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瑞禹

月前，收到香港文史专家杜先生辗转寄来的一本书《思若三斋诗词对联集》，见着扉页杜老的亲笔题字：“××先生雅正，振醉敬赠。”一个“敬”字压顶，惊窘交集。

杜老先生，生于1942年，比家父小几个月，可以说是父辈；他是从文化重镇马甲走出去的大腕学者，我的内助也是马甲人，姓杜，论年庚，也可称“丈人叔”。杜先生，是一位学者，是他到香港谋生且行且珍惜，才铸就了学者身份，主业编审大中学教科书，他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香港语文教科书事业上。他以质朴纯正的文史教科书赢得认可。从诗词对联作品内容看，他年青没有愤青倾向，中年没有抱怨风云际变，老来没有自许自大。他没有否定过同行，也没有轻视过晚辈。他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史学，发表过似是而非或超乎自身学识的评议。他像是躲在一隅的老农，苦守几亩薄田，风里来雨里去，专意耕种养家糊口的作物，偶尔兼栽几丛瓜果。

杜老先生成长于人文荟萃的泉州仙公山麓，进入鼎鼎大名的厦门大学就读中文系。在木芙蓉烂漫的高等学府里，他埋头于书堆，孜孜积淀，吟诗也不仿效雪莱、拜伦、济慈等外国诗人做空茫的情诗。杜老所吟所著，除了有赴港之前的劳作、思亲、校园生活之咏，更有在港的大量佳作。这些篇章，有重大时事之叹，有思乡怀人之感，更有游历、阅书、看影视、职场屈曲之慨。跨越的时间从“恰同学少年”到儿孙绕膝，长达近一轮甲子，笼而统之，古、新体诗百余首，对联近六十副，都是用心推敲之作。

诗言志，传达心灵的最强音，就是憋不住的情感记录。诗词对联，在许多文人看来，创作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他不管不顾，笃意为之，他的诗作不是无病的呻吟，而是胸中块垒积压已久而喷涌的泉流，是遭逢碰撞的石火电光，是盘桓独处乍悟的灵感妙思。我一直在思忖，为何写诗叫吟诗，写词谓填词，写联称作联。仅就一点读写经验来说，文学之行正如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艺、成匠、称师、登堂入室的进程，要能设帐于街衢为他人现场代书，抑或局促于斗室之内吟风弄月，达到“玩文字于股掌，调情趣犹如行云流水”的水准，就是文章之匠师。杜老先生就是这般的人物，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