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明

5月29日，星期五，下午下班之前，得知王仁杰老师病重的消息，才发觉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人们吃喝聚会的机会少了，彼此间的微信联系多了。多年前仁杰老师大病过一场，社会活动明显减少，毛笔字也不大写了，有限的几次见面，看到他的身体一次比一次好起来，从心里替他高兴。出于不打扰的想法，虽然知道他的微信玩得很溜，却没有主动提出加他为好友，不过时常看到友人转发分享的内容，也是一得。

当我好不容易在泉州市第一医院的停车场找到个停车位置，却没有获得进入病区探望的机会，疫情未过，医院的管理丝毫不敢放松。回到家，夜色已笼罩，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两声低闷的雷声滚过，一场倾盆大雨说到就到，隐约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大约九点多，我刷屏的目光冻结在知名作家雪小禅的微信中，一张她和王仁杰在泉州喝茶的旧照片，两人的手里都叼着一根烟，仁杰回望镜头的目光，多少暴露几分顽童般的调皮。未读文字，一串流泪表情包就告诉你不愿意看到的消息。联系到刚才那场多少有点神秘的大雨，不禁唏嘘。急忙给风雅颂书局老总连真打了个电话求证，她是仁杰女儿的闺蜜。她说王老师还有一口气，正在护送他回家。放下电话，我呆立许久，一时不知所措。每一个生命都是在哭声中降落尘世的，历经磨难，修成正果，怎能说没有说没有了。不一会儿，省文联办公室主任郭萍打来电话了解情况，她是从秦岭雪先生那儿得到一点风声的。秦岭雪原名李大洲，香港泉州籍著名诗人、作家、书法家，与王仁杰相识相知一辈子，年轻时也当过老家剧团的编剧。当天，他传来一篇文章让我学习，我回复之余，顺便告知仁杰老师病危的消息。郭萍还了解到，王连茂与林剑仆正冒雨赶往仁杰家中。连茂原是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海交史权威专家，剑仆是著名书画家，曾任市美协、书协副主席，两人都是仁杰的发小。这些年，仁杰因戏出名，加上担任过市民进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出入各种场合，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鼓与呼。他阅人无数，但平时与人往来则求志趣相投，一起喝茶海聊的不是剧团同事，就是相对固定的几个老友，王连茂与林剑仆便在其中。去年中秋国庆期间，大洲老师回乡参加一个书画活动，剑仆作东请客，到他的老家浮桥吃土菜受邀的有周焜民、王仁杰、林坚璋、王连茂、王景贤、曾静萍、陈怀晔、潘庆功等，我有幸忝列末座。席间，仁杰妙语连珠，尤其是与大洲一唱一和，风趣幽默，可惜我只当开心听众，缺乏收集整理意识，抓拍的照片倒是生动，却被误删归零，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心痛。那次聚会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仁杰老师。春节期间，疫情自武汉向各地蔓延，大家都宅在家中，各种社会活动完全停摆。节后我受单位指派带队参与社区防控工作，一忙就是近三个月，因形势严峻，两耳自然少闻疫情以外的事，时至今天，留在脑海中的仁杰形象还是像过去那样可敬又可爱。问起仁杰老师病情，陈怀晔告诉我，今年三四月份仁杰开始恢复出门活动，尽管仅局限于与好友喝喝茶聊聊天，但有时中途提出要先回家，有时答应后却缺席，现在想起来大概是身体疲劳、体力不支所致。仁杰是乐观主义者，也许认为感冒发烧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挺着拖着，待到被逼上医院检查，一切都已经迟了，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淋巴系统了。当晚子时，我把坏消息告诉李大洲老师不久，他即传来自撰的一副挽联：“痛悼王仁杰先生：怀抱珠玉，矢志传统，梨园歌哭五十载；情系苍生，妙传幽微，戏苑词曲第一家。”高度概括了王仁杰的艺术人生。

第二天上午，这副挽联由林剑仆书写后挂在灵堂的两侧，白底黑字，格外醒目，吊唁者无不感慨万千。花圈簇拥，留言不断，我在吊唁现场感受到全国各地尤其是戏曲界对王仁杰这位泉州骄子逝世的深切哀思与无限怀念。中国戏曲表演学会的唁电写道：王仁杰先生“展示了中国戏曲艺术不朽魅力，更为当代中国戏曲剧本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更为中华戏曲宝库亲的的珍贵财富。他的逝世，是中国戏曲界的一大损失。他的名字，将携刻在中国戏曲史的丰碑上。”以南音三奠酒、梨园戏追思会的形式为逝者送别，在本土文化界可能是最高规格的。现场见到多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一问是从上海等地赶来的梨园戏迷。联想起有一次，我到梨园古典剧院找朋友，无意中敲错了会议室的门，惊讶于满室南腔北调，原来是一大群人正在热烈讨论着刚刚演完的一场戏的得失。朋友告诉我，他们是分别从台湾、江浙、沪上等地赶来看王仁杰编剧、曾静萍主演的梨园戏的。没想到，年届八旬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也专程来到泉州为王仁杰送行。梁谷音是1991年与王仁杰相识的，那时王仁杰编剧的《节妇吟》到上海演出，因当地人没有听说过梨园戏这个剧种，市场反映平平，入场观众寥寥，梁谷音便是这寥寥者之一。“我彻底被震撼了，这是我近年中看到的最好的戏。”从此两人结为艺术知音，算来已经有30个年头了。梁谷音希望王仁杰为她写一个戏，有次读到尤凤伟创作的一篇现代题材小说《乌鸦》，觉得很意思，建议王仁杰改编为昆曲。更有意思的是，王仁杰读后同样被迷住了，不过完成后的作品却是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作为弥补，王仁杰后来为梁谷音精心创作了封箱之戏《琵琶行》。对艺术家而言，采用什么剧种、什么风格创作，完全听从内心的呼唤，在仁杰的心目中，梨园戏自然是最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果然，精心打磨的《董生与李氏》不负众望，一举夺得首届“曹禺戏曲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等荣誉，好评如潮，经久不衰，成为当代新编古戏的一部经典之作。

梨园戏被称为南戏活化石，面对新世纪、新观众、新的审美取向，越是古代的剧种，因为历史包袱沉重，往往走得越艰难。原封不动、原汁原味固然是传承，却导致观众流失，死了一个老人就少了一个观众。当一台戏唱足了腔调韵味，而台下无人喝彩，那一定是戏曲最悲壮的时刻。王仁杰之所以能够妙手回春，让老中青都主动走进了剧院，创造梨园戏的当代辉煌，根基在于他极力倡导“返本开新”。800年历史的梨园戏，整个剧种只靠一个实验剧团支撑，本身就是一步险棋，何况，不但生存下来，而且活出精彩，真是泉州之幸。试想，如果不是这个时代，如果没有王仁杰，梨园戏绝对没有今天的剧坛地位。再说“梨园双璧”，没有王仁杰的好本子，曾静萍的表演必然受到很大限制，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可能打动无数戏迷的心。不断切磋形成共识，反复探讨相互补充，惺惺相惜，心领意会，使艺无止境、精益求精的追求在两人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曾静萍因主演《节妇吟》《董生与李氏》两度荣获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全国戏曲界借演出王仁杰编剧的作品获得梅花奖的演员不下十位，且多出自北京、上海、福州等大城市的不同剧种的剧团，说起来真的不可思议。

由此我想，何为文化自信？我们是否可以从王仁杰身上映照出的光圈领悟到什么？从地域看，福建是个小省，缺乏全国影响的中心城市，山岭重重，偏安一隅，文化格局上容易被边缘化。倘若换个角度，这样的地理特征也带来了文化的独特性，多种方言、剧种的完整保留并且在海外发扬光大就是明证。作为福建戏曲编剧的三驾马车之一，王仁杰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著名评论家王评章断言：“王仁杰是福建剧坛最优雅的、又是最激烈的文化卫士。”他的作品“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引起人们的文化感动，使人们产生真正的文化意识与追求。他独特的才华使他似乎能尽力挽留住历史，并展示着福建最后一个古典戏曲诗人的全部历史光彩。”1998年11月，我到北京采访南戏晋京汇演，那天的天气奇冷，我冒着严寒去北京儿童剧院看《董生与李氏》，如果不是任务在身，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看着看着，我一个梨园戏的门外汉，竟然也像梁谷音这样的名家一样，深深地陷入王仁杰设计的戏路不能自拨。我采访观看演出的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郭汉城、刘厚生等著名戏曲评论家，无一不为这场戏所折服。久居京城的泉州永春籍学者颜振奋感叹：“王仁杰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矣。”纵观王仁杰的戏，无论是《节妇吟》《董生与李氏》，还是《陈仲子》《皂隶与女贼》等，登场人物很少，有的戏仅仅三两人，场次一般为五至七场，时间不长，角色都是小人物，通过小人物身上的名与利、法与欲、仁与义的矛盾冲突，逐步展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的探寻历程，在平凡中表现不平凡，在不平凡中见震撼，在有限的时空讲出动人故事，一个字：难；两个字：很难。所谓“功夫在诗外”，要具备删繁就简、点石成金之功力，必配有独具慧眼、珠圆玉润之能量。读他的剧本，可以感受其绣花针功，可谓增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大洲老师认为仁杰的“文字吐气凡近，与未经提炼的大白话告别，别裁伪体，上亲风雅，不论文采派或本色派，都向中国古典诗词靠拢。清词丽句，熠熠生辉，读后满口余香，也就是重新回到中国戏曲诗化的道路。”据剑仆回忆，仁杰小时候，母亲就抱着他去看《苏秦》，但那时的他并不爱看戏，读书才是他的最爱。中学时期看了林任生整理的《朱弁冷山记》，一下子被迷住了，从此成了梨园的忠实粉丝，《朱》剧的唱词，他竟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我打开案头的《三畏斋剧稿》，第一页就有他十年前的小楷题签。无论是创作剧本，还是给友人写信、与编辑通讯，他一律用毛笔书写，王评章所言“文化卫士”似乎可见一斑。在摧枯拉朽的时代潮流中，他不为裹挟，特立独行，但不抱残守缺；膜拜先人，敬畏传统，却具现代意识。这种平衡能力与处理分寸，没有长期坐冷板凳之忍耐积蓄、没有对古典文学与戏剧理论的深学精研，没有对复杂人性深刻的解剖判断，没有对时代风云的观颜察色，是根本做不到的。仁杰的创新不是推倒旧墙另起炉灶，而是企图通过回归表演舞台，来营造古典意境，并借助这种唯美清丽的意境，层层抽丝剥茧，让观众看到的是古戏，叩问的是当代社会人生，传达的撼动心灵的艺术力量，体现的是深入骨髓的人文关怀。

王仁杰注定是一个戏曲艺术的殉道者，他的血液流着南戏的颜色，他的喜怒哀乐的另一头，总关连着剧坛潮流的进退起伏。他说：“所谓戏者，大抵其故事人物，既奇特，亦清纯，令人想及作者选材之严、构思之苦、匠心之独具。其遣词造句，俱见功力，不艰涩，不浮华，亦不鄙俗。至于有纯正之曲目可赏心，有精湛之科范可娱目，则尤不可或缺。“我们当然也不必神化仁杰老师。说到他的缺点，他的多位好友也有共识，写戏交稿的时间总是能拖就拖，常常到了冲刺的时刻才赶紧加班加点。其实不是他缺乏时间观念，而是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害怕失败。梁谷音说过一件事：《琵琶行》在上海演出时请他来看戏，就是不见其踪影，直到第15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才偷偷地潜入剧场，坐在最后一排，当看到观众反应热烈，他终于舒心地展开了笑容。曾静萍也曾调侃过他，说王老师把自己不敢干的事写进戏里由我们来演。常人往往难以理解，名家身上无形压力山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是这样，你别看他在书里大胆着墨用笔，在生活中处处小心翼翼。来泉州出席海丝国际艺术节期间，我陪同他参访，想从他嘴里多淘点关于泉州与文化的观感，而他知道多家媒体记者在场，顾左右而言之，三言两语，谨慎有加。当然，静萍最感激的是仁杰的剧本给演员留下很大的二度创作空间，这与他回归本色、回归表演的创作理念相吻合。古戏与新时代，永远是一对矛盾，是水火不相容，还是彼此间成就，上演一座城市永不落幕的精彩与亮点？答案捏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中。我不知剧坛有否“王仁杰现象”的说法，起码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小地方照样可以出戏剧大家。如果说背景，王仁杰并非出身名门世家，到上海戏曲学院进修也是工作多年以后才获得的一个机会，真正的背景是他生活的这座城市，泉州的文化氛围、历史积淀才是滋养他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二是一本书就足以存世。仁杰剧本的简约精炼、惜墨如金值得探讨，他的文字极易让人有回到唐宋之幻觉，无论遣词造句、填词吟曲，还是志趣性情、意境营造，几乎无异古代文人之手，入古而能化古，文采盎然，更是不易。与许多作家的著作等身比较，一本《王仁杰剧稿》不厚，然而大浪淘沙，有许多热闹一时的出版物将会成为时代的垃圾，有一点我始终相信，这本书、这几个戏是能够留下来的金子；三是小剧种赢得一座城市的荣誉。如同昆曲之于苏州，梨园戏与泉州一荣俱荣。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在大口吃着老祖宗赚下的本钱，只有像仁杰老师那样的返本开新、与时俱进，方可立于时代潮头，引领文化风尚。我敢判断，王仁杰的离去给泉州剧坛留下的空白，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虚位以待，谁将接过仁杰先生如椽的大笔，续写梨园一路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