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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10:42:18 来源:泉州晚报
“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刺桐港千帆林立,顶级的造船技术与开放大港,造就了古代泉州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刺桐港千帆林立,顶级的造船技术与开放大港,造就了古代泉州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刺桐帆影背后的人与事

游客在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观看泉州湾宋代古船复原模型

核心提示

恰如俗语所说:“南船北马”“南舟北帐”,泉州地处福建南部、东海之滨,枕山瞰海,此地居民数千年来即拥有恃海谋生的丰富经验,同时也有建造舟船的优良传统。如今回眸,那些曾经挂于海上的帆影又折射出了人世几多的繁盛与沧桑。

□记者 吴拏云/文 陈起拓/图

(图片除有注明外,其他均摄于泉州海交馆的“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内)

造船工具

船舵展示

审时度势的“三王”时代

在明代尚书黄凤翔《田亭草诗集》中有一首《咏晋江》:“清溪共订暮云期,万里霜天映酒卮。贾客迎风催棹急,游人待月放舟迟。星星野火迷村树,隐隐寒潮漾钓丝。一曲高歌娱永夕,江头何事泣蛟螭。”诗中商人正在催赶行船,而游客却在悠然自得地停舟待月出。人与舟船的不同互动,被描绘得惟妙惟肖。而这也正是千年以来,泉州舟船世界的一番写照。

先秦至五代,福建经济固然得到全面开发,但进程缓慢,程度有限。与此相适应,福建的造船业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自三国孙吴开始,福建设立官办造船厂,成为当时吴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大规模入闽,带来先进的经验和造船技术,福建官方和民间造船业都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

隋大一统后,福建的造船业持续发展,造船能力和工艺都有所提高。值得一提的是,隋初,福建除原有的官营造船厂之外,民间造船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以致隋文帝下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至唐、五代,福建社会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福建的造船业也逐步跻身全国先进水平之列,从而为宋元时期福建造船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初唐大臣崔融已经看到了在唐代全国成规模水运业、海运业的发达和商品贸易繁盛唇齿相关的联系:“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百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闽地海运业的悄然崛起已成定局。到了唐会昌年间(841—847年),薛能在《送福建李大夫》诗中即咏泉州:“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这说明当时的泉州港已成为外国商人乐于往来的商埠。跨越万里来到泉州的外国人,肯定也会带来他们远航的经验,并且与泉州人交流建造、修补海船的技术。从诗句的背后,我们也可以嗅出一丝中外造船技术在泉州融合的味道来。

五代时期对于泉州船舶业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入闽,他们审时度势,在政治上采取保境安民的措施,为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经济上,鼓励垦殖,兴修水利,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经过“开闽三王”30余年的治理,福建社会经济渐趋繁荣,造船业有所发展。王审知还经常从福州、泉州派发“蛮船”到海外贸易,大多顺利返航,给闽地经济带来了活力。后来王审邽之子王延彬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在他的调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晋江县志》称王延彬“息民下士,能继父志,前后在任二十六年,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这里的“蛮舶”泛指中外互市船舶,但更多的还是泉州本地的海船。由此可见,海外贸易的不断增多,也为远洋船只的建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点上,王延彬确实功不可没。

牵星板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展示的宋代古船上的沉香、龙涎香等

宋代古沉船凝聚了多种工艺

北宋谢履《泉南歌》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称颂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及其在海上交通的作用。

到了宋代,泉州海上交通技术更加发达,这从船型、船种的多样化上可以看出。据南宋初年名相吕颐浩所撰的《忠穆集》载:“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碱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由于南方木料适合造船,所以宋元时期,在福建、两浙一带广布海舶建造基地,远洋贸易海船的建造技艺也日趋成熟。《宋会要辑稿》所载的宋初全国官办造船场中,泉州赫然在列。南宋地理名著《岭外代答》还称,宋代广西钦州所产的乌婪木是用做船舶舵材的最好树种,因而,一支在原产地仅值上百贯文的乌婪木,在泉州、广州等造船地可贩至数千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宋会要辑稿·刑法》云:“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筹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民间为了赚钱,也积极地兴造船舶。泉州南门车桥澳、南门外海滨的后山社、城南厂口街、法石、后渚等处,都是宋时著名的造船场所。

当时中国造的帆船有 “沙船”“乌船”“福船” 和 “广船”四种主要船型,“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泉州造的帆船属“福船”船型。其特点是首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首尾高昂。船体既大且坚,锦缆牙樯,吃水深、操纵性好,抗风浪,耐远航,并逐渐向大型化演变,因而可作远洋运输船。

相比隋、唐、五代,泉州宋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有较大进步,船型、船体构造、船舶属具和造船工艺技术更为成熟,造船能力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北宋宣和年间(1119年—1125年)遣使往高丽,到泉州雇募“客舟”。泉州所造海舶,船身巨大,“皆以全木巨枋楔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破浪而行也。”深阔各10丈,全船分为三舱,中舱又分为四室,有水密隔舱,设备齐全,商人分占贮货。“客舟”船头用矴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碇起碇用滑车。如遇风涛紧急,还须抛“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深浅更易”;另外加设两个“三副舵”,更灵活地控制航向。船舷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载人与货,“水不过橐”,既作为防船身碰撞之用,又是吃水线的标识。主桅高10丈,前桅高7—8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蓬”,风有八面,惟当头不行。《萍洲可谈》则云:“载帆以蓆作也。”这类帆仅其一端系于桅柱,犹如门扉可利用所有方向的风力,这类帆在宋时似乎也很常用。北宋名臣廖刚的《高峰集》称:“(海舶)又趁风信时,冬南夏北,未尝逆施,是以舟行平稳,少有悚虞。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顺风时能日行千里,这可能有略微夸张的成分,但也足见当时海舶的航行速度已是相当快了。

游客观看海船制造场景

小朋友参观各种江河游船船模

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古沉船,是典型的中型远洋船。据专家解读,该船底部的龙骨,呈尖“V”型,用宽42厘米、厚27厘米的松木三段构成。接位选在弯矩较小的首尾处。榫联的接头形式设计适应可能碰到的各种外力,具有抗惊涛骇浪的能力,保证船的总纵强度。龙骨两端结合处暗凿有1大7小八个圆孔,俗称“保寿孔”,孔内放置铜镜、铜钱、铁钱、五谷种、红布、丝线等物,排列成“七星伴月”状。“保寿孔”是泉州造船的地方性标志,七星代表危礁密布的“七洲洋”(西沙群岛),铜镜则象征光明,红布象征吉祥,铜钱、铁钱、五谷种、丝线等象征财富,表示祈求舟楫平安通过危险海域,商贸发达。这种工艺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船上运用了“水密隔舱”“鱼鳞搭接”“多重船板”等海船建造工艺,船壳板底部为二重,舷侧板为三重,总厚度为18厘米,可减轻船体的自重,又保证必要的强度。船壳板用平接、搭接结合,可减少加强弯板的困难,又不削弱强度。隔舱板用10至12厘米厚杉木榫接而成,全船共有12道隔舱板,分隔成13个水密隔舱。隔舱板与船底板衔接处同扁铁钉(锔钉)相连,隔舱板与船壳板交界处用樟木制成的肋骨加固。船板除了榫接外,并用“钉送”将铁钉打入木板深处。按用处不同,钉有钩钉、宽钉、稟钉、锁钉之分;有三角形、圆形、梭形、带钉帽钉等多种形状。钉眼、锔钉、锔槽及船板间一切缝隙,均用麻丝、竹茹、桐灰等做成的捻料封涂,减少海水对铁钉的锈蚀,并提高船体的水密性。

另外,1976年在泉州东海法石一带又发现一艘南宋末古沉船。1982年5月至9月进行试掘,出土了一批物件。法石古船在造型、结构、工艺和用材等方面,与后渚宋代古沉船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古船为方龙骨的尖底船,船尾向上高起,由船尾部向船中部逐渐平阔。在古船上发现了较大面积的竹编,系之以绳索,从其厚度和叠迭状况看,应该是船上的竹帆残存,而不是作为遮盖用的竹篷。这种竹帆行驶时挂于桅上,停船时则折叠置于甲板上,用绳索牵引其升降。后来限于当时技术水平,为保护古船,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对法石古沉船发掘现场实施就地回填。

对于船舶发展史来说,后渚港和法石发现的古沉船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它们为现代人描摹出了宋代古船的大致轮廓。

各种战船船模

泉州湾宋代古船

朝廷“大订单”纷至沓来

宋元时期,泉州凭借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庞大的水陆复合交通运输体系、杰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等因素,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开辟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多元繁荣的世界大港,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典范,成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泉州如今的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也向世人充分地展现了这一段历史。

元时,泉州依旧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同时,泉州的海商、舟师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远为详细。每艘大海船都备有指引航线的《针经》或《针簿》,记录由甲地到乙地的航向、时间、周围海域情况,以及陆地、岛屿、山峰的名称,地形地貌特征等,便于识别。这是航海技术的又一大进步。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至元十七年(1280年),“敕平滦……扬州、隆兴(南昌)、泉州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频繁接到来自朝廷的造船“大订单”,让泉州在造船界的风头,一时无两。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经由泉州后渚港出海。他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后来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提到泉州造船的情况。书中说,中国船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艚(Zao)”,三等者曰“咯克姆(Kekam)”。大海船有四层,设备齐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制造,或在广州制造”。元代萨都剌《南安道中》一诗云:“篮舆初下上江船,无数青山入枕边。几处猿啼愁入瘴,五更鸡叫梦朝天。不堪岁月如流水,赖有文章似涌泉。归日乡人问何往,云从海上觅神仙。”展现了舟船在民间的广泛运用。

为适应船型增大、航程增长、航路复杂的新要求,元朝较大型海舶设置多桅和多根船橹,以便把风力和人力的使用结合起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就称,他在刺桐港看到的海船有四桅九帆。为充分利用风力,可根据航向和风向,调整张挂的帆数。为加速或无风时用橹,一般配有8—12根橹,一般橹用4人摇,较大的橹须10—30人方能摇得动。

泉州湾宋代古船采用水密隔舱建造技艺

海船制造场景展示

抗倭斗争推动战舰升级

明初远洋启用了水罗盘,“浮针于水,指向行舟”,不过此时的航海罗盘已精确到24个方位,这是一大进步。明初,海军舰船多由工部下属的都水清吏司负责,其造船业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直接由该司统属的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设龙江提举司管理;二是一些地方布政司设立的造船场,由参政或参议兼管。至于沿海都司和卫城建造的战船,或由沿海驻军自行打造,或按所需物料,拨料拨款,交付地方造船场建造。生产的舰船,仿古制的有楼船、蒙冲、走舸等,泉州崇武建城后配备了不少数量的海军舰船,其中的一些就是在崇武本地建造的。

明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到福州,但此后私商不顾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进行海上商贸活动。按船型大小不同,当时有大洋船、鸟艚船、小洋船之称。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海禁稍宽。惠安县肖厝村渔民造尖尾大船,冬往浙江南几、北几、普陀等处,春往镇海、铜山捕白鱼(带鱼)。明代“五部尚书”黄克瓒亦有《咏晋江》诗曰:“城枕三峰百蝶开,苍溪数曲绕楼台。江闲萧鼓游人少,天外帆樯估客来。洲渚遥分平野绿,石桥横障晚潮回。舍舟扶杖登高处,万里熏风亦快哉。”可见,民间海上商贸仍在延续。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泉州沿海因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崇武所城志·战船》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户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当时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曾亲自督造各种大小战船。对各种船型、性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记述。俞家军抗倭转战福建、江浙一带沿海,有时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时要追击残寇于外海,故战船须大小不等,吃水深浅不一。性能各异的不同船型的船只,组成一支“混合舰队”,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克敌制胜。在长期海战实践中,逐渐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船型,并趋于定型规范化。以后建造,用料估算就比较方便。《洗海近事》中也有这样记载:“今应所造福船、冬仔、鸟艚各若干只,其船具要高大深长。大约福船以长八丈、阔二丈有零,鸟船以四、五十石载,冬仔亦须极大者。”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其海商集团的船队,从日本引进“旱针”指南定位。

1981年,泉州湾石湖港海底曾打捞出一具明朝的四爪铁锚,残长2.78米,锚爪对角距2.18米,重758公斤。铁锚由于自身重,抓力强,其停泊能力及操作运用远较木石碇优越,它的运用也代表着船舶制造工艺的发展。

各种帆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展示的巨大铁锚

帆影打开民众的幸福之路

清代,泉州的航海技术受西方影响较明显,经引进吸收,也创造出自己的成果。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泉州府同安县人陈伦炯从小就随其父陈昂辨识海道形势,尤其留心海外诸国风土民俗,著有《海国闻见录》上、下两卷。《海国闻见录》下卷绘制了六幅图: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在当时测绘技术还较落后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海国闻见录》还记载:“中国用罗盘、刻沙漏,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一昼夜为十更),每更约得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其处心尚怀疑,又主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砣探水深浅若干,砣底带蜡油,粘探泥沙,各各配合,方为准确。”可见当时远洋船舶已有自己一套探测航行地点位置的技术。清初名臣施世纶的《克澎湖》一诗云:“独承恩遇出征东,仰藉天威远建功。带甲横波摧窟宅,悬兵渡海列艨艟。烟消烽火千帆月,浪卷旌旗万里风。生夺湖山三十六,将军仍是旧英雄。”描绘出施琅将军以艨艟为战船,征克澎湖时的宏大场面。

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泉州船厂,修造水师战船,当年承修48艘。另据《清高宗实录》载,清官方造船厂都选址在盛产木材的地方,福建就设有福厂、泉厂、漳厂和台(湾)厂。据《闽政领要》记载,官方的泉州船厂在厦门购买番桅。从东南亚进口的桅木有铁造、蜂仔代番、甘拔、郁木、白犬、卖色、打马等。船舵则用广东产或东南亚产的铁力木(柚木),取其坚韧抗扭曲力强。以后,大海船由于船大桅高,取材困难,“以数木合成,加用铁箍”的“帮接技术”应运而生。当时造船场遍布晋江至惠安沿海一带,如古城东边的后山、后渚、法石和城南的车桥、新街,晋江的石湖、东石,惠安的崇武、白奇等地。

《据船赋》这样概括舟船的品性:“虽载沉而心浮”。船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重要工具之一,回望泉州历史中的那些帆影,我们不难发现,古船舶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舟船升帆的背后,涌动的恰是民众渴望富裕、向往幸福、期盼和平的信心与决心。

海船制造流程展示

汴河漕船船模

近海平底船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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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交馆“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

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步伐从未停止,为了征服江河湖海,各种各样的舟船应运而生。中国作为世界上造船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船型,泉州海交馆“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讲述的就是这个东方海洋大国舟船历史的动人故事。从人类的舟船起源开始,到中国历代各水域的著名舟船模型、历代战船、古代使节的出国使船、华丽的游船等,包括古代造船、航海技术的重大发明、渔民生活等,都一一呈现。

“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作为国内首个反映中国传统舟船文明的展览,通过灵活多样的展示形式、特别设计的展览视觉与空间装置,力图从视觉、听觉、触觉上拉近和唤起观众对中国舟船世界的共识与共鸣。该陈列馆分为江河船展厅和海船展厅,由中国舟船的起源与形成、千姿百态的江河舟船、中国造船技术的重大发明、海船与航海活动、船上的船民生活、历代战船大观等六部分组成。一走进陈列馆,一艘艘形状各异、或精致或古朴的船模便映入眼帘,陈列馆中共展出160多种船模。

中国古代造船技术曾领先世界,为了更好地呈现中国木帆船的独特成就和人类造船技术发展的伟大贡献,1993年,泉州海交馆与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共同成立了“中国古船模型研制中心”,组织聘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优秀的造船老师傅担任客座研究员,拟订了200种中国历代著名船型的研制方案,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代木帆船科学复原工程。经过8年的努力,共完成了156种船型的复制工作。这些船模均严格依照真船的形状、结构、色彩,甚至内饰部件,按比例缩小制作而成,很多都是造船师父按照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非常珍贵,不少都堪称绝版。 (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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