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泉州市禁毒教育基地观看泉州缉毒精品案例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泉州网6月26日讯（融媒体记者 张素萍 王柏峰 通讯员 刘楷彬 文/图）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书工作科梳理清代史料与本地方志，还原泉州自清代鸦片流入、民国毒品泛滥，到新中国成立后雷霆肃毒、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综合治理的百年禁毒抗争脉络。

史料记载，清代泉州沿海沦为鸦片走私要道，民国时期本地罂粟种植、地下制毒产业泛滥，许多民众深陷毒窟、家破人亡。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开展全域专项肃毒行动，仅三个月便捣毁数十个制贩毒团伙，全面肃清烟毒。本期《最闽南》回望一座城市与毒品持续博弈的百年过往，呼吁群众以史为鉴，同心守护无毒家园。

《筹办夷务始末》收录的《祁寯藻等奏议令闽浙总督每岁驻泉州数月督办海防折》

道光烟祸袭海疆

泉州口岸沦为毒品走私要道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泉州沿海便沦为鸦片走私通道，滨海村镇率先遭受毒祸侵蚀。

志书工作科副科长刘楷彬介绍，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晋江沿海不法居民暗中勾结贩运鸦片的外国船只，将鸦片从广东转运至泉州港。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夷务始末》所录杜彦士、吴文镕等朝臣奏疏记载，晋江衙口、深沪、陈埭不法民众勾结外国船只，买通水师哨船代为交易，鸦片交易量动辄盈千累万。

当时，鸦片形成完整内陆贩运网络：一路由惠安洛阳、陈三坝、晋江河市销往仙游；一路经南安埔头、小罗溪转运永春、尤溪，再由南安籍建溪船户大批量运载至延平、建宁各地售卖。巨大的利润空间驱使民众铤而走险，史料记载，泉州本地烟土每块“值银五六圆”，转运至闽北建宁后售价翻三倍有余，贪图暴利者纷纷参与贩运，鸦片流毒快速蔓延至八闽腹地。

鸦片危害持续加剧，清廷启动多层级禁毒部署，在泉州开展海防禁烟综合治理。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朝廷特派祁寯藻、黄爵滋赴福建彻查烟案，调任邓廷桢为闽浙总督，责令三人协同严查鸦片走私。当时有朝臣上奏提议，将福建巡抚办公驻地暂时迁至泉州，就近管控弹压烟祸；后经祁寯藻等人会商，奏请效仿两江总督巡查清江浦先例，规定闽浙总督每年专程赴泉州驻扎数月，专门督办海防禁烟、围剿夷船。

鸦片战争爆发后，沿海海防压力陡增。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朝廷原本命邓廷桢带兵驰援浙江，中途又紧急传下谕旨，点明福建各处海口防务紧要，邓廷桢无须赴浙。当年七月，邓廷桢驻军泉州，就地招募团练，一边修整海防工事抵御外敌入侵，一边持续清剿本地鸦片走私，形成御侮与禁毒并行的治理格局。这也是泉州近代官方大规模禁毒的开端。

民国初期的大总统令禁烟文

民国乱世官纵毒

制毒贩烟乱象遍及城乡

军阀割据、外敌入侵的民国时期，泉州毒品管控彻底失控，罂粟种植、鸦片制贩、民众吸毒形成黑色产业链，城乡各处烟毒横行。

根据志书记载，1925年—1932年，军阀陈国辉掌控晋江、南安，为筹措军费，强行向百姓摊派“烟苗捐”，逼迫民众大面积种植罂粟，晋江张林、南安西溪成为核心产烟区，仅张林乡年产鸦片最高超2500公斤。在军阀纵容之下，晋江县种植、制贩、吸毒者日益增多。

彼时，晋江、南安、安溪、惠安设有“公膏局”，公开收取鸦片赋税，变相扶持毒品产业。1937年，仅晋江县登记在册烟民便达4500人，每月消耗鸦片约300公斤。

1938年厦门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勾结本地奸商，在晋江、南安、惠安、同安搭建走私网络，大肆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毒品产业规模达到顶峰：晋江张林拥有40家地下制毒公司，制贩毒从业者543人，各类毒品商标多达26种；晋江城关、安海和南安水头成为区域毒品集散地，毒贩蔡尤见两年之内贩运鸦片高达625公斤。1948年至1952年，泉州辖区流通毒品总量超3.5万公斤。

无数家庭因吸毒走向破败，民间流传“鸦片是土，吃了糊涂。妻子不顾，靠壁穿裤”的民谣，直白道出毒品倾家荡产、离散骨肉的深重危害。无数百姓染上毒瘾后变卖田产、抛弃家人，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孩童失去依靠，毒品成为笼罩泉州城乡数十年的巨大灾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斗争

新中国雷霆扫烟毒

百年沉疴一朝肃清

刘楷彬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禁烟肃毒工作，泉州全域掀起大规模禁烟肃毒运动，彻底根除延续百余年的传统烟毒隐患。1950年，政务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为全国禁毒工作划定清晰准则，泉州随即全面铺开查禁鸦片、打击制贩毒专项行动，当年辖区共发生制毒贩毒案件629起，侦破628起。

1951年，泉州市、晋江县分别开展专项打击，分教育释放、法院审判、强制劳役等方式处置涉案人员。1952年，福建省委下达肃清毒品专项指示，晋江专区成立肃毒指挥部，将晋江、泉州城区定为整治重点，工作组进驻毒源重地张林乡，同步在磁灶、安海、石狮、永宁、衙口、深沪、东石、陈埭全域缉毒。短短三个月，晋江捣毁35个制贩毒团伙，逮捕143名毒犯，对罪大恶极的制毒贩毒头目依法枪决，追缴毒品1300公斤、毒具500余件；全区取缔烟馆512家，1349名毒犯受到法律惩处。

据统计，1953年至1955年，泉州持续巩固整治成果，破获涉毒案件183起；1957年至1959年，专项收缴遗留民间毒品242.25公斤。绵延泉州百余年的传统烟毒至此基本绝迹。

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商贸往来、人口流动益发频繁，毒品隐患再度零星出现，禁毒斗争迎来全新考验。20世纪80年代，永春、晋江先后查获多起鸦片走私案件；1989年，南安官桥排查发现35名青少年吸毒人员，当地立即开办戒毒训练班，对涉毒青少年开展强制矫治、思想教育。1984年至1990年，南安县累计破获毒品案件9起，抓获贩毒人员32名，缴获鸦片24.8公斤、海洛因1.04公斤。这一阶段，毒品犯罪呈现跨区域流动、涉案人员低龄化特征，禁毒工作由此转向系统化综合治理。

步入新时代，商贸流通、人员往来益发密切，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饮料、保健品潜藏在日常生活场景，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高，禁毒防线丝毫不能松懈。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在此向各位泉州街坊提议：自觉远离各类涉毒陷阱，主动参与禁毒宣传、线索举报，以久久为功的坚持守住防毒底线，共建平安无毒、祥和安宁的幸福泉州。

相关链接

清末民国时期 全国禁烟禁毒行动

虎门销烟

鸦片自晚清大量输入中国，造成国民身心衰败、白银外流、民生凋敝。晚清先后掀起两次大规模禁烟浪潮。1839年，道光帝委派林则徐赴广州主持禁烟，收缴英美鸦片一百余万公斤并于虎门销毁，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章程》，从严惩治贩运、吸食鸦片者，成为近代民族禁烟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弛禁鸦片，允许本土种植罂粟并征收烟税，土产鸦片产量远超进口洋药，烟毒蔓延全国。1906年清政府颁布禁烟上谕与《禁烟章程十条》，定下十年禁绝计划，规定罂粟种植每年削减九分之一，烟馆半年内关停，吸食者限期戒瘾；1908年签订《中英禁烟条约》，逐年缩减印度鸦片输入量，1909年在上海主办万国禁烟会，为全球首次国际禁毒会议。至辛亥革命前，国内罂粟种植、洋药进口均大幅下降，多地烟馆关停，禁烟取得阶段性成效。

民国初年延续清末禁烟政策，1917年基本断绝英印鸦片对华输入。但军阀混战爆发后，各地军阀为筹措军费竞相开放烟禁，靠征收“烟苗捐”维持割据，罂粟种植、私贩鸦片死灰复燃，烟毒危害再度加剧。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出台《禁烟实施办法》《禁毒实施办法》，划定分区分期禁种方案，规定1937年后制造、贩运烈性毒品者可判处死刑，登记烟民分五期逐年勒戒，设立专门禁烟督察机构统筹管控。政策推行初期局部地区烟毒有所收敛，但政权根基薄弱、吏治腐败，军政人员多参与鸦片走私，西南、西北等省份罂粟种植依旧泛滥，禁烟法令难以落地执行。

纵观清末至民国数十年，虽然禁烟禁毒行动持续开展，但受时代局限均未能彻底根除烟毒，直至新中国成立才全面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