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0日，叶永烈、池莉等著名作家应邀来到石狮，参加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笔会。记者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专访。
叶永烈和池莉都是当代知名的作家。有意思的是，在接受采访时，两人都对作家进行分类。叶永烈将作家分为“一炮走红型”和“创作不绝型”，而池莉则把作家分为“先天型”和“后天型”。也许从他们的分类方式，我们就能体会到他们不同的创作生涯和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对他们进行专访，也让广大读者了解两位名家作品外的生活。
叶永烈：我要把生命融化在作品里
叶永烈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后又创作了《时间简史》、《知识之花》等一系列优秀的科普作品。这些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科普科幻作家中标志性的人物。
到现在人们一提到科普，还想到叶永烈。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进行了转型，将主要精力放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上。从“四人帮兴衰史”系列到“红色三部曲”，这个转型让叶永烈走入更广阔的天地，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丰富、多维的叶永烈。
早已著作等身的叶永烈依然笔耕不辍，每年都有几本新书问世。2月20日，叶先生夫妇来泉，记者得以在他下榻的饭店进行一次专访。他的创作生涯如何演变？他的那么多著作是如何完成的？这些问题在采访的过程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超级“旧闻”记录者
叶永烈曾经被称为“旧闻记者”，他自己说过，“把旧闻写好了，也能成为新闻”。其实，叶永烈写的旧闻要比许多新闻难得多，像他写“四人帮”、写陈伯达、写傅雷夫妇，需要接近许多关键而敏感的人物。他还要和时间赛跑，一旦这些历史老人离世，许多故事和真相也许就此湮没。叶永烈用作品证明，他写好了“旧闻”，这些“旧闻”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
■转型：更多思考国家的命运
叶永烈有许多作家羡慕的“高起点”。叶永烈19岁时，正读大二，写了一本书《碳的一家》，直接寄到出版社。
第二年，因为《碳的一家》，年仅20岁的叶永烈被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主编曹燕芳看中，让他写其中的化学分册。后来叶永烈继续了天文、气象、农业、生物等分册。《十万个为什么》在1961年的国际儿童节第一次出版，全书共900多个为什么，叶永烈占了300多个。这一次出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奠定了叶永烈写作的基础。媒体约稿如雪片般飘来，要的大多是科学小品。有这种状态，叶先生解释，学文科的人写不了，学理科的没几个人能写。而学光谱出身，文字能力上佳的他恰恰是“夹缝中人物”。
记者和叶先生谈起他的科普生涯，他笑着说，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许多人却难以理解，在这个领域顺风顺水、独占鳌头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选择转型，而转向当时有点像雷区一样的“重大政治人物纪实”的创作上？
叶先生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喜欢写一些思想比较深层、比较能反映国家的命运、时代的风貌的书。”当时一篇报告文学发表，他往往会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使叶永烈意识到这种体裁所产生的震撼力，也更适合他。
■“作家靠作品建立信任度”
看过叶永烈写的传记的读者，都会感觉很新鲜，里面总有丰富的细节和故事，总有一些独家披露的内容。那么，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独家的史料或线索的呢？
叶先生说：“我的作品一定要有细节，我不能仅靠资料和参考书写作，主要靠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现场走访。”就像他新作《出没风波里》第一章“最熟是北京”。叶永烈家乡是温州，工作和居住地是上海，为何最熟的是北京？那是因为，“经历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大多数住在北京，我去采访他们，所以去了无数次北京”。
但和这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打交道，却不是容易的事。
也许因为陈伯达是惠安人、也许《陈伯达传》是叶先生的得意之作，他说起撰写《陈伯达传》的经历。“采访陈伯达时，他刚开始不理我，说自己一生不值得回忆。”吃了闭门羹的叶永烈没有放弃，先从陈伯达身边的人采访起，同时把“案头工作”做到细致入微的程度。
经过充分准备后，叶永烈再和陈伯达接触时，取得完全不同的交流成果。
“陈伯达说他写过一篇关于老子的文章，我就能接着说，为这篇文章毛主席给你写过三封信，其中两封通过张闻天转交。他说一些事情，自己都记不清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我能告诉他答案。”叶永烈说，“这让陈伯达觉得我是他谈话的对手。他信任你后，就告诉你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例如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内容。”为了更多地了解陈伯达，叶永烈在陈伯达的家乡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叶永烈认为，他采访这么多人，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最主要就是靠信任度，一个作家的信任度，是靠作品建立的。他说他非常尊重他们：“陈伯达把自己在监狱里写的交代都交给我。采访胡乔木夫人、陈云夫人，她们也坦诚相待。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以信赖的人。”
■要把写作进行到生命的终点
来泉州前，叶先生在海南省待了一个多月，在那里过了春节。本以为叶先生到海南度假放松去了，没想到他告诉记者，他的出行几乎都和采访有关，而这次去海南还是带着作业去的。
他笑着说：“这次回上海，就要向出版社交作业了。书稿名叫《多娇海南》，不但要完成大量文字，还需要拍400多幅照片。”
很难想像，叶永烈已经是一个68岁的老人。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人，许多人早已功成身退，安享清福。而早已著作等身的叶永烈还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不断地忙碌着。他保持着每天早起的习惯，他说他很少看电视，每天晚上的时间大多在写作和整理资料。
“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我要把生命融化到自己的作品里，只有写作，生命才是美丽的。”他说，“我还要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他还说起了在他小时候，一次在教室外看到一只蜘蛛在结网，而墙上挂着一句格言：“有恒——为成功之本。”叶先生说，这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尽管当时他连“恒”字都不会写。今天看来，他取得的成绩都和“有恒”分不开。□记者黄帆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194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主要著作：“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四人帮兴衰”系列：《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此外，还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等。曾获香港“最佳传记文学家奖”。最新作品为《出没风波里》。
■采访札记
一个用脚步和眼光记录时代的人
和叶永烈先生交流，让我产生了一种职业的共鸣。尽管叶先生自谦自己在记录“旧闻”，尽管写新闻的记者被称为“时代的哨兵”，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和付诸的努力，让人强烈地感到，如果他从事的是传媒工作，也足以胜任绝大多数的新闻采写。
叶先生自己总结，他的创作是“七分跑，三分写”。这和多数记者并无二致。纪实文学作家同样应当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有时遇到非常紧急的事件，必须快速做出反应。2001年“9·11”事件爆发，在大洋彼岸的叶永烈夫妇立马打包行李，飞赴纽约。尽管他们仅带去一个小小的旅行袋，但在纽约人蜂拥而出的时候，他们却见到正在冒烟的“双子大厦”废墟。他将所见所闻所想，变成了一部著作——《受伤的美国》。
叶先生对现实观察的眼光同样独到，这几乎是每个记者梦寐以求的能力。不久前他去了台湾。别人去台湾，通常去阿里山日月潭，而他去了“眷村”——破落而贫穷的地方。眷村是当年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部来到台湾，近90万眷属居住的地方。他说，眷村浓缩台湾当代史，不到眷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泛蓝”和“泛绿”的对立，也不会明白眷村会成为“蓝营”的“铁票仓”。别人去台湾，镜头总对向风光景致，但叶永烈把镜头对向车牌，他发现台湾的车牌就三种——“台北市”的、“高雄市”的、“台湾省”的——台湾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吗？别人买地图只为找路，而他一下买了四份台湾地图，他说，不同机构出版的地图，可以发现台湾不同群体不同时期对大陆态度的变化。
和叶先生交谈，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叶先生是一个高产作家，但他说起自己的作品时，语调十分平静，经常简要地一语带过。但说起自己的藏书，却难掩如数家珍的自得之情。他有5万多册藏书，家里数十个书橱装得满满的，而且都摆了两层。他说：“年轻人不论起点高低，都要多读书，增长知识。不要做有知识没文化的人。”我突然想到，广博的知识同样是成为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必备条件。
我开玩笑地建议，叶先生不妨也写一部关于新闻创作的著作。这倒不是什么恭维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记者黄帆
池莉：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
初次见池莉，从她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连续几天的工作和旅途劳顿已经让她感到几分疲惫，但她还是严谨地关上电脑，放下手头的工作，微笑着开始接受这次访问。
可一谈起写作，她脸上的疲劳感就消失大半，兴奋劲就像和孩子谈论一件她心爱的玩具。池莉说她正式发表作品的时间虽然只有28年，可是她自六岁就开始写作，日记、诗歌、散文，什么都写，从小就觉得自己天生是当作家的命，只能当作家，只喜欢写作。她学不好数学，而且这么多年来，数学能力一直在退化，池莉笑着说，她就是着了魔似的，天生对方块文字感兴趣。
■泉州印象：热烘烘的民营经济
佛教文化铁观音“十多年前，我来过泉州，当时这里让我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乱糟糟、热烘烘’的商业氛围”——池莉到现在还有感于当年泉州民营经济的繁荣，这也是她对泉州最初的印象。
■弃医从文：
天性促成的道路转变“我六岁就开始写作，日记、诗歌、散文，从小就觉得自己天生是当作家的命！”——池莉谈她如何走上作家之路。
1976年，池莉作为下乡知青，推荐到冶金医学院读书，三年医专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武钢卫生处流行病防治科。作为医院重点培养的年轻对象，她无数次地写辞职报告，提出要报考武大中文系重返校园。当时她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她喜欢文学，还发表过作品，写东西才是她一生最该做的事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多大方啊，自己会唱歌、会跳舞，会什么，就敢大胆地表现出来。”
1983年开始“弃医从文”，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人教育班，对于一个几乎在童年就选择了文学的人来说，池莉笑着说她很幸运，从小就想当作家，但不知道从哪里入门，可是有一天，门就这么主动向她敞开了。
她很高兴自己首先不是从书本和学理那里来认识世界。换句话说，不是从人类社会已经规整的、梳理的、逻辑的和理论的地面建筑来认识这个社会，而是从这幢建筑的最底层——地表之下，那最原始最毛糙最真实的生命发端处体会和领教这个社会。这种亲身的体会和领教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虽然充满辛酸和苦涩，同时却也充满了文学因素和写作动力。
她一直被别人归为“新写实主力”，“我的创作原动力从哪里来？我想，它绝大部分从我自己的生命中来”，池莉说，正是从那种对生活天生的敏锐触觉中来。池莉说写小说是一项技术活，她对小说的技术性要求之多，研究者想像不到。每篇小说，从文字的长短、人物的性格、故事的节奏等许多方面，都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文联主席：
一个“游手好闲”的官员“文联主席既是官又非官，我要做的事情很少，日常事务都有秘书长和书记处理，使我得以终年‘游手好闲’地投入写作！”——池莉讲述她当武汉市文联主席的生活。
■作品上荧幕：
我都很满意“我对于我所有的影视改编作品都很满意，我收了钱，卖了改编权，就绝不说一个不字！”——池莉说她作为作品改编为影视最多的作家之一，这么多年来，和改编者几乎没有过任何纠纷。
■韩寒郭敬明：有朝气的年轻作家应多多益善
“希望中国多出一些这样富有朝气的作家。但凡一个人愿意写作，热爱写作，认为自己是作家，社会就应该给予他认同！社会也应该允许任何人说错话，这样才会有发展。”——池莉对“80后作家”郭敬明、韩寒，持支持和鼓励态度。
■网络文学：对于生活的产品不要这么紧张
“生活就像一部机器，它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生产，网络文学和博客就是它的产品，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事物的出现感到恐惧。”——谈及网络文学和博客是否会给传统文学带来冲击，池莉表示并不需要那么紧张。□记者王宇
池莉，湖北人，195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池莉文集》（七卷）、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散文随笔集多部。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小说月报》等各种文学奖50余项。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
■采访札记
她的诚恳和宽容让人折服
知天命之年的池莉看上去大方得体，衣服颜色搭配及装扮和谐，头发一丝不苟，更像是一名企业女高管，精力充沛，不讲废话，谨慎而知进退。甚至连声音都很年轻，包括语气和声调的起伏，略熟以后，她的诚恳和天真就像泉水里的泡泡一串串冒出来。
谈到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家、大学研究人员以至普通读者，对她的小说的看法，比如为她界定的“新写实主义”的风格、“商业气息浓”等等，池莉显出置身事外的大度，反映在文字上，便是对重重的世俗、琐碎和金钱看得比一般文人爽直。
作为汉派小说的领军旗帜，池莉的小说一直众说纷纭。对此，久经考验的池莉挥挥手，语气有些俏皮：“外界的说法可以存在，但和我本人是没关系的。其实被骂要比被吹捧好。骂是注射疫苗，被吹捧是灌输营养，营养过剩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被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很酷。再说，只要名字被提及，姑且就算见报率吧。”
阅读、写作、行走，是池莉生活的大部分，她还热衷于体会自然，结交各种动物，按照她的话说，就是“我和动物界很熟的”。在喧闹的人群中，蜻蜓会随着她飞行，蜜蜂会停在她肩膀上休息，流浪狗也会经常寄宿在她家后院。池莉和自然、动物的交流，让在她身边的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气息，一种亲和力，她说自然的气息也使她更亲近生活。□记者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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