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

核心提示

宋代一向坚持“法与例兼行”，“情理法不协”是宋朝断例产生的重要原因。最近记者在查阅南宋名臣真德秀所撰的一篇墓志铭时发现，号称“温陵三大老”之一的李訦（chén）曾任大理寺卿，并在任内主导修纂《开禧刑名断例》，使之成为全国推行的法令。这是难得的泉州人参与并主导断例修纂的经典个例。今天就让我们回溯光阴，去看看这段历史的始末。

自幼跟随祖父李邴念书

李邴晚年居于泉州蔡巷（今菜巷）

李訦，字诚之，号臞（qú）庵、馰（dí）庵、山泽道人，南宋泉州晋江人，生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他是寓居泉州的名相李邴（字汉老，号云龛，谥文肃）的孙子。李邴晚年寓居泉州长达17年，落户在泉州城内的蔡巷（今菜巷），并在清源山赐恩岩下结庐“云龛草堂”著书，其族裔遂在泉州开枝散叶，后称“仙景李氏”。大儒朱熹曾亲题“清白贤相”匾额，盛赞李邴。

李訦幼时曾随爷爷李邴在赐恩岩下的云龛草堂念书

李邴育有五子（缜、维、纪、纶、紃）和五女。李訦的父亲李紃（xún），因身有疾不能出仕，于是更加盼着李訦能踏入仕途，崭露头角。李訦确实也很争气，他自幼早慧，每天跟着祖父李邴在云龛草堂念书，勤于诵读各类经卷；长大后更是“博览书史”，写起文章来下笔动辄千言；赋诗时，他人还在搜肠苦虑，他却早已挥墨成篇（真德秀《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李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李公墓志铭》）。李訦13岁时，恰遇李邴休致，被赐恩补“承务郎”之职。这承务郎（从九品）虽是宋朝品级最低的京官，但好歹是个正牌“公务员”，也让李訦年纪轻轻就能初窥宋廷官场的运作体系。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七·人物志》称：“（李訦）以荫补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到了弱冠之年（即20岁），李訦被朝廷派遣去监管潭州南岳庙。这属于祠禄官中最低的一级，名义上是掌管、修葺潭州南岳庙，但多数时间并不需要真的到庙里上班，而只是领取一份俸禄。朱熹、傅自得、赵谟等人年轻时都曾“监潭州南岳庙”，不过那里常年有儒师或理学家讲经，对于年轻人而言，倒真是个“考道问业”的好所在。

与赵不敌合作完成皇族“催婚”

过了几年，恰好碰上朝廷考核官员，李訦被相中，调任兴化军仙游县丞。在仙游任职期间，他表现优异，成功推动多项改革，解决了当地财政和行政方面的问题，这使得他“年虽少已有能声”（《李公墓志铭》）。朝廷一看，更加器重他了，不断将重要差事交予他处理。

泉州南外睦宗院原址位于今甲第巷一带，另有南外宗正司在古榕巷内。

随后，李訦被派至泉州，掌管南外睦宗院（原设于泉州西南袭魁坊，今甲第巷一带）。这次派遣可不简单，要知道这南外睦宗院的主要职能就是与当时生活在泉州的赵宋皇族成员打交道，负责他们的生活、名籍和日常事务，一旦得罪这些“龙子龙孙”，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李訦到了泉州后，甚至还有人向朝廷告发，说有南外宗人借卖酒营私舞弊、横征暴敛，这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件皇族丑闻。所幸，淳熙三年（1176）朝廷派曾任度支郎中的赵不敌担任南外宗的宗正，也就是直接主管南外宗室事务的官员。这赵不敌本身也是赵宋宗室成员，他铁面无私，颇有些手段。李訦与他配合默契，二人旋即制止赵宋宗室成员私下卖酒的行为，革除皇族成员长期盘剥百姓、侵吞钱财的积弊。皇族宗室里有些女子年纪大了还没出嫁，赵不敌也出面替她们择人婚配，让她们有了归宿。这也是泉州有史记载的第一桩针对皇族的“催婚事件”。李訦在这期间给了不少建议，出力颇多。能妥善处理皇族事务，使得他前景一片光明。

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李訦历任漳州通判、黄州知州、袁州知州、夔州路提点刑狱、荆湖北路转运判官等职，积累了大量的地方履职经验，特别是在治安管理、赈灾恤刑、理冤禁苛等方面，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

卷入“开禧北伐”的纷争

开禧元年（1205），李訦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任上获宋宁宗赵扩“召对”，这是地方官难得的在帝王面前述职、汇报地方现状以及陈述政见的大好时机。通过这次召对，宋宁宗也对李訦这位“刚正笃实”的臣子非常满意。不久，李訦便出任吏部郎中，旋即又迁大理寺少卿。开禧二年（1206），直接晋升为大理寺卿。

从开禧元年至三年，李訦被动卷入了“开禧北伐”的纷争之中。开禧元年，权相韩侂胄为巩固其权势，力主对北边的金国发动北伐，虽然当时朝堂内外“人情汹惧”（即人心不稳），但在他的怂恿下，主战派还是迅速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李訦对北伐持明确的反对和警示态度，他的反对并非出于私利，而是基于对国事的深切担忧。他直接向皇帝进言，指出朝廷若在“人言未同，人心未一”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恐怕会“发之易而收之艰”。这一举动在那时“异论者辄斥”的政治环境下，显得尤为勇敢。此后，李訦升任大理寺卿，尽管身居要职，他依然“有大利害辄尽言于朝，亡所避”，坚持反对在没有周全准备的情况下北伐。甚至，作为主战派的辛弃疾也觉得时机不成熟，多次提出“备战缓战”策略，分析战备不足。但韩侂胄急于求成，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李訦干脆写信给韩侂胄，要求严惩积极挑动战端的邓友龙、苏师旦，这就开罪了权相，也为自己后来被弹劾罢官埋下了伏笔。

开禧二年五月，南宋军还是强行发动了北伐，结果在开禧三年（1207）即现大溃败。韩侂胄向金国求和遭拒，颜面尽丧。这场惨败也印证了李訦等人反对贸然开战的明智。

高效推进断例修纂工作

在大理寺任职的三年里，李訦认真履职，除复核刑部案件、平反冤狱外，还修订了4万余件断例，并令人修纂成集，使其最终落地成为法令。

宋朝在立朝之初，就想方设法创新律法，要在唐律的架子上，形成一套适用于北宋新秩序的法律总集。于是建隆四年（963），窦仪奉命主持修订《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后来简称《宋刑统》。到了仁宗时期，更是提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强调凡事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反复参详，方做决断。因此宋朝法律条文不断增补，涉及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但在宋朝司法实务中，案件分为“情法分明”（普通案件）、“情法可疑”和“法所不载”（法律漏洞）三类。其中“情法可疑”除了案情本身可疑外，还存在一种“情理法不协”的情况，即指案件情节、社会伦理道德评价与法律设定的量刑之间存在“价值”上的不协调，若严格按律文判决，会出现“过重”或“过轻”等问题。也正因此，随着法制实践的积累，各类断案、判例不断丰富，宋廷坚持推行“法与例兼行”，即将特殊的断例（又称断狱例）编修成册，用于在律文没有明确规定或案情复杂时提供裁判依据，成为宋代法律的重要补充形式。比如《熙宁法寺断例》《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等，就是把历朝诏令、判例、皇帝特别指示等进行归集，再按主题分类，形成的“断例集”。

大理寺是南宋修纂“断例”的主管机构。据《李公墓志铭》载，李訦在大理寺任职时发现，“寺修断例，久而未就，公乞颛命编修官，且立程限”。可见当时断例重修一事已搁置很久，为加快修纂工程，李訦痛下两剂很实在的“药方”：一是请求派遣编修官专门干这事，不再由寺官兼职，防止出现“时作时辍”的情况；二是定下完成期限，高效推进工作。这正切中宋代修纂断例的老毛病——绍兴年间修纂断例时，就出现过多线指挥、反复重编，导致长期未能出台的现象。

李訦另一项最有原创性的贡献是，面对4万余件“泛然无统、难于遍阅”的断例。他不是简单按《宋刑统》十二篇的门类堆砌，而是按“罪行性质+处断结果”重新分类，尤其对死刑（大辟）案件作出量化设计：七分编“丽死比而获生者”（古语中“丽”是附着、贴合之意；“死比”指“与死罪案件相比况，以构成死罪”），即案情触犯死罪条文、最终却获宽贷得生的成例，用以示好生之仁；三分编“附生比而论死者”，即本有可生之比、可矜之情，仍被论处死刑的成例，多为“以杀止杀”之意，保留必要的死刑成例以维持威慑，而非一味从宽。真德秀《李公墓志铭》特别强调这是“前此未有以为言，自公发之”，即由李訦首次提出。

李訦主导的这次断例修纂，后来被结集为《开禧刑名断例》。可惜这部断例在后世散佚严重，相关内容今已难追溯。但《李公墓志铭》对李訦在大理寺的表现用“号称职”作为总结，也就是说人们公认李訦是称职的。明清福建地方文献对李訦的这项功业有明确追述：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作“迁大理寺卿，修断狱例，著为令”；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亦称“迁大理卿，修断狱例，遂著为令”。可见李訦的断例修纂成果，终成后来的司法定例。

真德秀与“三大老”有交集

开禧三年，李訦曾短暂担任过户部侍郎。但不久，即因被韩侂胄操控的谏官弹劾而罢官。然而就在同年十一月，主和派史弥远联合杨皇后发动政变，将韩侂胄劫至玉津园诛杀，并将其首级送往金国求和。韩侂胄虽是权相，但并非奸臣，他的惨死展现了宋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朝廷知晓李訦是被构陷的，没几个月就重新起用他为广西静江府（今桂林市）知州兼广西安抚使，《李公墓志铭》称：“朝廷知其诬，不半岁，授祠禄。再阅月，起帅广西。”此后，李訦还先后晋秩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嘉定初年（1208），李訦移知建宁府，晋秩敷文阁待制，可是旋即主动请求辞职，奉万寿祠以归。

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一》载：“旋奉祠，归。既退于家，始买地临河，筑楼东偏，匾其下曰‘臞庵’。”回到泉州后，李訦在城内蔡巷（今菜巷）的老家附近买了一块临河的地，筑起一小楼名为“臞庵”，还在河对岸铺设一花圃，亲手栽种花竹。《李公墓志铭》载：“既退居于家，始买地临河更宅，劣可居，筑楼东偏，匾其下曰臞庵。对河为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间。性不饮，客至，赋诗弈棋而已。”李訦不喜饮酒，有客人登门，往往是找他赋诗、下棋的。

挺烈坊原址可能在铜佛寺附近

南宋泉州城内立有李訦的“挺烈坊”，这是朝廷为表彰他刚烈忠勇的品格与气节而立的牌坊。按清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记载，挺烈坊原位于“鼎甲坊南抵通淮门街”，大致在今鲤城区南俊路至涂门街一带，亦有学者称是在铜佛寺附近。该坊今已无觅。

李訦的晚年生活其实也很精彩。他和同样致仕返乡的泉州人宝谟阁直学士杨炳、显谟阁直学士傅伯成，三人都曾是朝中大臣，而且年龄相仿、性格相近，于是结成耆老社，每日聚会或吟诗作赋，或黑白对弈，或挥毫泼墨，佳茗助兴，好不快活。泉州人称他们为“温陵三大老”。

南宋名儒真德秀（号西山先生）曾于嘉定十年（1217）首知泉州，当时他与李訦、杨炳、傅伯成三位乡邦元老结成“忘年交”。真德秀在《李公墓志铭》中称：“顾念昔者假守温陵时，公（李訦）与故宝谟阁直学士杨公炳、今显谟阁直学士傅公伯成，以法从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号‘三大老’。岁时讌集，龎眉华发，奕奕相照，若图画中人。某以后进从之游，盖相与欢甚。洛阳之别，意各黯然，视公色尤若眷眷者。”真德秀以晚辈身份同“三大老”交游，相处得十分欢洽。每逢年节聚会宴饮时，“三大老”皆是花白的眉毛、斑白的头发，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地相互映衬，就像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长者。嘉定十二年（1219），真德秀改知隆兴府，即将离开泉州之时，李訦等人还特地到洛阳桥为之送行。临别之时，李訦神色尤其依依不舍。遗憾的是，当真德秀绍定五年（1232）再知泉州时，却闻知“三大老”皆已辞世，他不禁潸然泪下。

李訦于嘉定十三年十月病故，年七十七。傅伯成为之撰写行状。李訦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著述颇丰，其文稿包括《馰庵文稿》七十卷、《续通鉴长编分类》三十八卷以及《谈丛》七卷等，其在《全宋诗》中有九首诗和两首词，流传至今。特别是他的《六州歌头·吊武穆鄂王忠烈庙》，为凭吊岳飞的词作，以气势激越、情感沉郁著称。后来，真德秀应李訦之子李洪宗所请，为其撰写墓志铭。真德秀在铭中叹曰：“抑抑李公，奋于名家。一节初终，如玉不瑕。”李訦终以其忠诚、正直、一节如初，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