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碑原立于泉州武庙门口，歌颂提督罗大春的赫赫功绩；古籍《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讲述罗大春在牡丹社事件中的所见所闻
纪德碑原立于泉州武庙前，今已是残碑。
泉州网讯 （记者吴拏云 文/图）近日，家住泉州中心市区鲤城区执节巷的林传冕老先生告诉记者，在他家中现藏有一块其曾祖父、晋江县廪生林霁书写并勒石的福建陆路提督、福建水师提督代理、轮船统领罗大春的纪德碑。日前，记者在林老先生家中看到此碑已是残碑，上下部分皆有缺失。
林传冕称，该碑古时原立于泉州武庙（旧黎明大学校址处）门口，后遭人破坏，为保护祖先留下的石碑，林家遂将其收藏于家中。泉州文史专家杨清江曾到林家抄录下碑文，南安文史爱好者王赞成则受林家嘱托对该碑进行了拓片。从拓片上看，残存部分字迹清晰、字体遒劲有力。碑的正面为：“……气驱使五行……（水）相济海若……极詟四裔保……统领轮船施秉罗大春，龄颂温陵林霁书勒石”。碑的背面缺字更多，但不难看出此碑碑文是由福建巡抚王凯泰亲撰的，主要是歌颂驻节于泉州的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的赫赫功绩以及筹资修缮泉州武庙的善举。
据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6·祠庙志·武庙》称：“在萼辉铺提署之左，前系提督东教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提帅张云翼建，称武庙，朔望行香，春秋致祭，而秩祀之典尚在涂门庙（关帝庙）。至嘉庆间（1796—1820年），提帅颜守英始移秩祀之祭于此庙。后中殿坏，嘉庆十八年（1813年），伯爵军门许文谟捐修，住持僧然中董其役。”许文谟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由此可知，武庙由地方提督来倡修是早有先例的。
罗大春，贵州省施秉县人，字景山，原名大经，曾被誉为晚清“中兴名将”。从原立于泉州武庙前的这块罗大春纪德碑上残存文字“……保忠愍公镇守福宁捐资建此署前闽制……越二百余年黔中罗景山军门奉……于是兵容之整肃系于是，遂不可忽新之维……一千三百两有奇三百两支公家钱也……”可以分析出在同治年间（1862—1875年），曾由罗大春筹措款项对武庙又进行了一次修缮。据《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载，王凯泰出任福建巡抚一职是在同治九年至光绪元年（1870—1875年），而碑文中提到的罗大春已任“轮船统领”，则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之后。依此推断，该德政碑勒石时间应是在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元年间（1873—1875年）。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内展出的日本陆军人员所绘的日军进犯台湾牡丹社的油画（翻拍）
王赞成告诉记者，纪德碑上的“轮船统领”四字尤为重要，因为是从同治九年（1870年）起，清朝方才设置这一官名。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请成立福建马尾造船厂，“购机器、募洋匠、自制火轮兵船”，此事对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年后，清廷决定成立福建船政轮船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轮船统领”起初都由福建水师提督兼任，掌督福建船政轮船队。同治十年（1871年），琉球贡船因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部沿海，船员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冲突，54人被杀害，由此引发了中日一系列的外交冲突，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同治十二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向中国发出了“出兵台湾”的威胁。而在同一年，屡建奇功的罗大春代理福建水师提督并接任“轮船统领”，成了东南海防前线的第一要员，随时准备应对中日军事冲突。泉州武庙前的这块纪德碑也就成了这一段历史的见证物之一。
另外，王赞成还向记者展示了一本他早年收藏的线装古籍《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台前后，罗大春在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奏调下，从泉州移驻台湾北部，从事“开山抚番”工作（即筹防并经理台湾）时亲撰的日记。这次赴台，成了罗大春人生的又一转折点，他为开发台湾和抵御外来侵略所做的重要贡献，迄今为世人传颂。而《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也从侧面披露了日本阴谋借牡丹社事件入侵台湾、掠夺台湾资源的狼子野心，以及以沈葆桢、李鹤年、文煜、罗大春等人为主的清廷政要对于牡丹社事件的应变决策和处理方式。可以说，这本《日记》就是一段浓缩的历史，一段值得人们去反复回味的历史。
牡丹社事件背后的晚清“硬骨头”
《台湾文献丛刊》收录了清朝钦差大臣沈葆桢、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等人的大量奏折、奏报，在对待入侵之寇问题上，罗大春和沈葆桢同属“强硬派”，都认为应给予对手沉重打击；线装古籍《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让后人对牡丹社事件有更直观的了解，沈葆桢用兵不血刃的方式告诉日本人，他们惹错了人；而罗大春在台北地区的“开山抚番”工作，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海防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据悉，在台湾苏澳地区，现仍留有“罗大春开路纪念碑”“罗大春开辟道路里程碑”“罗提督兴学碑”等物
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委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台湾防务。图为沈葆桢旧照。 （翻拍）
王凯泰亲自为纪德碑撰文
核心提示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4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出兵进犯台湾，随后从台南射寮琅峤（今恒春）登陆。外寇犯境，清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同年5月，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台湾”，而在此时，福建陆路提督、福建水师提督代理罗大春也从泉州起航前往台湾，为筹谋海防做准备。一场以挫败日本侵略野心为目的的“国家行动”拉开大幕……
□泉州晚报记者 吴拏云 文/图
“轮船统领”掌控舰队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坐落于泉州市北清路西湖北畔，馆内陈列着大量展现闽台两岸唇齿相依、两地军民共御外侮的见证物。在“两岸共同反对割台”主题展厅中，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牡丹社事件”爆发后，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人民携手并肩，浴血奋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史实。其中一幅洋务派主要人物沈葆桢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知道，沈葆桢对于中日“牡丹社事件”的走向和结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在大臣左宗棠奉命成立福建船政后，随着福建船政制造厂和船政学堂的不断发展，马江附近的军港设施日益健全、船政制造的军舰和培训出的海军人才也渐成规模。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命沈葆桢总理船政事务，统管造船厂和前后学堂、水师营。在连续建造“万年清”“湄云”“福星”3艘兵舰之后，沈葆桢奏请批准将福建船政的军舰编成舰队，由“轮船统领”统一管理。首任轮船统领由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担任。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就此“破茧而出”。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州船政局拥有的舰船已初具规模，此时的轮船统领是罗大春，其麾下拥有扬武、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飞云、超武、靖远等舰15艘，又从国外购得海东云、长胜、建威3舰，共有18艘兵船。清朝海军实力大幅提升，这也为后来能在牡丹社事件中压制日军嚣张气焰，埋下伏笔。
《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披露了许多牡丹社事件的细节
《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为名将罗大春所撰
野心勃勃借机出兵
同治十年（1871年）12月，一场意外的台风，带来了一出悲剧的上演。两艘琉球贡船在归途中意外遭遇台风，被风刮至台湾岛南端。其中一艘名为“八重山”号，船上45人全部获救。另一艘“太平山”号触礁沉没，船上69人，溺死3人，有66人游上陆地。遗憾的是，他们闯入台湾少数民族住地牡丹社、高士佛社，并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冲突中，船员54人被杀害，幸存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帮助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辗转返乡。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一批激进派官员妄图通过武装侵略，向海外扩张势力。发生在台湾牡丹社、高士佛社的这一流血事件，正好被其利用。1874年4月4日，日本叫嚣“为琉球复仇”，正式组建征台远征军，出兵进犯台湾，从而彻底引爆了牡丹社事件。5月10日，日军登陆台湾向牡丹社发动进攻，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奋力抵抗，不敌身亡。日军分三路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少数民族，诸社最终纷纷投降。日军在中国台湾有恃无恐地建立了所谓的“台湾都督府”，并着手修筑营房、道路、医院等，盗采当地资源，向民众派发日本国旗，企图久踞。
清朝同治帝接到奏报后，十分震惊，旋即让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赴台处理日本侵台事件，并筹划部署台湾防务。
沈葆桢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岂能容日寇跋扈？！接令后遂于6月14日带领安澜、伏波、飞云3艘军舰赴台，稍后，扬威、振威等军舰也相继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也奉命从泉州开拔，移驻台湾，为可能发生的前线战斗做准备。刹那间，战云密布。
1874年台湾少数民族曾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图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内展出的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照片。（翻拍）
中兴名将移驻台湾
罗大春是清末名将，他凭借过人的勇敢和机智，在军伍生涯中屡建奇功。最著名的一次是只身一人闯入敌营，顺利劝降40万捻军。后来清廷授其“冲勇巴图鲁”称号（据说整个清代仅33人获此称号）。他还被晚清国学大师俞樾誉为晚清“中兴名将”。
罗大春在41岁时出任福建陆路提督，常驻泉州。同治五年，他和泉州知府沈荣桂还一起处理过泉州南街头新花山教堂事件。泉州林骚家族保留的原立于武庙前的罗大春纪德碑（残碑），也是罗大春驻泉州时留下的遗迹之一。
《台湾文献丛刊》收录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朝钦差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李鹤年、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等人的大量奏折、奏报。其中一份罗大春于该年七月十一日递交的奏报称：“窃查（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准闽浙督臣李鹤年咨，准钦差大臣沈葆桢函商，奏调奴才驻扎台北苏澳……于本年六月二十日，由泉州秀涂口，乘坐靖远轮船，随带兵勇一哨，计一百零八员名，放洋东渡。本衙门日行事件，委令提标中军参将周德富代拆代行。”由此可见，罗大春是从泉州秀涂港出发移驻台湾的。
在另一份奏报中，罗大春称：“日本虺蜴[huǐ yì]为心，豺狼成性，自元至元年间范文虎、阿塔海十万之兵，歼于平壶岛下，于是有轻中国之心。明之永乐、嘉靖得到刘江、俞大猷、戚继光辈，先后统兵力剿，寇掠始息。我朝二百余年，三岛蛰伏，未尝蠕动，非真能安分守己，殆震詟于征服准部、回疆、西藏、缅甸、金州诸处，历历武功，照人耳目，彼自揣此时毛羽未满，不敢遽飞。然此二百余年中，俯首帖耳之日，亦即养精蓄锐之日……夫彼蓄数百年之心，弗肯休也。力不易穷，则自恃其力，不知止也。如徒以口舌谕之，恐今日唯唯于先，明日否否于后，虽至舌敝唇焦，终归无裨。”罗大春直言日寇这次出兵犯台，实际是日本野心爆棚的必然产物。更提出，对待日军多费口舌无益，只能是先打服它，才能迫使它打消扩张的野心。这番话一针见血，震聋发聩。在对待入侵之寇问题上，罗大春和沈葆桢同属“强硬派”，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即应给予对手沉重打击。
书写并勒石纪德碑的林霁的后裔成了“教育世家”
斡旋之下谈判和解
透过南安文史爱好者王赞成珍藏的线装古籍《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我们可以对牡丹社事件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该日记是罗大春移驻台湾北路，从事“开山抚番”工作时所撰的。
《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称：“嗣得沈星使咨抄五月初七日疏草，知于五月初一日（公历6月14日）由马尾乘安澜轮船，潘帮办乘伏波轮船，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飞云轮船行。星使于初三日抵澎湖，勘炮台、水口形势；初四日，乃抵安平。”这表明，沈葆桢带去台湾的海军将领，不仅有来自中国的，还有来自国外的日意格和斯恭塞格。据介绍，这两位洋人还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教师。
沈葆桢到达台湾后，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即一边与日军交涉，一边积极备战。沈葆桢首先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其次是分批次向台湾增兵，从祖国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十三营到台湾布防，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
沈葆桢的调兵遣将使得在台的中日双方军力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一方面远途跋涉、补给不足、增援兵力匮乏，另一方面士兵还水土不服，营内疾疫流行，士气极其低落。中日虽尚未交锋，其实胜负形势却早已明朗。可以说，沈葆桢用兵不血刃的方式告诉日本人，他们惹错了人！
迫于中方的强压，日本政府内部也认为军事占领台湾希望极为渺茫，于是开始转而采用外交手段来缓解两国的对抗。在英国的斡旋下，号称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奔赴天津与李鸿章展开谈判。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共计50万两白银；而日军将其在台湾建造的道路、房舍等，归还给了清政府。《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曰：“十月初九日，郡中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书，称倭事已定；立约之事，彼此画押互易。其使大久保（利通），旦日赴台湾会其中将西乡从道撤兵还；其所建修道路、房舍，均归于我，云云。次日，倭领事福岛九成谒我星使，称大久保（利通）已至琅峤，并呈现行事宜五：一则约星使面交割；一则请注销前此文移为罢论；一则请彼国人民死葬于番者，以后许其祭扫；一则于交代讫，速以其情上总理衙门；一则请以后中外交涉之事，以时照会于彼驻厦新设领事。”从这段文字上看，中日在达成退兵协议外，还有五项补充约定，其中包括以后两国若有交涉，应及时照会在厦门新设的日本领事。
开山之功载入史册
虽然牡丹社事件以两国和解告终，但这一事件无疑为清政府敲响了警钟，罗大春等在台湾的开山、抚番工作也并未就此停止。开山，即开辟台北后山的道路；抚番，即招抚当时还未归顺清廷的台湾地区的“生番”（少数民族）。《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披露光绪元年（1875年）有清朝官员曾上疏称：“台地自去年倭人启衅，外假复仇、内图占地，狡谋已露，逆焰方张；不得已，而有抚番、开路之举。当时固谓海防未固，则外侮难消；山险未通，则海防先无从下手。盖台湾四面环海，前山各口消息尚能探悉，岛岸尚可周知；后山则途径不通，人迹罕到。但谋前山拒虎，一任后山狼进；虽日事筹防，而防务究无把握。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之实以防海也；人第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台湾安危，而不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南、北洋全局也。”这段文字揭示开山、抚番工作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打通台湾岛南北沟通的渠道，为台湾海防奠定基础。
由于措施得当，罗大春在台北地区的“开山抚番”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仅4个多月就修通了苏澳至花莲的200里道路。罗大春还大力推进招商垦荒，1874年，仅宜兰地区就垦荒800甲，使众多荒地成了良田。同时，罗大春还捐资在苏澳地区兴办义学，开台北兴学教化之先河。到1875年7月，台湾北部的开发已初具规模。清廷为加强管理，决定在台湾北部设一府三县。将府治设在艋舺，并将艋舺改名为“台北”，下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这对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海防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台湾通史》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开山之役，为台大事。而能聿观厥成者，则沈葆桢创立之功，而闻柝、大春、光亮疏附之力也。”
据悉，在台湾苏澳地区，现仍留有“罗大春开路纪念碑”“罗大春开辟道路里程碑”“罗提督兴学碑”等物。而罗大春由泉州秀涂港出发，前往台湾开山抚番的这一经历，也终成史书中熠熠生辉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