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记者 陈玲红 龚翠玲 庄丽祥 通讯员 陈颖艳 文/图

7月25日正值泉州申遗成功五周年纪念日，“形象史学视域下的海丝泉州与周边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古城，从一块块石刻、一艘艘沉船、一条条老街中打捞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海洋记忆。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主办，泉州市博物馆承办。两天时间里，学者们通过主旨演讲和分组学术讨论，深入研讨海丝泉州与周边世界的互动历史、有益经验、互鉴模式和未来路径。

主旨演讲摘录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荣盛

元代官员南下出差爱绕道泉州“捞油水”

高荣盛提出，当前中外海上交通史研究存在两大不足：一是“整体关照”不足，二是过于强调中国的起点和主导作用。他主张打破“起点论”和“主导论”，将中国放到整体历史中观察。

他用“乾坤大挪移”概括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后的全球性变化：政治中心从黄河中游逐步转向杭州湾，最终移至北京；经济中心同步南移，南宋时实现整体南移。这一变化引发交通格局东移，泉州地位由此凸显。他指出，南宋政治中心在杭州，泉州“近水楼台”；元代政治中心在大都（北京），泉州作为南面对外窗口地位凸显，杭州则成为连接南北的中介。

关于贡道变化，他介绍元代有两大贡道：一是延续南宋的泉州—杭州路线；二是从泉州北上经福州，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东南角，经赣江、鄱阳湖入长江，再与大运河沟通。他提到元代官员“特别喜欢到杭州”，有些官员南下出差会“找借口绕道泉州”，因为“到泉州可以捞油水”，这也显示了当时泉州的商贸地位。

●武汉大学教授姜波

实证东方航海传统 诠释中华文明海洋基因

姜波深度参与泉州的申遗过程，他分享了两个独特角度：第一，全球航海史以往多讲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的航海传统，少有人提东方航海，泉州作为东方航海传统的见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文明是中原农耕文明，泉州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也有向海而生的海洋性格。

他介绍了与泉州相关的沉船考古证据。其中，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泉州后渚沉船上发现了4700斤香料和货物标签，一个写着“南家”，被认为可能是南外宗正司参与海洋贸易的证据；另一个写着“哑哩”，即阿里，是穆斯林商人参与海洋贸易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

泉州古城营城思想 天人合一传承有序

因泉州申遗需要，2019年汪勃被派到泉州负责南外宗正司和市舶司的发掘及古城阐释工作。他从“营”城角度提出，泉州古城与辽上京一南一北、一汉一辽，看似无关，但背后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大一统背景下的传统思想文化。

他指出，泉州古城格局并非随意形成，而是基于堪舆五诀（龙、砂、水、穴、向）的精密规划。他以开元寺为中心，指出东西塔构成近9度线的测量体系，形成晚唐五代的标准等腰三角形测量基准，这一体系在辽上京有完整的翻转版。他强调肃清门位置的独特性：它是第二衡的边界，必须构成双圆。目前所见古城中，只有辽上京和泉州可以用这种双圆交叉的方式来释读。他总结泉州古城的营城思想是：天人合一，传承有序，神工鬼斧，宛若天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珏

泉州城防独特演进模式 借商人力量加强防御

王珏的演讲梳理了泉州城池营建的发展过程：唐代主要为夯土结构，五代从衙城扩展为子城、罗城，夯土开始包砖；宋代为砖石复合结构；元代外围和河堤均用全石。德济门遗址曾出现瓮城，元代还出现了水门，设有船闸水道，壕沟系统兼具防御与城市排水功能。

他指出，泉州城得名“刺桐”与军事防御有关。最初因夯土城墙怕被雨水泡散，种植刺桐树保护墙基。后因树根可能拱坏城墙，又加包砖石。

他还讲到，六胜塔石刻中留有军事官员的名字，说明军方陪同地方官员出席祈风仪式，反映了“市舶司具备军事内核”的制度特征。作为商贸港，泉州商业收入大量用于加强军事防御，王朝控制弱时，甚至借助商人力量加强防御，蒲寿庚家族就是代表。这在传统内陆农耕王朝逻辑中极为罕见。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傅晶

填补世遗空白 建构海洋商贸完整叙事

傅晶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2019年负责编制泉州申遗文本和管理规划。她从世界遗产价值认知视角，阐述了泉州叙事体系的建构思路。

她认为十到十四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的节点港口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心港、枢纽和中转港，泉州是中心港的典型范例。这时期在外向型海洋贸易体系塑造下，泉州聚落重心向沿江沿海迁移，城市向南部江岸拓展，通过河口地带大型桥梁的建造，逐步拓展出横跨江河、联通多个河口平原的沿海大通道，产业基地也在山区腹地大规模扩展。

她特别指出，泉州的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前东亚地区海洋遗产的空白。现有名录更关注内陆地区，沿海遗产大多属于大航海时代后欧洲霸权时代的产物，而泉州讲述的是十到十四世纪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建立互惠互利关系的早期世界体系，从海洋视角展示了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交相辉映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林国平

以信仰为帆 筑牢海丝远航精神根基

林国平在演讲中指出，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核心区，而泉州是核心区的核心。闽人走向海洋的动因有二：一是巨额商业利润驱动，二是本土较大的人口压力。

据他梳理，福建有明确记载、专司护佑航海平安的海神多达二十余位，各司其职、分工精细。海神信仰为航海者提供了关键的精神支柱——“未有航海遇患而不求援于神，未有求援于神而不得生”，这份朴素的精神寄托，帮助先民克服对未知海洋的恐惧，勇敢踏上海洋贸易之路。

他以两则史料记载阐释信仰的力量：一则是番禺附近筶杯山妈祖庙的相关记录，船主以妈祖信仰凝聚人心，鼓励众人闯过巨石险滩；另一则出自陈侃《使琉球录》，船队遇台风需更换船舵，常规需上百人协力完成的操作，船员受妈祖信仰鼓舞，仅数十人便成功换舵脱险。

分组讨论摘录

“刺桐”形象的信用建立于三重“物质锚点”：其一，刺桐树作为视觉景观，满城红艳的花海成为入港时最直观的视觉标记，“形象先于名称”；其二，“刺桐缎”作为商品符号，将地名转化为可流通的奢侈品标识，每一匹刺桐缎的远距离运输都是一次“刺桐”形象的再确认；其三，清净寺与伊斯兰墓碑作为宗教与丧葬空间，为阿拉伯社群提供了信仰锚点与家族记忆的物质依托。

“Zaytūn”之名的跨语言传播路径：阿拉伯语的“zaytūnī”首先传入西班牙语，继而传入意大利语、古法语，最终在14世纪中期进入英语，定型为“satin”。

（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 周玲 柯昌杰）

闽南文化是中原汉人在汉武帝平闽之后进入闽南地区创造的地域族群文化，而泉州正是开发闽南的汉人首选聚居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年间泉州户数已达50754户，北宋皇祐年间泉州人口数量超80万，为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提供了人口基础。因泉州一带闽越族遗民相对较少，闽南语在保留上古汉语的特征上显得更加丰富。

泉州是闽南文化向世界扩散的“始发港”。东南亚的清水祖师信仰、泰国的顺兴宫、潮汕的冬至丸习俗、江西玉山的紫湖花灯等，均可追溯至泉州的“祖地基因”，但在异地演化中又生发出鲜明的本土变异。“大闽南”并非地理行政概念，而是基于语言文化认同的圈层结构。

（泉州师院世界闽南文化交流研究院 林华东）

闽台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海洋动物装饰主题，其文化意涵呈现三重维度。其一，作为海洋生活经验的直接投射，屋脊燕尾曲线模拟海浪形态，水族图纹与浪纹的大量运用，反映了沿海居民“亲海慕海”的地域审美。其二，作为农耕文明价值的隐喻转译，鳌鱼吻兽象征“镇火禳灾”的实用祈愿，鲤鱼跃龙门与虾、蟹、鲎等海洋物象则承载了科举功名的儒家理想，体现了海洋叙事与内陆价值的深度融合。其三，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混合产物，狮子、大象随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经闽台匠师本土化演绎，被赋予“祥狮献瑞”“太平有象”等吉祥意涵。

闽台古建中的海洋动物装饰绝非单纯的形式美化，而是一部写在梁枋脊顶上的文化史，既讲述着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跨界流动的文化交融与两岸共有的精神结构，也镌刻着中华文明“陆海兼备”的深层基因。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员、图书馆馆长 吴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