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辉（1564—1622），字达卿，号荆碧（又作荆璧），惠安县辋川镇后坑村烧厝人，是明嘉靖末至天启初惠安一位名宦。其居官勤慎，刚正清廉，有“铁面御史”之誉；更轸恤民瘼，爱民如己，终卒于任，为文人从政之范。今循其宦辙，读其文章，想其丰采，遂有高山仰止之思。

陈玉辉画像 （陈伟忠 供图）

双亲训诲 砥砺成才

陈玉辉在《封孺人先慈郑氏行状》中称，其家是从惠安城内南门积庆里迁至辋川塔山，再迁于鼓山下。在陈玉辉出生前，家中穷困异常，仅陋屋数椽，难蔽风雨，麦菽也只够十日之用。父亲陈霖（又称迁东公）因为要承应城中的里役差事，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县城里。有赖于母亲郑氏辛苦操持，日夜纺纱织布，家境才略为宽裕。

年少时的陈玉辉无忧无虑，常与玩伴嬉戏、喂牛。父母后来将他送入距家二里的东庄私塾学习。一日，玉辉趁私塾先生不在，跟着玩伴下塘摸鱼，弄得浑身污泥。归家后，陈母泫然落泪：“汝不尽心力学，将来如何安身立命？”隔壁老妇在一旁听闻，窃笑其黄口小儿难以飞黄腾达。陈母愤甚，奋刀自断末指，暗誓定要督促儿子读书成才。陈父见状，便将陈玉辉送到更远之处求学。经过一段时日，陈玉辉渐渐能执笔作文，并且通览各家著述。

陈父也未曾缺席对儿子的教导。陈玉辉在《封侍御先府君行状》中称，其年少时最喜欢读班、马、庄、列诸书，所作的文章“荒唐莽荡”，几近恣肆无羁。父亲十分忧虑，便命他诵读效仿宋儒张载、朱熹等理学大家，其文风才渐渐得以收敛，归于平实。之后，陈玉辉又陆续师从邑儒陈学铨、曾孔造、何一橙等人，学问日进，游道日广。他虽历经屡试不第，然终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高中举人，翌年（1601）联捷成进士。

父母的训诲并不止于其求学和考取功名之时。陈玉辉授吉水县令即将赴任时，陈父谆谆告诫须“惟清、惟慎、惟勤，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无以家为念，为先靖隐羞”；陈玉辉携母就任期间，陈母每天也总会在其退堂后问他“日所亭平几何，所全活几何”（意即是否明辨是非，有没有救下无辜之人）。双亲时时督责，奠定了陈玉辉清廉从政的底色。

洛江区仙公山陈玉辉《游丰山》石刻诗 （陈伟忠 供图）

初仕文江 布令严明

文江，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是陈玉辉踏入仕途的第一站。在任6年期间，他“每莅事，夜分始退”，布令严明，执法不阿，加之性好问察，建树颇多。

一是严催逋负钱粮。陈玉辉上任不久，面对的首要难题，便是要解决民户积年恶意拖欠且拒交应纳钱粮的严峻局面。当时城内权贵隐匿赋役，“尽将钱粮侵费，贿结胥隶，以为倚援，临征雇募代责，月挨一月，年挨一年。”前任县令对此皆“噤莫敢问”，而陈玉辉却未退缩，坚持按照定则清查催征，并发动有识乡先生带头先期完赋，最终妥善解决了“钱粮逋负”的问题。同时，他还轸念匠户之困苦，按籍分等，降免税收，坚决杜绝摊派，甚至自行捐俸为匠户代交税赋。使得“征解收支之数咸洞悉之，吏无所滋弊”。

二是严纠争讼之风。陈玉辉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处理好当地士子的缠访纠闹。当时，“邑故七百弟子员，积傲成风，玩弄有司于股掌之上，不论佥印审鞫，冠绅排闼直入，从则意得，不从则啧啧烦言。”对此，陈玉辉十分愤慨，对这股生员挟制地方的不良风气，他一方面隆之以礼，另一方面“不得不以法惧之”，数月下来，健讼士子皆彬彬归正。

三是绸缪救荒之策。明万历年间，旱灾频发。为防患于未然，避免饥荒蔓延，陈玉辉十分重视筹划赈灾事宜。他提前摸底各乡贫富与义仓积谷，由都长劝令富户纳谷备赈；放赈时亲自监督，防止胥吏作弊，严防饥荒蔓延。

四是严守保甲之法。为弭盗安民，陈玉辉在《严保甲议》中提出了实行谨稽察、除民害、禁窝宰、清奸薮、严连坐、预钤束、均轮直、禁夜行、防夜警、庀器械等措施方法，皆贴近现实且易于操作，从而有效维持了地方安定稳定。

除上述作为外，他还割俸插松万株于太平山，手书界址交付僧人看守，严禁乡人砍伐滥采；倡修城隍庙，与民对半捐俸，历经年余建成。他曾自言：“居官三令五申，晓谕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贻士庶无穷之益。”对照其具体施政，可知陈玉辉言行始终如一。后来，吉水县民有感陈玉辉造福之功，祀其于名宦祠。

惠安科山公园陈玉辉《偕诸友游登科岩》石刻诗（陈伟忠 供图）

擢升御史 剔奸除弊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前后，陈玉辉因政绩优异，擢升为兵部车驾司（一作吏部）主事，不久后便又转任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此时的大明王朝，皇帝怠政，内阁空悬，内部党争剧烈，政令废弛，又加上灾害频仍，财殚民穷。陈玉辉不因官微而噤声，直言不讳，敢于上疏谏议。

任职之初，他首上《几务丛脞时事多艰疏》，疏中以古今对比的方式，列举神宗皇帝与明朝开国以来历代帝王的作为差异，批评神宗皇帝“深宫静摄，唯逸豫是娱”，规劝其励精图治；后又上《储教久虚疏》，就人多讳言且不敢碰触的“国本问题”直言进谏，请求神宗皇帝允许皇太子正式出阁，接受儒臣系统讲授经史。此两疏见载于《螺阳文献》卷一，其言恳切且直截了当，从中可见陈玉辉公忠体国、拳拳报效之心，及勇于直言的铮铮铁骨。

万历四十一年（1613），陈玉辉巡视北京三十四卫屯政。当时京卫“承平日久，逃绝几半，外卫屯军，总于抚臣，强半拨入城操，尺籍之混淆久矣”。为此，他新补屯军五万人，并提出坚持征缴屯粮、复屯官管操之制、定屯营操赏之费等方法，使得卫兵军容得以刷新，军队战斗力得到重新凝聚。

万历四十二年（1614），陈玉辉巡察南京屯田事务。面对屯官所用非人、逋欠屯粮的现象，他又上疏直言兵部选拔屯官“不询才望”，仅“挨序填补”，而始作俑者即是武选司郎中马烨如；并力主恢复原来的制度，采用遇缺选补之法且人选不限于在本卫之中。神宗将此疏转饬兵部给予采纳，申明旧制，更正职掌，明确管事之期为五年。

在察知南京周边池河地区所设飞熊、英武、广武等三卫所武官家族凭借世居之威，鱼肉军余（即军户余丁），侵占屯田的行为，陈玉辉愤然上疏：“臣誓不清此田，不渡此江！”他不畏繁难，严峻执法，行动果决，不仅追出原任游击、指挥、千户、百户等一百六十二员侵占的田地二万七千余亩，还对其中积恶最稔、占种最多的游击韦宗昭及其二子两次提解，追出侵占屯田二千二百余亩，并请旨置之于法。在大力清理夙弊之后，陈玉辉还提出加强对三卫的管辖，归为附近有司带管，并将现有指挥、千百户尽调别卫，另选调补。

上述整肃两京屯政的做法和措施，都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旨下如疏，屯卒欢呼”。陈玉辉有关屯政方面的系列举措，完整收录于《南京都察院志》卷之十六《职掌九》内（该内容即为其所著《屯田纪略》一书）。在当时屯务废弛、侵吞成风的大背景下，陈玉辉的整饬行动实属难能可贵。

而更为可贵的是，在当时公认“巡屯三载，膏田、华厦几遍邑里”的情况下，陈玉辉始终洁身自好，不取一毫。完成南京巡屯任务后，他转而按视上江（即今安徽一带）。按例官员在出南京城转赴他任所时，都要向江神祷告一番，祈求出行平安。陈玉辉在拜告时说：“臣今日行矣，屯中如持一文钱东渡扬子江，江覆之；西渡鄱阳湖，湖覆之。”意思就是，如果我身上带了一文不义之财，往东过扬子江时便会翻船落江，往西过鄱阳湖便会翻船落湖。

离任时，他竟连路费都凑不齐，同僚只好凑钱相助。其子陈龙锡述其父生平“片石支舸，门如水，橐如磐，俸入不办买山，仅此图史签轴相追随于宦途客津”。由此可见，陈玉辉始终坚守着清廉自矢的为官从政本色。

陈玉辉书《尺牍隽言序》（刘晓平 供图）

筹划城守 得祀乡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十五年（1617），陈母和陈父相继过世，陈玉辉回乡守制，居住在其所构适适斋内。当时福建沿海倭警频发，福清、南安、诏安等地均受到倭寇的袭扰。面对危情，家居在乡的陈玉辉与时任惠安知县严自完谋划加固城墙。

陈玉辉认为，加强城守并无明确时限，普通百姓“朝之谋生，不及于夕”，若强行征调他们守城，倭寇还未到来，百姓就已先饿死。因此，他提出由县里乡绅和富户按田亩出钱，有偿雇佣贫民守城。如此协力固守，可一举而两得。这一建议上报得允后，众皆大悦，县城的防御力量因而得到大大加强和巩固。何乔远为此专作《侍御荆碧陈公守城惠德颂碑》一文，称颂陈玉辉惠民之德。后来，因有功于民，经崇祯间惠安邑令赵玉成呈请，陈玉辉得以入祀惠邑乡贤祠。

再任御史 获誉“铁面”

天启二年（1622），陈玉辉起任北京贵州道监察御史，随后主理都察院河南道事务，与吏部考功司考功郎一道，负责癸亥年京察，掌管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政绩。他一如往日清廉自守，对私人信件、请托信函一概不收，因此有“铁面御史”之称誉。然而，在任五月后，陈玉辉卒于官。在今惠安陈玉辉故居内，挂有一副对联“南国驰名称卓绩，中流砥柱见丹心”，正是其一生行迹贴切的写照。

陈玉辉故居（万成哲 供图）

陈玉辉的严明家训与清正本色，深刻地影响了后代。其子陈龙岩，清顺治五年（1648）恩贡，受职通判，历官石阡推官、思州府同知，摄黎平府，迁思南知府。到任之地，建城垣，修文庙，垦土田，招流亡，政绩斐然，有“五郡清风第一”之誉。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称其“宦辙所至，涤夙弊，革陋规，一切苞苴馈遗悉摈绝。素以南阳朱季自比，力锄奸憝，爱护孱良，事无巨细，悉出手裁。”陈龙岩后官终江宁知府，亦卒于任上，后同祀惠安乡贤祠，赓续了乃父的清廉本色。

文以载道 著述不辍

在勤于政务的同时，陈玉辉还与邹元标、罗大纮等往来密切，以实践道学为己任，推崇理学，改建复初书院，著成《文江政纪》一书。陈玉辉另著有《留台疏稿》《屯田纪略》《适适斋鉴须集》《积庆家乘》《存耕录》，以及《四书说》《六曹经制》《御倭备边》诸稿。其子陈龙锡回忆他“每丙夜篝灯，捽掌恐卧，虽霜积襟袖，犹著作无倦容”，即便风雨客途亦未尝稍辍。

陈玉辉《适适斋鉴须集》书影（康熙十一年刊本）（刘晓平 供图）

目前仅见陈玉辉所著《适适斋鉴须集》（清康熙十一年刻本），计有七卷：卷之一为语录，卷之二、卷之三为序，卷之四为记、文、疏、议，卷之五为祭文、行略、志铭、赞，卷之六为书、启、看语、谕，卷之七为诗，文体多样，内容丰富。特别是卷一中所载语录计170则，收录古人治学修身之道、为人处世之理、名臣行事之迹以及居官警言等等，兼有个人点评，从中可见陈玉辉深谙宋儒义理之学，既是其处世指南，亦可窥见一代廉官之精神养成。

对于陈玉辉的事业和文章，明崇祯间惠安知县赵玉成评价其文章：“先生举进士，为令文江，有为令之事业，则有为令之文章；已擢为台官，有台官之事业，则有台官之文章；持斧按屯南中，有按屯之事业，则有按屯之文章。”说的是，陈玉辉所写文章都是随事而作，绝非空谈之作。此论可谓中肯贴切。何乔远也称：“予每诵其吉水之政与南台经画屯田马政之议，在在为国家硕画，为生氓谋久远。”这在明代中后期朝政日渐衰微、官吏腐败成风的大环境下，实属不可多得。

纵观陈玉辉一生，始终深怀救焚拯溺之念，清廉自矢，刚正不阿，其为人为官之道，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深入追寻和纪颂。（刘晓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