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兄

西街，是泉州的千年老街，自宋代起便扎根古城深处。如今这里成了泉州最有名的古街，游人络绎不绝，日夜喧嚣不停。

我常说，这条伴着我长大的老街，像一位阅尽世事的老者，一边把深入骨髓的自卑刻进我的年少时光，一边又锻造出我半生立身的底气。我与西街，缠绕着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

我的故乡，在泉州西门外的杏后村，此地留存着南安文庙、魁星楼、郑成功焚青衣处诸多古迹。“西门外”这三个字，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往后收藏侨批、番批时，但凡见到印有这三个字的旧信，都成了我藏品里最珍贵的念想。

儿时，攥着仅有的一毛钱，坐着老旧的横梁自行车，从见龙亭行至西门头，再步行穿过西街去往泉州影剧院，或是观影，或是上台接受表彰。酸甜的菜头酸还未入口，耳边就飘来城里孩童戏谑的话语：“农个进城，杀杀开五分！”

闽南语里，“开”是花钱，“杀杀”是尽情、肆意。这句玩笑不带半句粗话，可字里行间的轻视，比酸涩的菜头酸更让人心里发闷。

当年影剧院外的小广场，满是浓郁的市井烟火。卖菜头酸的摊贩，挑着油柑叫卖的小贩，推着冰棒车的老人，摆开小人书摊的店主，打气球、西洋镜挤得满满当当，人间百态，尽数藏在这片小小的空地。

我在杏后念初中，不少授课的老师都是当年从城里来的。一回，一位女老师安排我和名叫梅华的女同学排练节目，特意拿出几毛钱，让我们搭乘三轮车往返见龙亭与六中。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和女同学同行需要莫大的勇气，我们把车帘捂得严严实实，生怕被去西街赶集的同乡、看电影的熟人撞见。

影剧院，是乡下孩子眺望世界的窗口，是拓宽眼界的远方，也是年少心事寄存的地方。我此生难忘的影片《望乡》，便是在这里观看。出门之前，父亲反复叮嘱，要带着审视的心去看这部电影。

吃完菜头酸，啃完油柑，冰凉的冰棍下肚，身上微薄的零钱早已分文不剩。回家的路费没了着落，只能默默踏上漫长的归途，徒步整整一个时辰，走回西门外的杏后村。

去往霞淮外婆家，涂门街、中山路之外，西街也是必经之路。那个年代，我们习惯用双脚丈量长路，闽南人把步行唤作“步碾”。如今我定居深圳，每天清晨能徒步仙湖七公里，这份坚韧，正是清贫的少年岁月一点点打磨出来的。

杏后是老牌侨乡，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归属南安县，后来才划入泉州城区。我的祖辈父辈，无数乡里乡亲，扬帆远渡南洋，成了漂泊在外的番客。

即便带着侨乡的底色，乡人骨子里淳朴的乡土性情从未改变。日子宽裕之后，本地人不爱挂粗重的金链炫耀，反倒悄悄镶上满口金牙，内敛又独特。

村里一位番婆，好不容易等到南洋亲友寄来的欧米茄手表，每次出门都会刻意挽起袖口，亮出这块西洋名表，故作随意地问旁人：“歪阿，这阵几点了？”

旁人抬起手腕，看着老式上海牌腕表答道：三点九个字。番婆盯着表盘上陌生的罗马数字，端详许久，连连点头：嗯，差不多，差不多。那些西洋字符，她一辈子都没能看懂。

人力边三轮，是泉州近乎绝迹的老行当。早年南洋番客荣归故里，从华侨大厦坐三轮回到乡间祖宅，这辆车子，就是衣锦还乡最好的仪式。

车夫拼尽全力蹬车，大汗淋漓，一遍遍用旧毛巾擦拭额头，发力时喉咙发出沉闷的喘息。见惯世面的番客与番婆于心不忍，结账时总会主动多付几倍车资。

父辈曾说起一段旧事：从前一名三轮车夫，捡到旅客遗落的管状膏体，外形和牙膏别无二致，他随手涂在嘴唇上，没过多久，嘴唇肿得像鸭嘴。村里归国的华侨赤脚医生悄悄告知他的妻子，那并不是牙膏，是女用丰×膏。

半个世纪倏忽而过，我辗转深圳、香港，阅尽世间万象，早已融入广阔的大千世界。可偶尔遇见当年在西街长大、曾经嘲讽西门外乡人的同乡（深圳的群啊、香港的勇仔），那些“怂”“怣”的字眼依旧会如期而至。岁月缓缓流淌，昔日的酸楚，都慢慢酿成了回甘，成了茶桌上沉静的滋味。

爱屋及乌，亦会因过往的心结对老街耿耿于怀。这条半世纪来总以“农个”称呼我的古街，依旧让我满怀感念。盛夏烈日之下，我再度缓步走在西街，慢慢思索：千年古街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光，我又何必困在旧日的流言里久久无法释怀？岁月更迭，世事变迁，做一名来自乡野的“农个”，本就坦荡，本就光荣。

我渴望被世人看见，赞美可以成就一个人，非议同样能塑造一个人。我情愿做一辈子“西门外的农个”，任凭闲言碎语，半生不够，就再守余下的岁月。

西街不会老去，我亦不愿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