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连城诀③]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泉州、苏州、温州、潮州这四个历史文化名城，各自走出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泉州、苏州、温州三地，诞生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泉州（晋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潮州的发展之路同样也留下不少启示。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固然和各地不同的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体制环境紧密相关，但每个城市不同传统文化积淀和城市个性的影响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策划:杨国昕
执行:王美金 黄凌燕 黄帆
泉州：爱拼敢赢创造辉煌
泉州人文性格中包含有“敢为天下先”、敢于冒险犯禁的海疆性格，开放兼容的胸怀眼光，爱拼敢赢、勤劳务实的作风。正是有了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人文性格，泉州才能走出一条路子，闯出一番天地。
“冒险犯禁”中起航
说泉州改革开放发展之路，是从“冒险犯禁”开始，一点也不为过。上世纪70年代末，泉州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时，总会带回许多外国物品，包括服装、钟表、小电器、食品等。泉州人抓住商机，开设经营华侨带回、寄回的各种小洋货的商铺，俗称“估衣摊”。石狮最为典型，在香港十几块钱一件的衣服，在市场上一转手就能赚十多元。当时，全国各地到泉州批发小商品的客商每天都有数万人之多。在商品经济还未放开的年代，做这样的生意，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不仅是民间的经商活动，在政策体制的转轨上，泉州同样做了不少“冒险犯禁”的事情。因为国家投资很少，改革开放初期泉州地区的乡村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政府财政收入微薄。要发展经济必须调动民间闲散资金和其他要素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体。这么做等同于为私有制经济拓展生存空间，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环境中，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不过，这种风险并没有阻挡泉州人的脚步，1980年8月晋江县委《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通过政策默许，允许家庭企业突破“三就地”的禁锢，允许他们采取自主经营、股金分红、雇佣帮工、产品价格随行就市的方式发展企业，一举拉开了泉州农村工业化序幕。
1983年，当乡镇企业遭遇流通瓶颈时，泉州又制定政策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为企业生产营销提供有利支持。1989年，民营企业姓“资”姓“社”的问题引发巨大争议，对民营企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泉州又及时采取“变通”措施，帮助民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和境外企业，并给予了许多优惠措施，保证民营经济的发展。今天看来，如果没有当时这些“冒险”和“犯禁”，泉州很有可能失去发展的良机。
抓住机遇打好“侨”牌
“泉州人个个猛”“输人不输阵”，闽南的俗语也从侧面反映着闽南人的性格。在改革开放后，辉煌的成就使闽南人的个性更为人们所熟知：强悍拼搏，重商务实、包容和合。
1986年泉州撤地建市后，紧紧抓住中央赋予福建省“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侨乡优势，提出“打好侨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举全市之力招商引资，切实做好利用侨资侨力“十篇文章”，及时把引进侨资侨力与发展乡镇企业、土地成片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大规模嫁接侨资的乡镇企业通过“并、联、靠”，逐步走上集团化、规模化、外向化、科技化发展道路，步入迅速扩张、蓬勃发展的快车道，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外向型经济为目标、以侨资为依托、以联户集资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确立“泉州模式”的基本特色。
研究“泉州模式”的权威专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苏东水教授概述“泉州模式”有五大特点：即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国际化的经营道路、侨洋式的生产条件、灵活的经济管理以及泉州本土和海内外侨胞“地、亲、文、商、神”的五缘经济网络。特别是“五缘”网络和侨洋式的生产条件包含了祖国统一、海内外侨胞精诚团结的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他认为，从泉州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五缘”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时，对两岸经济的繁荣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泉州模式”的实践已经证明：文化和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文化的凝聚力和经济的驱动力能够组合成一种具有爆发性的“文化力”。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在经济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泉州并没有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挖掘文化潜力，丰富泉州经济发展的内涵，为泉州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999年，泉州市委、市政府作出“科教兴市”的战略决策，并大力推进这一战略。至2007年底，泉州市连续6年被科技部授予“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称号。
科教事业的发展，为泉州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创造有利条件。泉州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纺织鞋服、建筑建材、食品饮料、工艺制品、机械制造五大传统产业，培育石油化工、电子信息、生化医药、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
从2002年开始，泉州全面启动“海丝”、泉州南音申报“世遗”工作，还举办多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海丝”和“南音”申报世遗被列为我国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备选名录的第一位，泉州南音、梨园戏、木偶戏被亚太文化中心列入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近年来，保护和抢救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闽南文化保护区”付诸实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极大地提升泉州的城市形象，增强泉州的软实力。
泉州对台文化交流，也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泉州创设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泉州网“闽南文化网页”、闽南语电视频道等对台宣传交流阵地，而《泉州晚报》在泉金航线上设立报刊赠阅点，成为“送报入岛”的一个新渠道。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合作，泉澎文化、旅游直航实现历史性突破，泉州旅游协会与澎湖县旅游发展协会签署《建立旅游市场合作和交流关系协议》。
温州：“经世致用”入股现代经济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依然并深深影响温州人的思维方式。它的存在是温州能够产生“温州模式”的重要原因。
温州人做生意不怕小
历史上的“永嘉学派”倡导“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哲学，它始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实现资源知识和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至今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正是有了这种思维方式，温州人从不因为“小”而不为，也决定了“温州模式”的特色。众所周知，“温州模式”和“泉州模式”相似，都是依赖于民间小资本、小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但是和泉州相比，温州没有泉州如此庞大的华侨资源。当“泉州模式”在起步阶段大举利用侨资外资，快速提升经济规模、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时，温州人则必须主要依靠国内资本的逐步积累，立足于国内市场进行发展。这也是温州模式和泉州模式的重要区别。
温州的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纽扣、一枚徽章、一个开关开始的。尤其温州在浙江东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带，在制度的灰色区域内，积淀已久的小商品意识一下子焕发出来。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
“海洋文化”影响依然深远
我们都知道，温州和泉州具有一脉相承的海疆文化，这种文化同样赋予温州开放性的特征，也同样给温州人敢于冒险与闯荡的性格。
和泉州相似，温州30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同样是通过“犯规”行为实现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80年代以后，温州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温州人靠冒险也取得许多突破，这些突破包括金融利率改革、私营企业条例、建立股份合作企业、兴建民营铁路等。
海洋文化，还让温州人很早萌发了强烈市场意识，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被允许在一定程度发展，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就跑到中国的各地,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店、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
当然，传统文化也有造成负面影响的地方。温州传统文化在语言环境、人际交往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排外倾向。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倾向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就是这样的实例。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使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
苏州：格物致知长于谋事
上世纪80年代，兴办乡镇企业的风潮席卷东南沿海地区。这时候泉州和温州的乡镇企业均以私营经济为主，而“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则是“根正苗红”的集体经济，这是“苏南模式”与泉州、温州模式的最大区别。产生这种区别，既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差异，也取决于文化性格的不同。
生于水乡的苏州人缺乏泉州人敢闯敢拼的性格，而多了一分精于谋事的聪明。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苏州人崇尚格物致知的处世方式，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糊涂。和泉州人一旦认准就干到底的性格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后，苏州选择经济发展道路，也是立足于吃透政策、吃透形势的“谋事”。“文革”后期，国内大部分地方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泉州、温州等地的私营经济在不断犯禁中成长，苏州则寻找一条更为稳妥的发展道路。
苏州选择了“政府办企业”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这也是“苏南模式”的最大特色。改革开放之初，苏州的乡镇企业主要由乡村社区政府创办，乡村社区政府既是企业资金的提供者，也是企业的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企业归集体所有，这等于给企业戴上一顶“红帽子”，规避了许多风险。有人形容，在我国经济转轨初期，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灵活的运行机制，苏南的乡镇企业畅行“黑白两道”，显示出了蓬勃活力。苏州乡镇企业一起步，就作为城市工业的配套，承接大企业效益不高的业务，整个80年代，苏州的工业化进展迅速。
但是，“苏南模式”也存在政企不分、产权不清两大弊端。很多的乡长、镇长同时担任企业一把手，直接任命的干部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和积极性，导致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企业高管白天为政府打工，晚上回到家则为自己做事，原料都是从集体企业里拿，为自己的小金库添砖加瓦。上世纪90年中期，苏南乡镇企业遭遇严冬，不得不进行改制，开始大规模嫁接外资，旧的“苏南模式”被扬弃，一种新的“苏南模式”诞生。
潮州：重商进取内外共进
潮汕地区是我国商业传统最浓厚的地方之一，因为潮汕商帮漂流海外的人数庞大，相对其他地区的商人来说，潮商有更高的世界性声誉。
潮州的特色经济发展同样走着一条有着明显地方特点的发展之路。早在潮州升格扩大区域之初，潮州决策者就确定了以潮州文化为依托，着力培育和发展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浓厚文化内涵的特色产业的发展思路。潮州拥有包括美术陶瓷、木雕、泥塑、刺绣、抽纱、嵌瓷、灰塑、剪纸等技艺精湛的工艺美术品制造体系。经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陶瓷、服装等产业脱颖而出。目前,潮州是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中国重点工艺美术城市、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潮州特色产业已成为潮州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原动力。
潮州人历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至今，潮州还有“潮人一半在家乡一半在天下”的说法，形成了潮商遍布全球的奇特局面。在2006年福布斯财富榜中，大陆前500名富豪，广东籍富豪占了74席，而在广东籍富豪的前10名中，出生在潮州地区的就有7位，分别是黄光裕、朱孟依、钟声坚、黄俊钦、周泽荣、黄茂如和马化腾。全球富豪榜中，李嘉诚的身家达1536亿港元，位列世界第十，李嘉诚也成为潮商的典范性人物。
相对于在外潮商名满天下的辉煌，潮州本地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潮州人经商偏重贸易，对实业投资和工业生产兴趣不大，直接影响到本土经济的发展。一段时间内，潮商热衷于“倒批文”，而“系列骗税案”更给潮汕地区带来了严重的诚信危机，使当地经济遭受巨大打击。此后，潮州人从中吸取了深刻教训，花费巨大精力，重建诚信体系，他们实行“品牌立市”的战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曾经是潮商精神精髓的“诚信”品牌。广东省也决意重振潮汕，“十五”“十一五”期间，在粤东规划建设重点项目390项，规划总投资2700亿元,其中十一五期间投资1700亿元。这390个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覆盖工业、交通、能源、水利、农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和城建环保领域，逐步改善潮汕地区外重内空的经济形态。
编后语
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连城诀》今天已经刊发完毕。回顾泉州、苏州、温州、潮州四个城市发展历程，几乎可以肯定，一个时代的进步，一种新兴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以相应的文化繁荣为基础。
探索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时代的命题。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思想观念、人文资源、文化积淀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促进作用空前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比原料和能源更重要，人文环境决定经济环境、经济效益。我们对四个城市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的展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坚信，一个文化建设落后于时代的城市无法产生先进的活跃的经济社会，没有强大的文化优势，就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传统的泉州文化曾经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如果将目光向未来延伸，则更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反省滞后经济发展的因素，保持、发扬和创新泉州文化的魅力，通过提升文化的质量，创造更好的“文化环境”。希望我们的专题报道能给谋求发展的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本版文字：记者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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