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是我的泉州老乡，他的头上有多个“会长”“社长”之类的职务，如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荣誉委员、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和明报出版社、《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文综》总编辑。他的名字在海内外文学界如雷贯耳，按理说，不同的场合，可以称他不同的职务，而头脑简单的我觉得麻烦，只叫他“潘先”。在闽南话中，“先”是“先生”“老师”的意思。对后辈友人，他总是称呼“某某兄”，不管是见面还是在电话中，显露出谦谦君子的本色。

闽南有句俗语：“离乡不离腔。”潘先生少年时代随母亲离开泉州去了香港谋生，数十个年头过去，他的口音竟然没有被香江水洗退。好几次参加他组织的活动，都会碰上同样的场面：潘先生上台致辞，普通话中混入太多的闽南话、广东话的腔调，风味独特，几乎是每一句话都有笑点。他讲得严肃认真，大家听得一知半解，现场效果出奇地好：开心，提神，引发思考，何尝不是举办活动的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去香港探亲，除了高楼大厦，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街头的报摊。当时我在《香港文学》发了一组散文诗，不过报贩是不卖纯文学刊物的。在各种八卦杂志中间，《明报月刊》可谓“小清新”，许多知名作家、学者都是它的撰稿人。香港的刊物，要做到不低俗平庸，又不偏激失当，并非易事。潘先生视野开阔、触觉敏锐，评论港事，盱衡世局，从不人云亦云，总有独到见解。他请黄苗子先生写了一幅字：“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长期挂在办公室里。早在1991年5月，他接任总编辑时就借刊首语表示：“作为华人世界的文化桥梁，与社会同迈进，与时代共呼吸，努力开拓新的局面，不断为读者提供新而美的内容。”

都说文如其人，温文尔雅的潘耀明，在文采飞扬的文字中，常常暴露了另一面：知识分子的时代追问与社会责任。我于是联想到当年延请他加盟《明月》的金庸，据说两人约见面谈那天，金庸就准备好了聘书，可见对潘先生的“考察”是在平时的观察中就完成了。金庸以武侠小说闻名于世，其真正的身份则是报人，金庸的社论可谓香港报坛一绝，对潘先生同一方面的手艺，要求自然不会太低。

潘先生传承了金大侠紧贴时代、为时而著的精神，有时我读到一些针砭时弊的篇章，觉得他太天真，又替他捏了一把汗，生怕他得罪人。然而他越来越受到两岸四地甚至是全球华人文学圈的重视，可见他的火候掌控已经属于一流水准了。

不止一次在香港，他不顾我推辞，挤出宝贵时间请我吃饭。吃饭也好，总能遇到同时来访的文化名家，记得一次是铁凝，一次是张贤亮、李昂，可见其交际有多广。在沟通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社会之间，香港具有特殊的地位，而潘先生利用这一舞台长袖善舞，振臂一呼应者众，难怪有人称呼他为香港这个文化码头的宋江。但社会团体毕竟是松散型的组织，许多团体一成立即死亡，办活动有了第一届却没有了下一届。潘先生的能耐，是为人着想、善解人意，是调动外力、形成合力，是指点文字、举重若轻。

称不称“宋江”并不重要，据我的了解，潘先生不大热衷参加同乡组织的聚会，他的内心有个大格局，不想被人理解为小圈子中人。然而泉州是潘先生的出生地，无论他走到天涯海角，“摇篮血迹”都是他的脐带。也因此，家乡的事，他都乐意去尽一分力量。2004年11月23日，在他的鼎力协助下，一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应泉州晚报社和华侨大学之邀，开始了泉州文化之旅。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在《东南早报》编辑部筛选了三位金庸迷记者组成特别采访小组，每天以章回小说的体例进行专题报道，特刊命名为《纸醉金迷》，市民四处争购，一时“泉州纸贵”。我们安排金庸上泉州少林寺观看武僧表演、到施琅故里晋江衙口瞻仰英雄雕像、访世界唯一摩尼教寺庙草庵、听李祥庭教授用古琴弹奏《高山流水》、在国立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演讲，所到之处，粉丝云集，因为金庸，海内外数十家媒体蜂拥而至，泉州成为新闻聚焦城市。金庸先生对我们的策划与接待非常满意，但潘先生总觉得有所遗憾，他耿耿于怀的是一件事：金庸在接待宴会中表示，如果泉州方面邀请，他愿意当荣誉市民，在场的一位领导认为此类事不一般，不敢轻易接招。潘先生扼腕不已，至今说起来还感到遗憾，因为老家这座文化古城，错失了一次丰富文化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的良机。

不过，潘先生的热心一直持续着。他邀请钢琴大师刘诗昆到泉州举行音乐会，大获成功后，他又带着香港女歌唱家黄黎明夫妇前来演出，这一次，现场效果与刘诗昆的演出有着天壤之别。可能因为上了年纪，体力不支，黄女士在演唱中多次出现“断档”“转调”，观众中途开溜的不少，有的人甚至喝起倒彩。过后，潘先生对黄女士没有一丝责怪，许多朋友说他最会体贴人、体谅人，我相信。

今年元宵期间，在潘先生的策划下，北京著名收藏家王金华的古代服饰展在泉州博物馆举办。沈从文先生的关门弟子、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一人之称的王晓蓉教授专程南下出席开幕式。王老师告诉我，她与潘先生认识至今已有四十年了。人生苦短，虽未常见面，然四十年的友谊，在这个人情薄如纸的现代社会里，足以让人羡慕。

天真的背后是真诚。潘先生有本风行海外文学界的著作《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编与续编），其中涉及的作家有巴金、叶圣陶、俞平伯、艾青、萧军、姚雪垠、冰心、钱钟书、曹禺、柯灵、骆宾基等等，随便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家。与这些文坛巨匠们往来的书信，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潘先生人生的一份荣耀。2014年，他偶然发现，广州的一家拍卖行预展的拍品中，出现潘先生多年前遗失的16封名家书信。这批珍贵的资料还包括有卞之琳、俞平伯、端木蕻良、骆宾基、戈宝权、秦牧、沈从文、柏杨、南怀瑾、张兆和、钱钟书、杨绛、王蒙、张香华、文晓村、顾城等人写给他的信件，潘先生得知拍卖行预展消息后，曾托人前往交涉，要求撤拍及说明来历，对方只表态会研究，不肯透露拍品人情况。从拍卖行的公示可以看出，秋拍活动将于本月25日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获知消息后，我当即写了则新闻稿发表，香港《明报》同时报道了此事。对于这种无耻行径，潘先生一改平日的温和，借《泉州晚报》和《明报》版面发表《严正声明》，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他说：“这些信件纯属我与作家朋友之间往来的私函。本人对此深感愤慨。除了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止这次不法的拍卖行径，本人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我想，他痛心的不是那些信件在市场上到底值多少钱，而是其中蕴含着纯真的感情、无私的信任和难忘的记忆，这才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一笔财富。

2007年5月，内地一家电视台特地找到潘先生，以他为角色拍摄《回家》纪录片。他的家在哪里？泉州？香港？抑或父亲生活的菲律宾？也许都不是，“我想我初始的家，是母亲的襁褓。”潘先生的老家在泉州南安市的乐峰镇，出生地是泉州洛江区的罗溪镇，这两个地方早年都是偏僻落后之地。他的父亲长期在南洋谋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内地开放侨眷到香港定居。初来乍到，母子俩过着最底层的简朴生活，相依为命熬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母亲的俭朴、善良、惜福、谦卑、不计较、不张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成长。因为语言、环境的缘故，孝顺的潘先生在泉州市区买了套房子，让老人家居住，可以与老家的亲戚朋友时常欢聚，毕竟，让母亲老有所乐，是他最愿意看到的。我多次去探望过老人家，年届九旬的她仍然十分健谈，时不时自夸的，一定是说潘先生如何如何孝顺。在她眼中，潘先生的成就，何尝不是她的荣耀，她觉得一生中吃了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老人家喜欢下楼散步，有一天，被正在倒车的一部货车撞倒，从此没有再醒过来了。得到不幸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立即和报社施能泉总编辑赶了过去，但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当潘先生连夜从出差地上海赶回老家时，看到母亲冰冷的容貌，差点晕死过去。多年以后，我在《泉州文学》上看到潘先生《写给天堂的母亲》，“您的遽去与罹祸，在我心头凝结成千年冰川，难以化解。我只好用乏力的笔和苍白的文字，表达我对您的由衷敬意和一点点心迹，稍稍缓解我那千回万褶的心结，以叩祭您 走了已有四年的亡魂。”读着读着，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潘先生著作等身，散文是他最拿手的文体，巴桐赞他的文字：“简约蕴藉，凝练古雅”，潘亚墩认为“选材别具一格，以小见大”，喻大翔夸他“擅于用文字造河山”。铁凝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文学所需要的永远的天真，恰恰是穿过沉重艰难而又美好的生活，从成熟严峻的思考中所获得的，它乃是人类最优秀的精神之一。作家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在困难和成功面前、在希望和失望中，永远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才能唤起读者和他一道，永远热爱生活，喜悦人生。” 潘先生用感恩的心，对待母亲，也对待别人。向往自由，胸怀宽容、心存博爱，这一路的历练，让他赢得了无数“四海兄弟”；也因为执着耕耘文化，让他拥有一份永远的天真，一份不经意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