就忙着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听取国内情况的汇报。当获悉西南各地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土匪不剿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稳固。”

福建的剿匪斗争，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展开的。福建土匪数量多，成分复杂，组织严密，极其狡猾，武器精良，破坏性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原晋江专区的剿匪斗争，是一场泉州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妄图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土匪势力所进行的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红色政权保卫战。这段历史，光昭日月，永志千秋。

闽南山区，历来匪患严重，多少王朝更迭，匪患依旧。即所谓“任平不平，任剿不清”。经过这场剿匪斗争，不仅将政治色彩浓厚的土匪彻底清除，还把为祸千年的各种匪患连根拔除，彻底打扫干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新中国有多少伟大的成就值得我们颂扬！扫清千年匪患这一件事，就值得我们大书特书。新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从而扫除了土匪滋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根治了任何时代都无法解决的匪患。从那以后，老百姓在家睡个安稳觉，不再是一种奢望。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