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网8月15日讯（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张晓明 庄黎虹 吴嘉晓 苏维德 文/图）2026年8月14日，福建南安。年逾古稀的文史学者洪振天将刚续修完成的《华美洪氏族谱》电子版发往香港。他在微信里写道：“敬南宗亲，族谱续修好了。”

收件人洪敬南，79岁，新加坡福建籍华侨洪永安之子。这条信息抵达的时刻，距离他父亲在新加坡街巷间为审判日本战犯搜集血证的那个夏天，整整80年。在这特殊的年份，一本从故乡发出的续修族谱，引出了一段值得再次回望的历史：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拉开了战后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序幕。与此同时，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也相继在伯力、新加坡、马尼拉等地成立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在新加坡，一群福建籍华侨正为后者搜集着将刽子手送上绞架的铁证。这段南洋华侨追讨血债的历程，与东京审判共享着同一个精神内核：用法律为战争罪行定性，用证据为死难同胞申冤。

时针拨回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修好族谱，就是为了缅怀抗日华侨，通过回首历史来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以更大的发展成就去告慰、祭奠先烈。”洪振天的话掷地有声。

鸣冤：37人的集结号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华侨社群迅速展开调查与追责。在中国政府和陈嘉庚等侨界领袖推动下，星华筹赈会成立调查委员会，登记失踪人员、协助遗属提交申诉，并向中、英两国呈递报告。但要为审判提供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据，必须将民间散落的血泪汇集起来。

1946年6月2日，“新加坡华侨被日寇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大会”召开，号召遇难者家属与幸存者登记被害者姓名、遇害地点及经过，并发起成立由37人组成的委员会。这37人中，至少有15位福建籍华侨的名字值得铭记：主席郑古悦，白手起家的巴士业先驱；正副总务庄惠泉、黄奕欢；委员洪永安，33岁的筹赈会少壮干部；曾心影，《南洋商报》主笔；孙炳炎，陈嘉庚精神的追随者；还有许允之、刘牡丹、郭珊瑚、苏孝先、孙崇瑜、吴瑞甫、李振殿、王丙丁、叶玉堆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撑起了这场南洋华侨的正义追索。

郑古悦，祖籍福建金门，是新加坡公共巴士业先驱，白手起家成为一代殷商，“卢沟桥事变”后便积极投身抗日募捐筹款。鸣冤委员会成立后，他带领委员们四处奔走，调查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极力呼吁成立军事法庭。1947年3月10日，英国在新加坡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日军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宪兵队长大石正幸被处以绞刑，5名从犯被判终身监禁。行刑当日，郑古悦、庄惠泉等受邀临场监刑。这是南洋华侨用证据和血泪换来的阶段性正义。

在郑古悦的召集下，福建籍华侨各展所长：庄惠泉统筹全局，曾心影以报纸揭露真相，洪永安在街巷搜集证词，孙炳炎以嘉庚精神为指引倾力奔走……他们的故事，共同写就了这段沉甸甸的历史。

血证：安溪庄惠泉的使命接力

如果37人委员会是南洋伸向正义审判的一只铁拳，庄惠泉就是拳头上的硬指骨。

庄惠泉，祖籍福建安溪。1938年，陈嘉庚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他被推任为劳工组副主任。彼时，他与南安籍华侨林谋盛密切配合，成功策动马来亚龙运铁矿数千名华工罢工，切断了供应日本军火工厂的百万吨铁苗。从此，两个名字紧紧连在一起。

新加坡沦陷后，1943年，中英政府任命林谋盛为136部队马来亚华人区区长，庄惠泉为副区长，共同领导敌后抵抗。1944年，林谋盛被捕殉难，留给家人一封《与妻诀别书》：“当我在那个难忘的二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别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民为他们的祖国牺牲，如果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她的人民必须作出牺牲。”

这封信，是丈夫对妻子的深情告别，更是战士对祖国的赤诚告白。庄惠泉接任区长，率部战斗到日寇投降。那句“她的人民必须作出牺牲”，成为他余生行动的底色——战友已为国捐躯，活下来的人必须讨回公道。

日寇投降后，庄惠泉将原来在印度训练的人员遣回中国。他于1945年10月返回新加坡，继而前往马来西亚觅寻林谋盛烈士忠骸。1946年1月13日，公祭在新加坡政府大厦前举行。安葬了战友，他转而投身法庭追责，担任鸣冤委员会正总务，将搜集情报的劲头全部倾注到证据整理中。从武力抵抗到法律追责，他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

他深知要让战犯伏法，必须将鲜血凝成铁证。庄惠泉将毕生收集的资料，悉数委托许云樵教授编纂成书。书未出版，二人先后逝世，后经蔡史君编修，1984年面世，书名《1937—1945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这部180万字巨著共1120页，收录800多张历史照片。”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介绍，2007年，新加坡华侨将此书赠予该馆，这本厚重的“血书”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刘伯孳这样形容它：“每一页都在诉说——日寇罪证，铁证如山。”

底色：同安孙炳炎的一生追随

与庄惠泉的铁血不同，孙炳炎用一生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仰与传承的故事。

孙炳炎1912年生于福建省同安孙厝村（今辖于厦门市集美区），在陈嘉庚为纪念母亲而创办的乐安学校读书。少年孙炳炎很早就体会到教育之于国民的重要，嘉庚精神铸就了他的人生底色。

他14岁远渡南洋谋生，后凭借勤勉和智慧，在新加坡扎根并创办了森林企业集团，是著名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华人社会领袖。

抗战爆发后，他投身陈嘉庚领导的筹赈运动。加入鸣冤委员会向日本追索血债，则是他追随嘉庚先生救国事业的延续——从筹赈祖国到为死难同胞讨公道，信念始终如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但孙炳炎对正义的理解不止于惩罚罪行。1947年，为减轻陈嘉庚的办学负担，孙炳炎亲自接办家乡的乐安学校。返回新加坡后，他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同乡，四处募捐，被形容为“敲锣打鼓”。款项很快筹齐，新校舍得以兴建。此后数十年，他捐资办学、修桥造路，从不停歇。他深知，正义不只在于让罪犯伏法，更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让悲剧永不复现。从讨血债到兴文教，他以人生写下了嘉庚精神动人的续篇。

神笔：惠安曾心影的舆论战场

正义的武器不止刺刀和证词，还有笔。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洋商报》复刊，一跃成为南洋读者最多的中文日报之一。祖籍惠安张坂镇山兜村（今辖于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曾心影出任主笔，一干就是18年。他手中的笔，便是锋利的武器。

曾心影自22岁离开家乡，定居南洋，60多年不曾返乡，但仍与故乡宗亲保持不间断的书信往来。家乡留存的一封1981年曾心影寄回的500字侨批中，道出一段传奇：“当英联军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军事戒严令统治时期……我再三著论营救，使二十华人救回家，胡文虎受香港新加坡两地政府官员欢送迎接回家。我从此被称为曾夫子神笔救人。”据记载，1947年，他撰写社论促成20名华人死刑犯获释；1949年，又通过社论为胡文虎请命，震动东南亚。

以文章救人，为他加入鸣冤委员会做了最好注解。当庄惠泉搜集证词、洪永安寻找影像时，曾心影在报馆灯光下将一切化作文字，让南洋苦难被世界看见。他还曾为“南洋大学”定名，主编《闽人创业史》。

那封侨批中写道：“离别家乡六十年，寐寝梦忆家乡……谨捐新加坡共和国币三千元。”展示了文化人的风骨与游子的乡愁。

根脉：南安洪永安父子的80年传承

37人委员会中，有一位时年33岁的志士——祖籍福建南安华美村的洪永安。他也许不曾想到，80年后，他的儿子洪敬南会以另一种方式，将他未竟的使命在故乡续写。

他本是经营油厂和肥皂厂的商人，抗战爆发后成为陈嘉庚的重要助手，奔走新马各地筹款。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军展开“检证大屠杀”，洪永安侥幸脱险，但血与火的记忆烙印于心。战后他担任日寇罪行调查委员，加入鸣冤委员会，整理核实了大量证词和影像资料，这些证据后来被收录于《昭南时代——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为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提供了关键铁证。他在街巷间的一纸一笔，成为钉在刽子手历史耻辱柱上的钢钉。

1974年，洪永安逝世，年仅61岁。留给儿子的，只有一个装满公文的皮包和模糊的故乡坐标——南安时安堂。

此后数十年间，洪敬南走上漫长的寻根路。2005年，他在洪振天帮助下从族谱中找到自己的根，重修祖厝，镌刻对联：“时升栋宇绥祖妣，安妥门闾种芝兰。”他以父亲之名在南安华美中学捐建“永安体育场”，设立教育基金，累计捐资600多万元。1947年洪永安曾题词“吾人兴办教育，应不忘提倡体育”，如今被拓印在体育场石碑上。

80年后，洪振天将续修的族谱发给洪敬南。父亲在废墟中寻找罪证，儿子在故纸堆中寻找根脉；父亲留下装满血泪的皮包，儿子收到装满记忆的族谱。两代人的轨迹画出一个完整的同心圆——这是“漂流不忘本、叶落必归根”的百年传承。

回响：正义没有休止符

1946年6月3日，《南洋商报》刊载了37人委员会名单。郑古悦、庄惠泉、孙炳炎、曾心影、洪永安……这些福建籍华侨名字背后，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不屈力量。他们身处不同领域，却以同样的赤诚铸就了历史审判的基石。

80年过去，家国情怀仍在后代身上延续。洪敬南以捐资兴学让父亲的精神在故土生根，曾心影的侨批被后人珍藏，庄惠泉的“血书”在博物馆静静诉说，孙炳炎捐建的学校里书声琅琅。

从东京法庭的法槌到新加坡法庭的证词，从南洋街巷的血泪控诉到南安小镇的电子族谱——这是跨越山海的精神回响。洪振天重新翻开那本泛黄的旧族谱，在“洪永安”三个字旁，他轻轻添上一行小字：“子敬南，续修族谱，捐资兴学，2026年。”笔落，80年的回响，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