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进士第”位于世遗城市泉州洛阳桥畔洛安村的洛阳街上，为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祖厝。历经数代承袭，建筑遗存至今，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现存建筑清晰可见四进院落格局：第一进门厅已被改建，第二进顶厅（礼仪厅）、第三进中厅（起居厅）保存相对完整，第四进后厅（私塾厅）部分坍塌。其独特的空间布局深刻体现了“商”与“儒”的完美融合，成为泉州绅商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

百年间涌现出三位“雍进士”

“雍进士”匾

在清代，这座“雍进士第”先后涌现出三位“雍进士”，分别为吴煜，字尔教，号乐亭（1758—1833）；吴心藻，字邃铭，号古亭（1875—1914）；吴心熙，字邃辉，号耀亭（1880—1913）。

考诸文献可知，“雍进士”之“雍”指“辟雍”。西周时期，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称为“辟雍”，《礼记·王制》云：“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历史上辟雍建筑的形制究竟如何？《大戴礼记·明堂》云：“明堂者……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白虎通义》“辟雍”条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明堂丹令论》云：“辟雍之名，乃‘取四面环水，圆如璧’。”随着朝代更迭，辟雍建筑实物逐渐湮没无闻，直至清代，乾隆帝提出“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或不相称焉”。

清代的国学又称太学、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清代统治者对国子监极为重视，顺治帝曾亲自视察国子监（1652），此后历代相沿，称为“临雍视学”；康熙帝曾率礼部诸臣前往国子监视学，举行“临雍大典”（1669），并亲自题写“彝伦堂”匾额；乾隆帝更是谕令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监管国子监事务刘墉、侍郎德成仿《礼经》旧制，在国子监彝伦堂之南复建“辟雍”。

国子监辟雍大殿

金、元、明三朝帝王皆在北京建都，京城国子监内长期缺失一座辟雍。依据周代四学的礼制终于将之建造完成，实乃一大创举。竣工之际，乾隆帝亲笔题写楹联：“金元明宅于兹，天邑万年今大备；虞夏殷阙有间，周京四学古堪循。”至此，皇帝“临雍”得以名副其实。辟雍大殿位于“国子监的极近中心点上”，等级之高不言而喻。此后，“辟雍”遂成为“国子监”的代称。

清代学子步入仕途，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秀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举人通过会试成为贡士，贡士通过殿试成为进士，授为翰林。除此之外尚有一条捷径，即通过考试或捐纳进入国子监成为国子监生，肄业后再经廷试等方式获取官职。清代的国子监生包括贡生和监生，其地位大体与举人相当，可以穿青绸蓝边公服和披领，戴金雀顶冠。因乾隆帝在国子监内重建辟雍大殿，故清代国子监生在乾隆时期最受重视。清代国子监生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录送乡试，即由国子监选拔后参加乡试；二是考职，即在国子监学习期满，参加廷试以获取做官资格。清前期正值朝廷用人之际，国子监生出路较好，仕途与举人略同。中后期，随着进士、举人数量日益增多，加之大量满人挤占汉人官缺，国子监生仕途逐渐壅塞，只得另寻他途。在诸项选择中，经商不失为一条理想之路，正所谓“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对于国子监生而言，“经商致富成为光耀门楣的又一途径”，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带，“弃仕从商”曾一度蔚然成风。

明清时期，洛阳江中上游的洛阳港是泉州刺桐港的支港，昔时船只鳞次栉比，商贾咸集。与之毗邻的洛阳街连通洛阳桥，是泉州至福州的官道，沿线遍布各式商行、店铺，“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不息”。洛阳街自古便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当地的国子监生自然受此影响“由士而商”；亦有平民经商致富后，通过捐纳成为国子监生，“由商而绅”。例如，吴氏二房（新厅）便是洛阳街上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的家族，家传商号为“庆安”。家族中的心藻（乳名监水，字邃铭，号古亭）和心熙（乳名点水，字邃辉，号耀亭）兄弟二人，均是国子监生。心熙从商，承继家业，然“言商仍向儒”，可谓亦士亦商的“士商”。

自隋迄清，士子以读书博取功名为目标，“进士”更是其最高追求。但此途异常艰难，多少人终其一生难圆夙愿。因而，一些未及进士的中低级功名者，喜好借用“进士”作为雅称，表现出对进士称谓的尊崇。清代毕阮曾言“凡试有司者皆得谓之进士”，故附生雅称“附进士”，举人雅称“乡进士”，国子监生则雅称“雍进士”。“清雍进士”是清代国子监生的通称。三位“雍进士”自然是地方的绅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对于中国绅士的理解，应当将之视为“一群家族，而不仅是个别有功名的人”。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在清代有三位“雍进士”，俨然是一个“绅士家族”。有趣的是，家族《旧闻》中述及一则传说：

先祖于六月初七夜，见天门洞开，光华万丈，仙人现，谓：“可许汝一愿也。”公跪求曰：“惟家中代代出进士也！”

此说在吴氏二房（新厅）中传扬已久，它曾经且仍在影响着家族子弟的价值观念，“士商渗透”“绅商合一”已成为吴氏二房（新厅）的祖脉遗风与家族文化。

旧居里的家族文化遗韵

“雍进士第”建筑遗存整体格局清晰可辨。经现场踏勘确认，该宅第临街而建，坐北朝南，是一座规整的三开间四进院落，占地面积约406平方米。

第一进：门厅。老一辈称之为“口厅”，入口处悬挂“雍进士第”匾额。门厅原貌现已不存，被拆除改建为石构二层建筑。但根据建筑位置和基址所反映的营造尺度，仍可复原出明清闽南官式宅第的门厅样式。

第二进：顶厅（礼仪厅）。大厅屋顶为硬山式，红色筒瓦屋面，三叉燕尾脊，脊堵无装饰。东侧外墙为红砖墙，西侧外墙为夯土墙，上部均以红色烟炙砖砌至规尖，开有高窗，其间设二层板瓦鸟踏。内部梁架为搁檩造，梁架上置灯梁，灯梁施红底彩画装饰。大厅地面斜铺红色方砖，厅中放置供案、八仙桌，以寿屏（太师壁）分隔厅堂与后轩。寿屏上悬挂“厚德载福”牌匾与“万叶荐余庆，千龄光本支”楹联。厅堂两侧有两对柱联：“一脉源流先世泽，满堂酝酿太和春”与“必有丰年人耕禹甸，诒尔多福家戴尧天”。后轩两侧开设寿屏门（后轩门），后墙两侧开设后尾门（现仅存东侧）。顶厅也称礼仪厅，处于建筑群中最核心的位置，是举行祭祀祖先、办理婚丧嫁娶及接待贵宾等重要事项的场所。

第三进：中厅（起居厅）。通过后尾门即是深井（天井），两侧榉头经多次修建，已改为石构。厅堂保留清代建筑制式，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简单修葺。大厅屋顶也是硬山式，红色筒瓦屋面，燕尾脊，脊堵无装饰。因长期疏于打扫与整修，中厅已渐渐显露荒芜迹象，不少墙体陆续剥落，如今只能从遗留的门窗雕花中窥见当时主人的富足生活。

六角形竹节窗

对联“文章传旧业，孝友溯遗风”

第四进：后厅（私塾厅）。通过西侧后尾门，可见深井（天井）与后厅。后厅两侧房屋已坍塌，仅厅面保留完整，厅中原供奉魁星爷，现已不见。镜面壁上方有水车堵，以砖叠涩出挑，正面做出线脚边框，但框内灰塑装饰已残缺。中部镜面壁由烟炙砖拼砌，正中辟一六角形竹节窗，两侧有灰堆（灰塑）对联：文章传旧业，孝友溯遗风（“旧业”意为“先人的事业”）。西面镜面壁中间有圆形桃花纹样花格窗，四周用红砖做成“香线框”，蝙蝠形抹角。西侧门洞下石上砖，圆弧形拱券饰以如意纹样。后厅主要是吴氏家族子弟念书的地方，据《旧闻》记载，这里最早设为家塾，雍正二年（1724）始作为“通津社学”学舍，“择生员学优行端者为社师”；道光朝以后复为私塾。驻足于此，依稀可见当年场景。

跨越时空的建筑遗存

根据“雍进士第”不同时期建筑材料的分析，该宅第历经多次修葺改建，其建筑沿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雍进士第”内的明代石狮

第一阶段：始建于明代。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雍进士第”中厅与后厅的屋顶用瓦，与明代“大宗伯第”（位于莆田市荔城区的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府第）高度一致。顶厅西侧遗留的夯土墙，与明代惠安刘望海故居（位于惠安县城中山北街）的夯土墙如出一辙，应属同一时期的建筑工艺。

第二阶段：除上述屋瓦和部分墙面为明代遗存外，“雍进士第”的主体建筑合乎清代闽南传统官式宅第的布局与制式，同时在空间营造上又不乏个性化创造。

“雍进士第”大门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泉州洛阳街统一规划设计，兴建红砖骑楼，拆除两侧旧房。“雍进士第”的门厅被迫拆改，退让出连续的柱廊空间，再隔成店铺面向走廊，铺面采用可拆卸的竖板门。外廊空间柱架结构打破了传统官式宅第立面的封闭性，“雍进士第”门厅的规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四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住房紧张，门厅在原柱廊空间和店面的基础上被改建为石构二层建筑，内部设置楼梯，走廊也被封堵占用。至此，“雍进士第”原有的门厅风貌荡然无存，与传统建筑制式相去甚远。

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吴氏二房（新厅）后裔已陆续从“雍进士第”中搬出。宅第常年风吹雨淋，缺乏有效维护。

“商儒共辉”的文化映射

“雍进士第”临街而建，坐北朝南，是一座规整的三开间四进院落。住宅前部曾设当铺“庆安铺”，这是家族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洛阳街作为泉州至福州的官道，沿线商铺林立，商业气息浓厚。吴氏家族顺应时代潮流开设当铺，展现了其敏锐的商业头脑与对市场机遇的把握。当铺的存在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成为“雍进士第”空间布局中“商”的重要体现。

住宅后部设有的“通津社学”学舍（后复为私塾），则是家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传承文化之所。明清时期，绅士阶层在地方文化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办私塾、社学，主持乡约等教化活动。吴氏家族延请学优行端者为社师，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彰显了深厚的儒学氛围。子弟们在此诵读经史子集，培养道德情操与文化素养，为家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种“前商后儒”的空间格局，将商业活动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绅商文化景观。泉州绅商阶层的形成正是文化教育与商业活动互动的产物。晚清以来，随着传统科举制度的衰落与近代经济的兴起，泉州士绅逐渐向商人转型，形成了绅商合一的“儒商”群体。

“雍进士第”的建筑沿革，从明代的肇建、清代的格局奠定，到民国时期的拆改及近年的渐损，每一个阶段都烙印着时代的印记。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也见证了“商儒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

在闽南地区，临街房屋往往用地紧张，面宽有限，大多以单开间的“手巾寮”为主。在寸土寸金的交通要道洛阳街，能拥有三开间的府第建筑至为难得。“雍进士第”有“绅”“商”兼具的建筑特色，提供了一个窥见清代绅士生活面貌的独特视角，为研究闽南儒商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实物例证。这座宅第不仅是洛阳街仅存的三开四进合院建筑，在泉州地区亦不多见；它既是吴氏家族变迁与家学传承的历史见证，也是泉州洛阳地域性格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的物质载体。

□吴峻峰（教授，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