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泉州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泉州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化、艺术等在此无拘束地交流融合。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也成为彼时支撑泉州港繁荣的精神基石。在这种开放环境的感召下，国内外名士、贤达纷至沓来，商贾、旅行家、僧侣、传教士接踵而至，共同为泉州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顶级流量”。

□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马可·波罗：向欧洲介绍泉州的 “神级播客”

籍贯：意大利威尼斯 流量指数：★★★★★

“行5日毕，则抵壮丽之城刺桐。此城有一名港在海洋上，乃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赴西方诸国衡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

泉州文化离不开海，“闽在海中”的地理环境，让这座城市孕育出了具有海洋特性的城市文化，也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具有像海一样宽广的胸怀。自唐以降，泉州城出现“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开始在泉州流播，西来文化日见东渐，并为泉州本土文化所海涵、吸收。有宋一代，随着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海外通商区域不断扩大，分别形成了东南亚、东阿拉伯海、西阿拉伯海和地中海四大贸易区。泉州通过海上交通与四大贸易区皆有通商往来，由此也与世界各地的官员、商贾、旅行家、僧侣、传教士等发生了接触，彼此加深了解。在这样的接触、了解的过程中，“刺桐”（即泉州）逐渐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彼时，它代表的是繁盛，是富庶，是活力，更是希望。

泉州在南朝时已有与外国往来的记载。早在南朝天嘉三年（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就曾造访泉州，挂锡于九日山下的建造寺（即延福寺）翻译《金刚经》，并且讲经、播道，成为最早来泉州弘法的异域高僧。开平三年至天成五年（909年至930年）间，高丽僧人玄纳（又称元衲）来闽求法，拜福州雪峰寺义存为师，后泉州刺史王延彬为其在南安招贤里建福清寺以居。玄纳在福清寺与泉州僧侣一起生活学习了30多年，并终老该寺。

首位正式向欧洲人介绍泉州的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商家，元至元八年（1271年）随其父亲、叔父经中亚前来中国，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抵达元朝的上都（和林），从此侨居中国长达17年之久。马可·波罗在中国时遍游各地，曾二度造访泉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末，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为王后，途经泉州城。据说随船带了大量的珍宝和中国特产。回国后，马可·波罗曾以街头宣讲的“口播”方式向民众陈述其在东方的旅行见闻，并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向欧洲人描绘了自己在中国的真实际遇，同时也对泉州作了引人入胜的叙述，成为亲身跨越亚欧介绍泉州的第一人。马可·波罗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也令他一夜之间变成威尼斯豪富。

元代的泉州航海贸易繁盛，是名扬中外的贸易大港。马可·波罗来自欧洲著名的航海商业之都威尼斯，仍对泉州港赞赏备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泉州是物产富饶、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在其游记第二卷《刺桐城》一章里，他向世人介绍在泉州的见闻。他称，离开福州“行5日毕，则抵壮丽之城刺桐。此城有一名港在海洋上，乃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赴西方诸国衡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其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居民是偶像教徒，而有食粮甚饶。其地堪娱乐，居民颇和善，乐于安逸。在此城中见有来自印度之客旅甚众，物为刺青而来，盖此处有人精于文身之术也。”马可·波罗还提到刺桐“船舶之赴诸岛者皆获大利”。

相传，马可·波罗曾在泉州法石停泊，还从这里出发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人们为了纪念此事，就把法石码头边马可·波罗走过的一条小巷和他喝过水的一口井，分别命名为“马可巷”和“马可井”。由于马可·波罗对泉州的宣传，也使得泉州成为当时世人极其向往的“东方巨港”。

鄂多立克：被繁华泉州深深 吸引的旅行家

籍贯：意大利珀德农 流量指数：★★★★

“该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此城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你用不着花半个银币就能买三镑八盎司的糖。”

元朝诗人释宗泐曾用“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来形容泉州外商云集、国际贸易繁盛的情景。元朝与海外国家的交往大多通过泉州港进行，来往于泉州的海舶穿梭如织，中外商使络绎不绝，大量的进出口货物在此集散。随着中外交往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泉州原有的驿站运输系统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建立了自泉州至杭州的海道水站，“自泉州发舶，上下接递”，专门运送进口货物和中外商使。海运交通的便利，也导致泉州逐渐成了世界旅游的热门城市。继马可·波罗之后，又一位“旅游大神”的身影出现在了泉州的街头，此人正是鄂多立克。

鄂多立克生于意大利小公国弗尤里的珀德农，少即在乌迪内教堂修道。他终年打赤脚、穿褐衣，以面包、白水度日，立志做一名苦行修士。不知道是不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鄂多立克于元延祐五年（1318年）从威尼斯起航，开始了其周游列国的冒险之旅。他游历了君士坦丁堡、特拉比松、埃尔兹伦、大不里士、孙丹尼牙、喀山、耶兹特、百世玻里、设拉子、巴格达等地，经广州入中国，造访泉州、福州、明州、杭州、金陵、扬州、大都等城，再取道西藏回国，终成中世纪著名的旅行家。最后，他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

在刺桐（泉州）时，他受到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的热情接待，他对这里修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刺桐（泉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鄂多立克在游记中写道：“我来到一个叫刺桐的著名城市……该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此城中有各种生活必需品，你用不着花半个银币就能买三镑八盎司的糖。”对泉州的宗教，他说：“该城有很多善男善女的寺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我在那里访问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尊偶像。其中一尊偶像，看来较其他的为小，大如克里斯多芬像。我在供奉偶像的时刻到那儿去，好亲眼看看。其（祭祀）方式是这样：所有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至蒸气上升到偶像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的食物。但所有别的东西他们留给自己并且狼吞虎咽。在这样做后，他们认为已经很好地供奉了他们的神。”很形象地描绘出古代泉州人祭祀神灵时的场景。在泉州期间，鄂多立克还曾会见泉州方济各会主教。《鄂多立克东游录》同样对泉州名气的壮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伊本·白图泰：见多识广的“旅游大咖”

籍贯：摩洛哥丹吉尔 流量指数：★★★★★

“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元代时，泉州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已经有较频繁的交往。元大德五年（1301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地取豹子稀奇之物……”这里的“刁吉儿”即指地中海南岸摩洛哥城镇丹吉尔，也就是伊本·白图泰的故乡。大德八年（1304年），伊本·白图泰出生于丹吉尔的一个伊斯兰教法学者家庭之中。成年后的伊本·白图泰嗜好旅行，他曾从丹吉尔出发，游开罗，访麦加，赴伊朗，驻留伊拉克，环行黑海，过访君士坦丁堡，穿行基瓦尔，广游印度，行程十万余公里。至正元年（1341年），借着出使元朝的名义，伊本·白图泰离开印度开始向东前行，最终于至正五年（1345年）乘船抵达泉州。在这里，他见识到了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发达的造船业，同时也发现海洋贸易给泉州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和财富累积。

至正十四年（1354年），伊本·白图泰返回摩洛哥，后来素丹令其王室书记官伊本·朱赞根据伊本·白图泰生前的口述记录整理完成了著名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欧洲主要文字，引起巨大轰动。自此，伊本·白图泰成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伊本·白图泰认为世界上能与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的只有中国的刺桐港（即泉州港）、印度的古里和喀里古特、土耳其地区的苏达哥港。伊本·白图泰盛赞刺桐（泉州）称：“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他说中国的船分三类，大的称“艟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这些船在刺桐和广州制造。他还称元帝“送给素丹花锻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织造，百匹系在汉沙(杭州)织造”。刺桐缎被元朝皇帝作为馈赠外国元首的高级礼品。刺桐生产的瓷器物美价廉，也曾运贩到印度等地，直至摩洛哥的马格里布。

马黎诺里：教皇派来出使中国的使节

籍贯：意大利佛罗伦萨 流量指数：★★★★

“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

随着宋元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繁盛，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以及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扎根、成长，并各收因果。甚至出现教中之教、教中之派的现象，形形色色的民间神祇也荟萃泉州城。至今泉州留存着丰富的宗教文物，堪称“世界宗教博物馆”，正是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有力见证。

在众多外来宗教中，传入泉州的基督教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聂斯脱里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另一是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由于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和保护的政策，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德高维诺出使元廷。约翰·孟德高维诺经由亚美尼亚、波斯、南印度，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抵达泉州，然后前往北京，受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接见。他向皇帝提出了传教的请求，并得到了允许。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北京设立教堂和钟楼，开始从事传教工作。大德十一年（1307年），他被教皇任命为北京大主教，并统辖中国教区。皇庆二年（1313年），约翰·孟德高维诺在泉州增设教区，方济各会修士杰勒德、佩里格林、安德肋相继担任泉州主教。泉州继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第二大天主教区。

在方济各会修士鲁不鲁乞的《东游记》里，收录了佩里格林、安德肋写自泉州的两封信。一封名为《刺桐主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为《佩鲁贾人安德肋的信》。两封信记述了他们在闽南传教的情况。延祐五年（1318年），佩里格林在泉州写道：“我们确能向异教徒自由宣教。为使萨拉森人信仰基督，我们曾数次去他们的清真寺讲道。我们也通过两位通事在一些大城市向偶像崇拜者讲道。许多人蜂拥而来，听后大为惊讶，详细询问。现在我们的工作已有开端，当我们见众人愿来听道，并常跑至我们讲道的地方时，感到工作大有希望。”元至治二年（1322年），来自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鲁贾的安德肋继任泉州主教，在他的任上又建造一座天主教堂，泰定三年（1326年），安德肋在由泉州寄出的书信中写道：“（我）靠钦赐俸金生活。据一热那亚商人估计，我每年俸金约值一百金佛罗林。我将此项俸金的大部分用于建造教堂。”据悉，方济各会修士在泉州的传教活动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得益于元朝统治者的保护和扶持的。元朝皇帝不但允许其自由传教，而且还给予经济上的大力资助。

元时，泉州长期处于万商云集的状态，不少欧洲商人在这里赚得盆满钵满。其中有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建了一所“十分雄伟壮丽的教堂”，并自愿将此教堂交给泉州主教杰勒德及其同伴修士管理，这就是泉州的第一所天主教堂。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方济各会修士马黎诺里，于至元四年(1338年)奉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之命，出使元廷。他也是教皇派出的最后一位出使中国的使节。元至正二年（1342年），马黎诺里抵达元大都（今北京），谒见元顺帝，呈国书及御礼，献异马1匹。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的《马黎诺里游记》对泉州作了这样的记载：“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方济各会修士在该城有三座非常华丽的教堂，教堂十分富足，有一浴室，一栈房，这是商人储货之处。还有几尊极其精美的钟，其中二钟是我命铸造的，在铸成悬挂时，举行了隆重仪式。其中之一，即较大者，我们决定命之为约翰尼纳，另一命之为安顿尼纳，皆置于萨拉森人居住地中心。我们于圣斯提凡祭日离开刺桐。”

雅各：在东方遇见 “光明之城”的人

籍贯：意大利安科纳 流量指数：★★★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100种语言，外国人多得不得了。”

相比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人，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显得籍籍无名。但一本根据他的手稿修撰的《光明之城》，却在近年引发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雅各的手稿是英国学者大卫·塞尔本教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的，他觉得此书很有价值便将其译成英文，取名《光明之城》。《光明之城》记载雅各·德安科纳经海路来华，1271年8月至1272年2月间居住于刺桐城（泉州）的见闻。

雅各·德安科纳，直译就是来自安科纳的雅各。安科纳距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不远，亦是意大利港口城市。当雅各抵达传说中的“光明之城”——刺桐城时，被这座“国际化”的城市惊得目瞪口呆：城中遍布各类商品作坊，大者拥有上千工人；街头随处可闻各国语言，“在这里你可以听到100种语言，外国人多得不得了。很多蛮子也学会了欧洲和中东的语言，而且有不少人信了基督教。在这个城市里，各种宗教都有……仿佛不是中国人而是整个世界的城市”“实际上构成这个城市的居住区与周围的村镇看上去是联为一体，建筑物的数量由于非常多，以至彼此挨得很近，城墙形同虚设。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住所混在一起，就好像他们是同属一体的”；雅各还称他在泉州周围采购七天，买了600件像玻璃的酒壶，“是世界上最美的瓷器”，又买了很多生姜、良姜，看到很多靛蓝、明矾、油漆、纸张、草药。《光明之城》记录了南宋末年泉州的港口贸易、城市景观、市场、风俗、外国侨民、宗教和商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等，可以说涉及泉州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当时泉州城市之繁荣、商品之丰富、贸易之发达，都有具体的记录。书中描述的诸多场景已被证实可信，尚有部分仍待考证。如果《光明之城》完全属实的话，无疑又向世人展示了古泉州的别样风采。

在英国出版的《光明之城》一书封面上写道：“在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国都市，称作光明之城！”

蔡襄：深得民心的一代名臣

籍贯：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仙游） 流量指数：★★★★★

“日照溪山生翠光，春深花草杂幽香。登临谁会迟留意？门外尘埃去路长。”

泉州市舶司设置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是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其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对宋元泉州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以及海洋贸易各参与方的共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反映出泉州港口依托于庞大帝国的独特属性。就在市舶司落户泉州之前，还有一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石桥在泉州刚刚建成，它就是洛阳桥。洛阳桥位于泉州城东北方向约10公里的洛阳江入海口处，原称万安桥，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落成。它是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也是官方主导、全民合力建造大型交通设施的典范，体现了官方、僧侣等社会各界对商贸活动的推动和贡献。洛阳桥之所以能建成，当时主持建造的北宋泉州郡守蔡襄功不可没。

蔡襄与泉州渊源颇深，其母卢氏为惠安县德普里（今泉港区后龙乡）圭峰村人，他小时候曾在母亲娘家附近的伏虎岩（俗称虎岩寺）读书。至和三年（1056年）和嘉祐三年（1058年），蔡襄曾两度出知泉州。任上，蔡襄劝学兴善，传贴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其间，他还曾游览南安丰州九日山，并于奉先院东壁题诗，迄今九日山西峰东麓亦有摩崖石刻见证他的到访。

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同年，蔡襄应朋友之邀游赏南安丰州九日山，并于九日山建造寺（即延福寺）奉先院东壁留下题诗。据蔡襄亲撰的《莆阳居士蔡公文集》载，蔡襄所题之诗名为《题建造寺奉先院》，全文为：“日照溪山生翠光，春深花草杂幽香。登临谁会迟留意？门外尘埃去路长。”正因有蔡襄的这首题诗，故奉先院又被宋林少卿称为“墨妙堂”。另外，九日山西峰东麓有摩崖石刻记称：“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沈衡、蔡襄、庄复、□□□、邑宰夏化育、林□同游延福寺隐君亭。”

从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起，泉州的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在万安渡上筹建洛阳桥。庆历初，郡人李宠曾“甃石作浮桥”。皇祐五年（1053年），僧宗已和郡人王实、卢锡又“倡为石桥”。然而，这里水流湍急，这两次造桥尝试均未获成功。蔡襄再知泉州后，积极着手续建洛阳桥。为了筹措资金，他与母亲卢氏带头捐资建桥，如此一来，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支持，造桥资金很快落实到位。经过艰苦的努力，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建成，历时6年8个月。该桥“累趾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犹如长虹横卧于江，十分雄伟壮观。蔡襄为大桥落成设宴庆功，并亲撰《万安桥记》勒石碑立于桥头，把参加建桥者的姓名刻于碑上，却把自己的作用轻描淡写地以“合乐”二字，一笔带过。《万安桥记》现存碑刻有二，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蔡襄祠内。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端庄沉稳，而且文字精练，镌刻精致，被今人誉为文、书、镌“三绝”；另一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的。

洛阳桥建成后，变天堑为通途，大大方便了行人的交通往来，有力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度实支海，去舟而徙，易危而安，民不莫利”。不仅如此，蔡襄留在泉州的各种遗迹，特别是他那大气磅礴的《万安桥记》碑刻，都成为历代吸引名人名宦前来参观、瞻仰的城市“法宝”。譬如，状元名臣王十朋在参观了泉州蔡襄遗迹后唏嘘不已，并作记曰：“……迨入泉境，访公（指蔡襄）遗迹，则首见所谓万安桥者，与大书深刻之记争雄，惜其有济川之才而不至于大用。登爱松堂、九日山，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凛然有生意，如见其正颜色坐黄堂时也。盖公至和、嘉祐间尝两守是郡，至今泉人称太守之贤者，必以公为首云。”

朱熹：钟爱泉州的儒学宗师

籍贯：江西婺源（生于三明尤溪） 流量指数：★★★★★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如果说马可·波罗是将泉州介绍给世界的欧洲“顶流”旅行家，那么朱熹则是南宋时期国内最钟爱泉州的超人气学术大神、教育圣师。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但他却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所以对闽地抱有乡梓情怀。著名国学家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常被概括为“孔朱学”。

宋元以降，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既为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空前融合繁荣，也促进了教育鼎盛发展。南宋时，南外宗正司在泉州的设置，提升了泉州的消费能力，带来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皇族重视教育，南外宗正司内曾有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存在。泉州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社会的繁荣，推动着文化教育大发展，也吸引来朱熹等儒学大家的关注。泉州开元寺内有一木刻对联，联文写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据说此联正是朱熹对泉州的评价。

朱熹多次到过泉州境内的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惠安等地，在诸多名山胜景留下诗作：泉州东海法石村宝觉山上曾留有朱子所题的匾额。朱熹在游览安溪山水期间还品题了“清溪八景”；他曾经在永春县桃城镇环翠亭论诗讲学，留下了“青蛙带枷镶环翠”的传说。朱熹到访南安时，曾两次游历九日山。且在不同的心境之下，留下了不同意境的诗歌。首次游九日山，朱熹留下了《题廊然亭》《题九日山》《题九日山乱峰轩》《题九日山石佛岩》等诗，而后又与友人傅自得月夜载酒泛舟金溪，留下了“扁舟转空阔，烟水浩将平。月色中流满，秋声两岸生”等诗句。九日山西峰东坡巨岩峭壁间，有全山最大的石刻“九日山”三字，是清乾隆间福建提督马负书所题。据说，朱熹两游九日山时就曾书下“九日山”三字，后因世远凐没无存。马负书故重勒此三字，“以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

朱熹在泉期间，积极讲学、办学，直接推动了南宋时期泉州书院的兴盛。南宋泉州创建的几所书院，几乎都与朱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九日山书院和小山丛竹书院是朱熹亲自创建的；石井书院和杨林书院则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文公书院则是为了纪念朱熹而建。当年朱熹曾多次到杨林书院讲学，四方学士来访求教者络绎不绝，杨子山上还留下“活源”“仙苑”等朱熹的题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海“二朱过化之地”的来由。朱熹之父朱松在石井监镇时，里人黄护在镇西鳌头境捐建一所镇廨，并于廨畔筑“鳌头精舍”，作为朱松讲学馆所。20年后，朱熹多次亲至安海，访察朱松的遗迹旧事，对此《安海志·卷6·学校》载称，朱熹“屡过此，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士因益勤于学”，朱熹讲学促使当地学风盛行。安海因此有“二朱过化之地”一说。

汪大渊：中世纪伟大的航海家

籍贯：江西南昌 流量指数：★★★★★

“（泉州吴宅人）高帆健舻，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不惧也。”

汪大渊是个奇人。他从年少起便爱上旅行，究其原因竟是看了司马迁的《史记》，心生景慕之情，所以想游遍九州。汪大渊，字焕章，元代江西南昌人，其身世至今仍是个谜。但他作为成功的航海家、旅行家的号召力，却丝毫不比马可·波罗等人逊色。吴鉴《清源续志·序》曰：“唯豫章汪君焕章，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司马迁）之游，足迹几半天下矣。顾以海外之风土，国史未尽其蕴。因附舶以浮于海者数年后归，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不难看出，汪大渊具有多年的海上远航履历。

据载，泰定四年（1327年），汪大渊年方20岁之时，就首次随泉州商舶远航，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孟加拉湾，绕印度半岛，经阿拉伯湾，进入波斯湾，南下经亚丁湾、红海，沿非洲东岸南下至坦桑尼亚。至顺二年（1331年）返回泉州。归来后，他以纪实体裁，整理出游历笔记，记录游历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见闻。

至顺三年（1332年），汪大渊第二次由泉州启航，其航程主要经南洋群岛诸国， 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须文答腊岛，北至万年港，东至古里地闷、文老古，向北至苏禄岛，最后经中沙、西沙群岛返航。至元三年（1337年）夏秋间抵泉州，又记下大量见闻，不仅涉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而且包括非洲。

汪大渊二次远航，历时八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记所闻所见。至正九年（1349年），汪大渊再次路过泉州﹐恰逢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以泉州系海外各国人物聚集之地，对各国风土人情应有记录，遂请大渊著《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汪大渊携《岛夷志》（后世称《岛夷志略》）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岛夷志略》以地为纲，以事系地，记述亲历的国家、地区或部落寄碇名称219个，其中贸易口岸81个。《岛夷志略》翔实记载海外各国的地产和与之交易的商品。这些交易的商品，有些是中国产的，也有些是他地贩运的。该书记录经泉州港出口的商品90多钟，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制品。根据书中所述，刺桐港海商风帆所向，备受各寄碇口岸居民的欢迎。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人民，几乎都对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敞开大门。

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里还记载了一起泉州吴宅商人远航“古里地闷”（即今印尼帝汶岛）的事件。吴宅，是泉州港的一处支港。这是泉州商人扬帆出海，首航帝汶岛，开创中国与帝汶友好往来的先例。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载：“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至彼贸易。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回舶……（吴宅人）高帆健舻，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不惧也。趋利之多，自昔为然。”

《岛夷志略》是一部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古代世界地理志，同时也是中外延续友好交往的媒介，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很多篇章记载了中国人在海外与侨居国融洽相处的情状。故而，汪大渊被后世称为中国中世纪伟大的航海家、旅行家。

手记

宋元时期为泉州所吸引而来，并最终为这座城市带来超高人气的名人尚有许多，如王十朋、真德秀、马祖常、偰玉立等。他们在泉州历史中留下重要的履迹，也留下了永不褪色的人文佳话。直至近现代，泉州依然是在国际上拥有颇高声望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就到泉州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考察访问。其间，多位著名国际专家与泉州专家进行多次学术接触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建议在这个城市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2004年，金庸先生曾莅临泉州。当他来到泉州名刹开元寺时，对天王殿的“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木质楹联凝视了许久。导游介绍说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泉州这座文化古城的评价，而楹联上的字迹为弘一法师所留时，金庸先生高兴地说：“到了这里，大家都成圣人了。”金庸在泉州时还特意去世界唯一的摩尼光佛遗址——草庵参观。因为他要验证一个有趣的“误会”，他的著作《倚天屠龙记》中曾多次提到明教，但很多人以为明教是金庸杜撰的，真实历史中是不存在的。站在光佛石像面前，金庸激动地表示：“草庵的存在说明明教不是我杜撰的。”在金庸的眼里，泉州这座千年古都是拥有神秘“文化宝库”的，是能令人心生向往的美妙城市。其实，在大多数来过泉州的游客眼中，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