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侨批，从新加坡漂洋过海，回到张坂镇龟山头村。字迹已经模糊，乡愁却从未褪色。写信的人叫曾心影。20世纪40年代，他是南洋文化界的一颗明星——《南洋商报》主笔，用一支笔救下20条人命，被尊为“曾夫子”；他也是新加坡集体鸣冤会37人委员会成员，与庄惠泉、洪永安等福建籍华侨一同为审判日本战犯搜集铁证。

报道刊发后，曾心影的宗亲后人曾耀文、曾耀聪向记者展示并讲述了家中珍藏的两封侨批。这是曾心影生命最后阶段写给宗亲的家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他在新加坡离世，这两封侨批成了他留给故乡的最后告白。信中没有铁血硝烟，却藏着一个游子60多年不曾断绝的乡愁。

历史的“硬骨头”与家书中的“软心肠”，共同拼出了曾心影完整的形象。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苏维德 文/图

一封悲欣交织的家书

“父亲生前曾交代我们，老房子里的一个木箱要保管好，留着纪念。”父亲过世后，曾耀聪把这个木箱搬到家中，打开一看，里面有一袋布满灰尘的旧侨批，还有村史、家史之类的材料。一经翻阅，他才惊觉，这些被闲置在角落的资料有多么宝贵，其中就有一封曾心影写给家乡宗亲的家书。

信的开头，是一桩家事的交代：“我大侄鸿兴曾寄来家信，每道及家乡正在搞建设、修公路，还要修缮祖厝。频推我老人来捐修祖厝一千元，兴学教育基金三千元汇中国家乡。不幸我大侄鸿兴患上高血压病，二月份不幸逝世。”

刚刚痛失亲侄，这位老人没有搁置对家乡的承诺。他委托马来西亚槟城的宗弟荣宗、金标，将四千元新加坡币直接汇回家乡。信中写道：“收到后，请即复信，并将兴学计划大概告我老人。我愿尽自己能力支持，再加捐教育基金。”

他两次自称“我老人”。一个八旬长者，在家族事务面前，依然以“尽力支持”的姿态站在最前面。短短数语，道尽了侨批背后最朴素的情感逻辑：亲人可以离去，但家族的事不能停，家乡的路要修，学校要建。在曾心影心中，桑梓之约重于一己悲欢。

五百字写尽六十年

数月后，曾心影又给家乡宗亲写了一封更长的侨批，这封家书更像一份简短的“人生自述”。

曾耀聪深情解读了这封家书。曾心影在信中寥寥数笔记下了自己的履历：1934年2月离开槟城赴吉隆坡，任《益群报》主笔；1935年1月转新加坡任《总汇报》主笔；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任《南洋商报》注册出版人兼主笔，1963年12月退职，前后总主笔18年。他回顾了轰动一时的“神笔救人”：“当英联军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军事戒严令统治时期华巫民族纠纷二年，华人被判死刑，并胡文虎前辈永不归新加坡，我再三著论营救，使二十华人救回家，胡文虎受香港新加坡两地政府官员欢送迎接回家。我从此闻名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被称为曾夫子神笔救人。”

这是他在南洋的半生风雨，也是他给家乡宗亲的交代——你们在南洋的这个族人，没有虚度此生。

然后，笔锋一转，他写到了故乡：“吾族祖先由曾山兜乡上店迁山兜后梁坑山上，就山谷耕作兼从事建筑业……我在梁山家乡及山兜乡读书多年，然后去曾厝乡从曾宗程读书两年。离别家乡六十年，寐寝梦忆家乡。”

“寐寝梦忆家乡”——这六个字，写尽了一个六十年未归之人最深的思念。他离家时才22岁，写下这封信时已是八旬高龄。身体或许已经不允许他再漂洋过海，但他仍清楚地记得家族的迁徙脉络、自己的求学轨迹。于是，他将乡愁化作了最实在的行动：“今闻梁山家乡将兴建一座学校，我在兴奋之后谨捐新加坡共和国币三千元。”

曾耀文在整理侨批时感慨：“看完这封侨批我陷入沉思，尽管只有500多字，却道出了老华侨的肺腑之言。他晚年写乡书给故土诸位堂亲，也许是一种‘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情愫。”

一个22岁青年的抉择

时间回到1925年，年轻的曾心影由堂亲带离故乡，落脚槟城。同行的堂兄曾标提醒他：“我们老家来的木顺、荣宗都是建筑技术工，可以投靠老乡的建筑公司打工。小弟你在老家读书多年，只有华文功底，没有技术，哪里找工作？”

这番话让曾心影认真思考自己的出路。他花了一个多月考察，发现华文媒体在马来西亚受众广泛、影响深远。“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施展才华”——这是曾耀聪对这位长辈初到南洋时的描述。于是曾心影决定到华文报馆谋生。

凭着在家乡打下的汉学功底和超乎常人的刻苦钻研，他在报馆逐步站稳了脚跟。曾耀聪说：“他的文章写得好，真实、严谨、情理兼具，不务虚华，就如他的为人，一是一，二是二，不糊弄别人，不欺瞒自己。”

《南洋商报》复刊后，曾心影与谢一山、李飞人、王中广等同事一道，将报纸办成南洋销量最高的华文日报，订户遍及新加坡、马来亚、婆罗洲各地。曾耀聪用了一个比喻：“心愿像一粒种子，种在‘心’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个心愿，就是“为社会公平、正义代言，为华人世界服务”。

铁骨与柔肠的双面人生

在历史报道中，他是“硬骨头”。1947年，他写社论为19名被判处死刑的华人请命，最终促使他们获释；他在李宁案中连发三篇社论力挽狂澜，使一名女青年免于死刑；1949年，他写社论为胡文虎请命，一句“以胡文虎先生与星马社会关系之深，贡献之大，尚不能见容于英国政府，则星马400万华人，哪一个可以有得保障？”震动东南亚，英政府最终解除了禁令。

而在泛黄的家书中，他是“软心肠”。82岁时，他还在为家乡的路和学校操心；侄儿去世的悲痛还未散去，他就把四千元汇款的事安排得妥妥当当；他为祖厝捐钱，为学校捐钱，连槟城族亲修的路、建的“槟侨亭”，他都一一记在心上。

曾氏祖厝静立在龟山东南侧，20世纪末修建时，曾心影捐资4000元助建。这里是他22岁离开的地方，此后60多年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在信中一笔一笔记下了这里的来路——祖先从上店迁到后梁坑山，就山谷耕作兼做建筑。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始终记挂着要往哪里去。

南洋文化明星曾心影，在报馆的灯光下是一位“神笔”；在家乡的侨批里，是一个每次写信都自称“我老人”的普通宗亲。这两个形象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曾心影。

危难时挺身而出，和平时反哺桑梓——这就是跨越山海、永不褪色的南洋华侨精神。曾心影的最后家书，不仅是一个人的乡愁，更是一个时代华侨群体的精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