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专

灯下闲坐，想写几个字来消遣，便去拿笔。笔是有的，案头或抽屉里有好几根，但大多是坏的。或是笔尖损坏，掉珠的；或是没“膏”，出不了水；或是写没几笔，字迹便浅淡模糊，难以看清……如此一来，徒生怅然，不由得感慨：这满屋的便捷，竟然找不到一支比较好的笔来。这真是“‘笔’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下，我想起周岁做“度晬”，长辈们将各色物件摆在床上，任由孩童爬去抓取。据母亲说，我那时不偏不倚，一把攥住一支毛笔，举得高高的，惹得家人开心得不得了，满堂欢笑。虽然后来手中的笔很干涩，一直“出不了水”，却与笔墨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到读书启蒙时，老师曾问我们：“你们将来，是要拿五寸的，还是五尺的？”起初都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五寸是笔，五尺是锄头。一语点破，众人都说愿择那“五寸”，说得老师满心欢喜，眉开眼笑，仿佛已看见满园桃李。

那时日子清苦，笔是金贵的。书包里常备的，不过是几节“铅笔肠”。一根铅笔越写越短，最后短到握不住，也舍不得扔。哪怕只剩下一点笔芯，也要收好。放学后，便去山边折一小根细竹枝回来，削头去尾，留中间一段，把铅笔芯嵌进中空的竹管里接续写，直至笔芯耗尽为止，从不浪费，真正做到物尽其用。时至今天，我还记得用“竹枝笔”写字时，手心微凉的触感，和那沙沙的声响。陆游有诗云“青灯有味似儿时”，如今想来，那“竹枝笔”的笔尖划过的，不只是粗糙的纸面，更是我们那一代人苦涩又坚韧的童年。

到三年级，可以写“铁笔”。“铁笔”的笔壳是塑料的，笔尖是两片薄铁片合成的，笔肚是软塑的，用来吸蓄墨水。尽管简陋，还是很欢心的。墨水一般是浅蓝色的，后来才有黑色的；而老师批改作业用的是红色的，笔尖是“鸭嘴杯”形的，没有笔肚，只能蘸着写。用“铁笔”写的字，更清楚，更有筋骨。但字写错，只能划掉重写，也经常遇到笔肚无水的困窘。一旦“无水”，要么不写不做，要么找同学借一两滴，或找有带整瓶墨水的吸一管，待后面带去还给人家。

这般写“铁笔”字，一段时间后，圆珠笔、水笔渐渐多起来，钢笔便用得少——毕竟，蘸墨水总不如按一下方便。但在我心里，钢笔写出的字，始终带着一种郑重。

不过，“墨水”很多时候是代表学问。若是夸人有学问，便会说“这个人腹肚内有墨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能见到有人在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以此标榜自己是读书人。若是插两支，便要被人打趣：“铁笔插双支，两斤猪屎不会记。”至于插三支的，人们便笑说：“那是修笔的师傅。”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可那时的我们，偏偏要借一支笔来装点门面，真是又可爱又心酸。

后来，有了电脑、手机，有了五花八门的文字输入法，笔不再是读书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往日的热闹风光渐渐褪去。如今常听人感叹：找一支笔，竟比找一把锄头还要难。此话不假，寻常人随身，已经很少携带钢笔或是其他书写之笔。

不过，就在这个暑假，家中小孩神秘兮兮地说他做支“纸笔”。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是哪般。他见我疑惑，就拿来给我看。原来，是用一张纸巾，卷捏成绳索状，两头捏得尖尖的，如笔尖一般；中间粗阔，恰似笔肚，外形俨然一支两头尖尖的笔。他说，将这“纸笔”吸水，放进冰箱冻成冰，再取出来，便能在白墙上、餐桌上写“水字”。字迹清亮，片刻便化作一摊水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忍不住夸他有创意，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起制作过程来，眉眼间满是得意。

眼前这根写“水字”的“纸笔”，与我小时候做“竹枝笔”一样有创意。当年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今孩童则是故意为之而寻乐。一古一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可骨子里那份对书写的热忱是一脉相通的。

笔，还是笔。无论材质如何改换，无论境遇是窘迫还是欢愉，它依旧在演绎属于自己的华光与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