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核心提示
在晚清万千仕宦里,晋江人施之东算不上名臣显宦;在闽台文人谱系中,他也只是偏居海隅的乡贤。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份,再细读与他有关的诗文、碑刻、族谱、行略,一个清醒决绝的乱世隐者形象便从史料里缓缓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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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捷进士获得帝师青睐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立府、州、县学,建立起与大陆相同的文教体系,全面推行科举制度。每逢乡试之年,都有数百上千的台湾考生跨山越海到福州参试,中举者再到北京参加会试。由是,闽台学缘深厚。清代中晚期,各地乡试竞争激烈,全国平均录取率约1%,而台湾考生通过“另编字号”保障名额,约每5人就能取1人,差距悬殊。不仅如此,为提振台湾学子的信心,乾隆四年(1739)规定,若台湾有10名以上举人赴京会试,可请皇帝特批录取1人,相当于给出众的台湾举人上了一层“进士保险”。大陆特别是闽粤一带的不少学子,为此不惜东渡寄籍、在台应试,成延续一两百年的常态。仅晋江一县,乾隆元年至二十年间,便有10名举人是以台湾秀才的身份考中的。这不是零星的奇遇,而是一套成熟的“运作规律”。海峡不是边界,是通道;两岸籍贯不是身份的牢笼,倒更像是一张可以互通的船票。

施之东像
施之东是晚清晋江学子赴台入县学中的一例。施之东,谱名国廪,字质鲁,号穀似,晚号遂村(亦作遂邨)居士,晋江曾坑乡(今石狮湖滨街道金曾社区)人,生于清咸丰己未年(1859)。其曾祖瑞斋、祖父晚崖、父亲芷馨,皆业儒,施家是标准的书香门第。施之东的号“穀似”很有意思,出自《诗经·小雅·小宛》中的“式穀似之”,意思是教导儿子,继承祖先的好德行。这个号里也藏着父辈对他传承儒学的冀望。
据《临濮施氏族谱》中的《穀似部郎行略》(下简称《行略》)所载,施之东“幼承庭训,天资颖悟异常儿”,后来“弱冠入漳化县学,魁其曹”。20岁时,施之东东渡台湾,应试进入台湾彰化县学,并在同辈选拔中夺得魁首,成为廪生。
接下来的科举之路,施之东走得极顺:光绪辛卯(1891)举于乡,壬辰(1892)联捷成进士,住于京师。族谱所录《行略》称“时常熟当国,乃公之座师,力倡维新”。文中所言“常熟”,即指帝师翁同龢(常熟人,是光绪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是壬辰科会试的四位大总裁之一,故施之东尊之为座师。据说翁同龢一眼相中施之东的文才,欣赏这位闽南人的学问,对其大加笼络。民间流传一桩趣闻:某日傍晚,翁同龢让人给施之东送来一碟炒好的荷兰豆。这一消息瞬间在京城官圈炸开了锅。那个年头,荷兰豆多在东南沿海种植,能在京城尝到并不容易。一碟豆,看似简单之物,但这碟豆若由翁尚书亲赠,那便意义非凡。这碟豆不是荐章,却胜似荐章。不久,施之东即获授职兵部主事,有了平步青云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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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假养亲绝意仕途
然而,彼时无人能预料到,施之东履历上的“台湾籍进士”这五个字,会在几年之内从一块跳板,变成一道伤口。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战败后,被迫与日本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背上巨额赔款的同时,还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翁同龢闻讯流涕,并在光绪帝面前慷慨激昂地力争“台不可弃”。台湾巡抚唐景崧也立即上书,表示“台湾民众不服,其约可废”。在京等待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也会同四位台湾举人和官员联名上书都察院:“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兴起请愿运动,呼吁朝廷万勿批准条约。
据施之东墓志铭(即《施穀似先生墓志铭》)载:“甲午之役,吾师熸,廷议割台湾与和。当时佩节纫义缙绅士夫,相率内渡者,何可胜数。穀似施君亦其一也。”(注:“熸”指军队溃败。)当时坚守节操、践行道义的台湾缙绅士夫,纷纷内渡大陆,涌向京师请愿,要求废止《马关条约》。据说那时施之东的母亲身体状况不佳,故施之东归乡探视,没想到却赶上中日签订不平等条约。严格说来,他并不在渡海的队列里,但拥有台湾籍进士出身的施之东,同样责无旁贷地迅速返京,加入抗议签约的洪流。可惜,即便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也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
透过这场条约风暴以及数年来对清廷的观察,施之东算是彻底看透晚清政府腐朽的本质。《施穀似先生墓志铭》称:“清政不纲,亲贵窃权骫法。君灼微知几,怀于大乱将至,乞假养亲,绝意仕途。”世道混沌,掌权者却还在滥用职权,这令施之东预感大乱将至,故干脆向朝廷乞假返乡侍亲,从此绝迹仕途。这不是事后的清高,是对清廷覆灭的事先预判。施之东返回晋江曾坑,在祖父遗下的旧书斋旁盖了间厝,名之“傍斋小筑”。厝前栽竹种花,每日躬身灌溉,怡然自得,“不复作出山之想”。一个正当盛年、原该在兵部“熬资历”的人,转过身就浇花去了,这份果决亦非常人所能企及。施之东还在“傍斋小筑”对面营建私塾,教授四乡八邻子弟,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材。

石狮湖滨街道金曾社区一角
“傍斋小筑”前两年还在,但近年因石狮湖滨街道金曾片区改造,此厝已被拆除。不过,据施之东的曾孙施昭曾介绍,家族保留下古厝中的部分重要构件,“一旦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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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世留下诸多家训
返乡后的施之东,被乡里人尊称为“部爷”。他偶以诗酒自娱。乱世之隐,常被误读为销声匿迹。可施之东的“隐”,却带着相当实在的行动轨迹。墓志铭记其在清王朝覆灭后,曾避乱于“南浔祖里”(指祖居地浔江,即今晋江龙湖衙口),在那他绝口不谈时局,“惟与邑诸名士,唱酬无虚日”。另外,施之东还经常泡在田地里,与乡中野叟谈些“桑麻晴雨”之事,或者与僧人闲聊,不去迎合新上位的军阀或官僚,也不去徒然臧否。铭文里那句“自欧学东渐,一切诡随之士托于识时俊杰”十分锋利,人人都在给自己找“识时务”的说法,偏偏他不肯给自己留这样的机会。所谓乱世隐者,隐的不是人,是那点不肯随行就市的东西。
为了启迪后人,施之东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镌刻在了“傍斋小筑”大门两侧的壁垛上。其一:“凡百用度,最要讲究省浮文,量实力,除奢华,尚节俭。入不求多,出不厌少。自然不足而足,可保久长,此其所以常有余也,可勿慎诸。”其二:“内外有别而后家教良,少长知爱而后家室和,宾友常至而后家运兴,婢仆无纵而后家道尊,衣食无奢而后家用足,理固然也。”这两段警语也被施氏后裔视为家训。今天读这两段文字,最容易滑过去的是那六个字——“自然不足而足”。这不是理财口诀,是乱世里的持家哲学,不把家业的安全感寄托在进项不断上,而寄托在欲求有度上面。一个亲眼见过朝廷覆灭的人,大约很难再相信任何“会一直多下去”的论调,能守住的只有出的那一头。省浮文、量实力,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即别让排场带偏你。
更妙的是他并不吝啬。《行略》把施之东写得极立体:“守俭朴,戒浮华,终身布衣,甚于寒素。自奉甚薄,而宴客必丰。济困扶危,则慷慨无吝啬。”墓志铭几乎逐字呼应:“终其身疏食敝衣,甚于寒素,而于馈问亲旧,赒济贫乏,则必诚必丰,无歉容吝色。”对于施之东来说,节俭从来不是收紧,是腾挪——把从浮华上省下来的,挪到亲朋、旧交、门生、客人身上。壁垛石刻里的“宾友常至而后家运兴”一句,于是就不是客套话,一个肯把饭桌让出来的人,自然会有兴家运的时候。


傍斋小筑大门廊内的青石家训
“傍斋小筑”大门廊下的对看堵上,亦有两方青石家训,其一曰:“创业难,守成尤不易。子孙坐享祖宗成业,要当虑念缔造之艰难,则无益之事不敢妄为,而宗祧世保,可勿替矣。为子弟者,宜深思之。”另一曰:“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此先贤杜渐防微之良规也。大抵闺门之内,要整齐严肃;骨肉之间,宜和平宽厚。居家者,不可不师此意。己未冬。”落款处有草书署名“穀似”二字,另钤“施之东印”“穀似”二印。这两处家训,前者是让家中子弟要常思守业之难,心存敬畏,才能保住家族香火世系;后者是说外头的闲话、公事不得带进家中内室,家里的事也不能往外传,要把祸患掐灭在苗头里。这两方家训同样展现了一位持家之人的深谋远虑。
施之东衡量人的“秤”,也和清朝官场那套完全反过来。《行略》称其:“敬爱勤俭之人,凡安分守己、自食其力者,罔论樵夫牧童,霭然待之礼有加。倘遇纨绔子弟,游手好闲之辈,则睨而视之,正色训戒,不稍宽假。”他对樵夫牧童以礼相待,对纨绔子弟当面训斥。这不是怪僻,是把“德”重新放回了衡量人的第一位。
《行略》还称,施之东“凡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气充沛,远近知名。解纷排难,仗义执言,为冤抑者伸”。处理宗族事,“惟以大局为重,不惜受怨谤,不拘于个人得失”,宗人以“刚真”称之。一个绝口不谈时局的人,在街巷、宗祠里却半点不含糊。不议朝局,是知道议了于事无补;管乡邻宗人的委屈,是知道这一桩管了有用。隐者的分寸,就在这“无补”与“有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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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两地依旧保留遗迹
清廷割台之后,对台湾亲友的忧思,成了施之东诗文里的一层底色。1917年,台湾宗亲施学贤为编纂《临濮堂施氏族谱》、议建鹿港祠堂,特地渡海由台东而来晋江祖籍地,遍访历代祖迹,拍影以归,并到曾坑拜访施之东。施之东高兴得很,尽力搜求谱系、抄录《本宗著姓考》给施学贤,还应邀写了《兴建鹿港本姓合祠序》。恰巧再过50天就是学贤的生日,施之东遂赋一律诗相赠:“行色匆匆独款荆,草堂絮语笃宗盟。三千里外孤舟客,二十年来故国情。祖籍访予稽郡邑,梦魂依汝渡沧瀛。寿辉如日方中丽,好趁阳春晋兕觥。”虽然此时距离清廷割让台岛已经过去20多年,但施之东认为台湾宗亲都怀有“故国情”,盼着他们能回归故土。施之东擅诗文、精书法,可惜其诗作今大多已散佚。
鹿港诗人施天鹤,祖籍晋江,早年读施之东的文章便“心折服之”,后来他在《穀似部郎赞》里写道:“时余未弱冠,每诵其文而心服之。改隶后天各一方,不复把晤,空切伊人秋水之思。”其所赋《致施之东》诗云:“奇才甘自老蓬蒿,刻画文章一代豪。眼底但流沧海泪,相逢何日话牢骚。”
闽台两地至今仍保留施之东题写的一些遗迹,如为台湾在睿堂李氏族谱题词、为永宁西岑村贻谋堂撰写壁画诗、为东石古檗山庄撰写《檗谷山庄记》、为大埔施性萍屋宇题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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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接力完成儒学传承
1928年,施之东去世,享寿七十,葬于庭边山之麓。墓志铭的铭辞只有几句,却把他一生定得极准:“繄前进士,为隐君子。德高道否,身蹶名起。”施之东这一生,官途是蹶的——兵部主事没做几年便乞假归里;可名声偏偏是从蹶处立了起来,立在乡邻的口碑中、门墙的青石上、族谱的谱序里、两岸的题刻之间。历史给他的补偿,不在朝籍,在人间。

施光荣像
而真正让施之东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施光荣。施光荣,字少谷,号偶园,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庠生。受父亲熏陶,博览群书,通史鉴、精韵律、工书法。施光荣20岁即执掌衙口南浔小学(今衙口中心小学前身)。他顺时而变,倡立新学、规范管理,学校一时颇有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曾坑创办平民小学(后改平治小学),任董事长兼校长。1946年,他先后三次赴菲律宾,会同晋南乡贤议在衙口创办南侨中学,后来出任首任董事长,学校很快办出生气。

为纪念施光荣而编纂的《偶园遗篇》
施之东在旧书斋旁教四乡八邻的农家子弟,是私塾;施光荣则办起了小学、中学,教会了更多孩子。形式变了,但施家那股“把门开给寻常人家孩子”的劲没变。2005年,纪念施光荣诞辰百年的《偶园遗篇》一书刊刻,收录施光荣诗词、楹联、散文的同时,也附录了施之东的部分诗词、记、序等。回想施之东的号“穀似”,这份传承儒学的冀望,显然在之东、光荣两代人的接力中,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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