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运钟

背着沉重的摄像器材，徒步在蜿蜒崎岖、人迹罕至的山路上，23岁的大学毕业生郭孚继和邱智豪，一次次走向地图上难以寻觅、行将消逝的村落。他们的目标清晰，“用镜头为那儿的村民做点什么”。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近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1985年至今，自然村数量减少了约150万个，行政村数量减少近50万个。郭孚继和邱智豪的镜头正是对准了这些正在“失语”的村落。（据《三湘都市报》报道）

当23岁的郭孚继和邱智豪将镜头对准那些行将消逝的村落时，他们不仅在记录一个个具体的村庄，更在触碰一个时代的命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该以怎样的姿态存在？

村落的消亡，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而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偏远村落因人口流失而逐渐凋零。这种变迁背后，是生产方式的迭代、生活半径的拓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消逝的村落，带走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痕迹，更是数代人积累的生活智慧、地域特有的文化基因，以及人与土地之间最本真的情感联结。“村落减少150万个”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民间技艺的失传、乡音土语的湮灭、民俗传统的断层，我们不得不思考：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该如何守住乡村文化的根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本质上是对发展逻辑的重构。它跳出了“城市发展必然以乡村消亡为代价”的单向思维，试图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乡村寻找新的坐标。从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划定，到非遗传承人制度的完善，从乡村特色产业的培育，到公共服务向基层的延伸，一系列政策正在搭建新的框架：让乡村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能承载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的多元空间。这种重构，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在城乡融合中为乡村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土地既能孕育传统的根脉，也能生长出现代的希望。

在这一过程中，“郭孚继和邱智豪”们的青年行动，价值远不止于影像留存。他们背着器材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身影，本质上是在唤醒集体记忆中关于乡村的温暖片段。当镜头捕捉到老屋的斑驳木窗、老人的沧桑皱纹、田间的最后一茬作物时，这些画面会穿透屏幕，击中每个中国人血脉里的乡土情结——那些看似过时的村落细节，恰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拼图。青年用专业能力搭建起“被遗忘者”与“关注者”之间的桥梁，让个体记忆升华为社会共识，为乡村振兴凝聚起最广泛的情感基础。

当镜头记录下最后的老屋时，我们更需思考：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阻止变迁，而是在变迁中守护那些不可替代的价值——让孩子能在村口的学校读书，让老人能在熟悉的邻里中安度晚年，让年轻人能在家乡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让老屋的炊烟里飘着传统的味道，也能接入现代的网络信号。

对准老屋的镜头，既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中，让乡村真正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家园，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