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这座以商贸闻名于世的千年古城，骨子里却藏着一份重教兴文的温柔与坚定。

朱熹开创“书院模式”之后，一批批名人在此成长，科举屡屡折桂，终成“海滨邹鲁”。成绩背后，是泉州唐末至清末记载的73座书院的教育探索和赓续传承。欧阳书院、温陵书院、小山书院、石井书院四大书院被后人比作“古代泉州版清华北大”。那么，这些“古代名校”究竟有多“卷”，才让“海滨邹鲁”的赞誉穿越千年，依旧掷地有声。

□融媒体记者 魏婧琳 庄建平 通讯员 林海吟

“书院模式”启自宋元

在不同时代年轮里，泉州书院各放异彩。从唐末的星火初燃，到宋元的燎原鼎盛，再到明清的薪火相传，书院走过了千年风雨。

唐朝末年，几间茅屋、几卷经书，便构成了最初的学堂。彼时条件简陋，却已在泉州人心中埋下了向学的种子。唐贞元八年（792），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同登“龙虎榜”，成为泉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如果说唐末的书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宋元的泉州书院便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数量激增、规模扩大，成为全国书院发展的标杆地之一：数量上，从最初的寥寥无几，迅速增长至数十所，乃至上百所；规模上，许多书院都拥有了宽敞的讲堂、丰富的藏书楼以及舒适的住宿区；影响力上，名家云集、学风鼎盛，成为当时教育讲学、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重心。

宋代开始，官方倡学、民间兴学、世家办学，让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泉郡各地。朱熹等理学大家亲临讲学，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书院不再是单纯的教书场所，更成为学术交流、思想碰撞、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

那时的师生们有多“卷”？南宋绍兴年间，朱熹曾多次到泉州讲学，据载他“每至郡，必诣学宫，为诸生讲论，至夜分乃罢”。这种讲学至深夜的投入，让许多学子深受感动。

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记录了自己在泉州求学时的场景：先生讲学不拘泥于章句，常引导学生相互辩难，有时一个问题要反复讨论数日，直到理明为止。这种自由又严谨的学风，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负笈而来。

正是这一时期，泉州科举人才济济，芳名熠熠，“海滨邹鲁”的文化名片，在书院鼎盛的滋养下，不断镌刻在泉州的城市基因里。

元代，泉州书院的文脉仍传承不息。据《泉州府志》记载，元代至元年间，泉州路总管府曾重修学宫，并鼓励民间办学，书院依旧承宋代余绪，坚守讲学之风。

明清时期，泉州书院在历史洪流中继续前行，虽面临诸多挑战，依然保持着发展态势。据史料记载，明代泉州有书院二十余所，清代增至四十余所。这一时期的书院，依然为泉州的文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不仅培养出一批批有识之士，也成为传播儒家经典、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场所。

“四大书院”立下标杆

在宋、元、明时期，欧阳书院、温陵书院、小山书院、石井书院并称泉州“四大书院”。对泉州人而言，这些书院之于这座城市，近乎“文脉所系”。

在泉州古代书院灿若繁星的夜空，四大书院便是最耀眼的几颗。它们以独特的讲学模式、开放的学术风气、深厚的育人底蕴，塑造了各展所长的“品牌IP”，成为标杆。

欧阳书院旧址在泉州清源山赐恩岩附近，因建于城外，得“刺桐城外读书台”之雅称。书院的源头可追溯至唐代——欧阳詹少年时曾在山中的欧阳洞潜心苦读。据载，欧阳詹“少有大志，刚毅过人”，在洞中与林藻、林蕴兄弟伴读，最终登科及第。明嘉靖、万历年间，欧阳詹的后裔为纪念先祖，在赐恩岩附近正式兴建了欧阳书院。山间清幽，学子在此既要与经典对话，也要与孤寂为伴，这种“山野论道”的治学意境，让读书成了一种近乎修行的心性磨炼。

温陵书院与小山书院或为朱熹所创建，或与他渊源颇深，两所书院同在泉州城内，却各有侧重。温陵书院原名泉山书院，始建于南宋，位于行春门外（今东街一带），是朱熹在泉州讲学的重要场所。南宋咸淳三年（1267），郡守赵宗正将城东天宁寺改建为泉山书院，后更名温陵书院。宋乾道年间，太守王十朋曾会集诸生于学宫讲经；嘉定年间，太守真德秀也在吏治之余，到书院“择才俊，讲道论文，奖掖后进”。两任太守亲自到书院授课，可见当时学风之盛。

小山书院即“小山丛竹”，位于泉州城北模范巷一带。南宋绍兴年间，朱熹常到泉州讲学，当地“老幼义理详悉”，学风浓厚。他题写的“小山丛竹”四字，后来镌刻于石坊之上，至今犹存。小山书院内建有“敬字亭”，是泉州敬重文化的一种象征——古代民间认为写有文字的纸片不能随意丢弃，要拿到敬字亭焚烧。这处小亭的存在，折射出当时社会对文字的敬畏之心。

石井书院坐落于安海古镇，是泉州历史最悠久、规制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书院之一。它的渊源可追溯至南宋绍兴初年：朱熹之父朱松任安海镇官时，“乃择民之秀者，充弟子员，教以义理之学”，邑人感其教化之诚，捐建馆舍供其讲学，初名“鳌头精舍”。二十余年后，朱熹在同安任职，往来安海数访父亲遗迹，士人因此更加勤学。嘉定年间，镇官报请泉州郡守建造书院，并派朱熹第三子朱在主持建院工作。嘉定五年（1212），书院落成，定名“石井书院”。书院的规制在当时堪称完备：按州县学宫之制修建，规模宏大。时人留元刚感叹：“天下如石井者凡几！”这样宏大的规模，在当时泉州各县属书院中实属罕见。石井书院的办学持续了数百年，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末。历代名儒出任山长，培养出众多人才。

四大书院或藏于山林，或立于城郭，或重理学正统，或尚开放包容，撑起了泉州书院的鼎盛格局。它们以自由讲学、学术论辩为核心特色，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刻板与僵化，让书院成为思想的沃土、人才的摇篮、文脉的载体，也让泉州的教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滨海兴学之路。

“海滨邹鲁”铸就辉煌

有人说，教育是一座城市最好的“软实力”。分布在泉州的书院就是这份软实力的生动诠释。

翻阅历史文献，对泉州文化教育的赞誉之笔屡见不鲜。如在泉州修建学宫时，有人写道：“温陵名邦也，理学文章，籍工于世。”

在科举考试的舞台上，泉州士子频频闪耀。据统计，自唐贞元八年（792）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1100多年间，泉州共有文武进士2454名。《福建省志》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共7144人，其中泉州府就占1418人，占比近五分之一，数量上长期居全省各府州前列。南宋时期尤其突出，如绍兴三十年（1160）一科，泉州进士多达三十余人，在东南各州中名列前茅。

更令人称奇的，是泉州科举中频繁出现的家族现象。史料记载，泉州历史上曾出现过三十三家“父子进士”、二十二家“祖孙进士”，以及若干“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乃至“四世进士”。如晋江曾氏一族，在两宋时期走出四位宰相、一位状元，被誉为“一门四相曾半朝”。又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泉州城区北门执节铺人林翀鹤、林骚兄弟相携赴考，同榜登科，乡梓传为美谈。这种“父子连登”“兄弟同榜”的盛况，折射出泉州士族世代相传的向学之风。

泉州书院培养的科举人才，为家乡赢得了荣耀，为国家治理培养了栋梁之材，也成为泉州文教繁荣的重要象征。

据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话说泉州》记载，泉州过去在孔庙前曾建有一座“海滨邹鲁亭”，亭中挂一块“海滨邹鲁”大匾额，典雅庄严，惜乎今已不存。亭中立有石碑，碑文为“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这样的评价并非偶然，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泉州讲学期间，曾在开元寺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的对联，下联即是对泉州文教昌明、人才辈出的由衷赞誉。宋代状元出身的泉州知州王十朋更是撰联盛赞：“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明代泉州府学教授梁惟恕在《泉州府学记》中写道：“温陵名邦，理学渊源，甲于闽南。”这些评价，让“海滨邹鲁”有了更客观的注脚。

千年弦歌不辍，书声依旧。那些藏在泉州书院里的智慧、文脉里的传承，折射出重教兴学的初心使命，仍在续写着泉州“海滨邹鲁”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