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佃

1月22日，少川同志匆匆地走了，给我留下无限的哀思。

说来，我是不该直呼“少川同志”的。因为，他先后在福建日报社工作20余年，组织领导和主持我省宣传思想工作17年多，为我省宣传思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老领导、老前辈。

我称他“少川同志”，是受我原来工作过的福建日报社领导、同事的影响。少川同志任过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但报社的领导、同事，很少称他职务，都叫他“少川同志”。这是其一。其二，我进福建日报社时，少川同志刚刚从福建日报副总编辑职位履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跟我“擦肩而过”。我本没有多少机会跟他直接见面，但少川同志非常重视省委机关报工作，凡是涉及全省重大典型宣传、重要言论撰写，他都直接指挥、自己审稿。我当时在福建日报总编室当夜班编辑，也就常常要送稿子给少川同志审阅。记得第一次送稿子到少川同志办公室时，怯怯地叫了一声“何部长”，少川同志看了我一眼，便和蔼可亲地问我是不是新进报社的毕业生？读什么专业的？几岁了？我有些紧张，磕磕巴巴地回答了他问的几个问题。少川同志则微笑地对我说，报社的一个老传统、好传统，就是对领导同志不称呼职务，都一律叫“同志”，希望我也叫他“少川同志”。这样，我也就“随大流”了。

由于我上夜班，白天有点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就隔三差五给当时刚刚创刊不久的《福州晚报》《泉州晚报》副刊写一些小言论。一次，我又送稿子到少川同志办公室，他看完稿件后，突然跟我说，他在晚报上看到我写的言论了，并特别提及两三篇发表在《泉州晚报》上的言论。他说，要在党报上有所作为，必须过好两道关，一个是夜班，一个是言论。夜班，可以学到如何把握大局、如何统筹版面；而言论，是党报的旗帜、灵魂，是党的意志的体现。一个合格的党报编辑，是要有“几把刷子”的。他对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言论表示肯定，同时，也指出我写的“豆腐块”存在的缺陷，比如，立意不高、阐述不深、层次不明等。我后来坚持杂文写作，很大程度是深受少川同志影响的。

1994年过完春节，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到同安县挂职任副县长。因为之前，我已到福建日报社福州记者站当驻站记者，加上我也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所以，也就没有将到同安挂职的事情报告少川同志。

然而，1995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刚刚上班，就接到少川同志秘书的电话，说是何书记（少川同志时任省委副书记）到漳州调研，要回福州，想顺道到同安看看我，问我在不在。我回答了后，就显得局促不安，因为，少川同志是省委领导，他到了县里，我一个挂职的干部，是不敢随便接待的。于是，我马上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同安县委书记陈昆源打了电话，向他报告少川同志要到同安的消息。不巧的是，陈昆源当天上午在市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但他说，他争取中午赶回来陪少川同志吃个便饭。我将情况报告给了少川同志的秘书后，少川同志立即给我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他是顺道来看看我的，千万不要打扰县里的领导，要我一定转达给昆源同志。

当天上午约莫十一点，少川同志车子进了县委大院，秘书才给我打电话，让我下来。少川同志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不要进办公室了，免得打扰大家上班，就直接到县招待所，找个地方聊聊。我将少川同志带到县招待所，他问了我工作上的一些情况，比如，分管什么、适应不适应、什么时候结束挂职等，我向他汇报了挂职的一些体会，他说，可见，省委作出的决策是对的，年轻干部要增长才干，就要到第一线淬炼。

聊着聊着，已到午饭时分，少川同志对我说，同安的炒米粉挺不错的，中午就吃炒米粉。我将少川同志的意思，跟招待所所长说了，所长有点左右为难，问要不要请示昆源同志，但我知道少川同志的脾气，就坚持了。

吃完午饭，少川同志说，他要赶回福州，让我跟昆源同志说下。所以，当昆源同志赶回来时，少川同志已经启程离开。

1997年初，我到厦门工作。临行前，我到省委大院向少川同志辞行，他叮嘱我，今后的担子更重、压力更大，要多请示、多学习、多研究。

少川同志退休后，倡导组织对福建特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梳理，带领采风团，走遍全省各市县区，采写并终审编撰了一地一册的散文集，生动展现新发展，热情讴歌新时代。有一年，他到思明区采风，特意到厦门日报社看我。他跟我聊了新时期党报的一些思考，如舆论引导、社会责任、媒介格局、公信力等，让我受益匪浅。到了晚饭时间，他说就在报社食堂用餐，再感受感受报社的氛围。

少川同志就是这样，关心爱护每一位同志，所以，他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少川同志，您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