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怡方
我家小库房的角落里,搁着一只旧纸箱。纸箱已经泛黄,边角软塌塌的,里面装着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当年的稀罕物。搬过好几回家,淘汰了不少旧物件,唯独这一台,我始终舍不得丢掉。
那是1979年的事。伯父在香港,托人从广交会捎回这台电视机。当时我们住在父亲单位的集体宿舍,那是一栋两层石楼,家家户户门挨着门。电视机搬来的那天傍晚,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多久就传遍整座宿舍楼。隔壁的小女孩端着饭碗跑过来,筷子还插在饭里,嚷着:“听说你家来了个‘小电影’?快开开让我瞧瞧!”父亲笑着拆开纸箱,小心捧出电视机,放在他卧室正中的圆桌上。机子方方正正,深咖啡色外壳,顶上一根伸缩天线,平时收在机顶,要看的时候才拔出来。拧开旋钮,屏幕先沙沙落下一阵“雪花”,跟着有了声响,显出人影。满屋子的人一齐“哦”了一声,眼睛都亮了。
从此每到傍晚,吃过晚饭,邻居就自发搬上小椅子,到我父母屋里等着开机,场面十分热闹。少年扛着竹椅,大婶牵着孩子,中年男人摇着蒲扇,不一会儿屋子就挤得满满当当。父亲打开电视,先播《新闻联播》,大家静静听着,偶尔低声议论几句。接着是风光片,屏幕闪过桂林山水、西湖柳浪,屋里响起一片啧啧赞叹。最受欢迎的是重播的老故事片:《奇袭》里志愿军侦察兵勇闯虎穴,看得人心头紧绷;《英雄虎胆》里王晓棠饰演的女特务,烫着卷发,邻居阿姨小声嘀咕:“这角色,坏是坏,可演员长得真好看。”还有《天仙配》,黄梅调一响,几位年长的长辈跟着哼唱。
后来有了电视连续剧,就更热闹了。播《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隔壁巷子半大的孩子都跑来扒窗户,我吓得赶紧插紧门闩;等到《霍元甲》播出,大人小孩都会昂扬地哼起“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再后来是《渴望》,真是“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屋子人看得安安静静,不少人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衣襟上,自己都浑然不觉。
电视信号时好时坏。有时候正看到紧要关头,屏幕忽然飘满“雪花”,人影模糊,像浸在水里。这时我就站起身,踮着脚转动那根伸缩天线,一边调一边盯着屏幕喊:“好了没?”大家回应——“再转过来点儿!”“哎哎哎,过了过了!”来回调试,好不容易调到勉强能看的角度,我就举着手臂不动,或是拿夹子固定天线,呆呆站上好一阵子。
总要等到屏幕打出“再见”二字,大家才意犹未尽地起身。我关掉电视机,屏幕上剩下一个白点慢慢收缩,缩成一条亮线,最后噗地暗下去。邻居们往外走时,还在聊着剧情,脚步声、说话声慢慢消散在夜色里。偶尔家里有事,不放电视,父亲会提前挨家打招呼:“今晚不开电视了啊,抱歉。”大家嘴上说着没事,脸上的失落藏不住,像丢了什么宝贝,揣着手站一会儿,才慢慢散开。
每次关完电视,我都会仔细收好天线,拿一块纱巾罩在机子上,再轻轻放回纸箱,搁到墙角。如同珍藏一件珍宝,生怕磕碰。其实本不必如此,可那时在心里,这台电视机就是格外金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彩色电视机慢慢走入寻常人家。先是十八寸的彩电,后来换成二十九寸画王,再往后是三十二寸背投电视。如今我家客厅墙上,挂着六十五寸液晶彩电,追剧、看球赛,画面清亮通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红火起来。
可那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一直留着。它安安静静躺在纸箱里,顶上天线生了浅浅一层锈,屏幕带着细细划痕,旋钮拧动时依旧咯噔咯噔作响。偶尔我会搬出来,接上电源,看着屏幕铺满雪花,听那沙沙的声响,恍惚间又回到旧日傍晚——一屋子人、小板凳、蒲扇,从未关严的门缝漏出柔和的光。这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念想,如同屏幕上那一层薄灰,舍不得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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