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风

早年间，相机和手机都还没有普及，无论是个人打算留一张像样的肖像，或是逢年过节一家人想要拍合照，都得专程跑一趟照相馆。

20世纪80年代，泉州乡下的照相馆还很少，就像我住的那个村子，只有一家开在村道三岔口的照相馆，它不过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矮房子，与杂货店挨在一起，门上贴着红纸写的“照相”“冲洗”“放大”几个大字。照相馆里的摆设很简单，白灰墙上挂着一块红色背景布，前面摆着一张棕色木椅、两盏白伞灯和一台黑色相机。那台相机架在三脚架上，看起来更像现在年轻人熟悉的投影机。靠门的玻璃柜台上压着一些照片，等候拍照的人排队时，都会不时低头瞧瞧展示出来的照片中有没有熟悉的面孔。

照相师傅是当时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不用上课的时候，他才回到照相馆经营生意。那位师傅的名字有个“桂”字，孩子们出了学校，更习惯称呼他“桂叔”。桂叔个子不高，笑起来眼睛总是眯成两条缝，他平时做事总是慢悠悠的，可只要站在相机前，动作立马变得利索起来。

我第一次去照相馆拍照，是小学毕业那年，因为好朋友阿鸿要去城里上中学了，我便想跟她拍张合影留作纪念。可当时的零用钱很少，我只能提前一点点攒钱，连一向喜欢的糖果都舍不得买，最后和阿鸿一起凑了凑，才带着几块钱踏进了桂叔的店。那天，我穿着一件白色方领海军衫和一条红色百褶裙，阿鸿则穿了一件鹅黄色连衣裙，我俩站在背景布前肩并肩，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桂叔见了便递给我们一人一朵塑料花，然后笑着说：“把花举到胸前，看镜头时笑一下。”随着“咔嚓”一声响起，我们也把年少时珍贵的友谊定格下来。后来照片冲洗出来，我还将它夹进新课本里，没事就拿出来看一看。

有时碰上重要的日子，比如过生日，家里大人会带孩子去城里的照相馆里拍几张艺术照。冲洗出来的照片带回来，肯定能在孩子们中间引发热烈讨论，因为城里的照相馆会提供化妆服务，孩子们拍照时还能穿上好看的戏服或手拿道具，造型别致又好看。有一回，我看着小伙伴去城里拍的艺术照，羡慕得心痒难耐，可一听说拍这样的照片得花掉家里几天的菜钱，我就不敢向父母开口了。

初中毕业时，我从长辈家借来一台海鸥牌相机，又用压岁钱买了一卷彩色胶卷，然后拉着几位要好的同学去拍照。那一天，我们从教室拍到操场，又从凤凰树下拍到图书馆门前的荷花塘，大家一路拍，一路笑，胶卷只有三十六张，很快就转到头。谁知把胶卷拿去照相馆，才知晓一卷照片全冲洗出来的费用很高，大家只得从中选出几张合影冲洗，其余的底片便收进小纸袋交给我保管。可惜有次搬家把那包底片弄丢了，我当下心疼不已，后来同学聚会时再提起这事，我仍会念叨后悔没能把那些照片洗出来保存。

结婚后，爱人知道我爱拍照，便添置了一台数码相机，让我出门时可以随时拍沿途的风景。那台相机不大，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很方便，它也不用胶卷，拍的照片不满意就删掉，拍好了再存进电脑里保存。再后来，智能手机也普及了，拍照的像素越来越高，还能美颜、修图，拍完照立刻就能传给远方的亲友。不知不觉间，照相成了一件随手可为的小事，大家不再为拍一张照片郑重其事地换上漂亮的衣裳，也不再为一卷胶卷精打细算，那些曾经稀罕的东西，渐渐变得像空气一样平常。可我仍然怀念村里的那家老照相馆，不时还会想起那些没能冲洗出来的旧胶片，回忆起自己和儿时玩伴手拿着花，站在红色背景布前笑得天真烂漫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