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本有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庭。但突如其来的意外不仅夺走了妻子的生命，还使他欠下医院53万元的巨额债务。医院曾与他商议，让捐献其妻的尸体用做医学实验，从而免去其全部债务。但他犹豫再三，不忍心妻子再受打扰，决定“欠债还钱”。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53万元债务，不亚于一座大山。而他许下愚公的决心，
决心挖山不止。他与医院签下协议，分106年偿还这笔债。他算过，到自己孙子这一辈，就能还完――

    1月31日下午3时，郭玉良最后瞥了一眼自己在北京安身的小屋，黯然踏上了归途。     

    在这之前，尽管行程非常匆忙，门外，老乡的白色两厢轿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可他依然细心地一遍遍收拾着衣物。这包括两双旧鞋，几件旧衣服，以及一张四方尼龙纸。当然，最重要的是妻子张桂芳的骨灰盒。

    所有在医院见过郭玉良的人众口一辞：他是个特别疼爱妻子的丈夫。妻子的尸体在冰冷的太平间里躺了6个月后，这天上午终于穿上他特意买的新衣服，火化成一捧灰。火葬场出具的收据上写着花费：护灵花20元，骨灰袋5元。

    这是他为那个“爱撒娇”的伴侣花掉的最后一笔钱。以前，他顶多只给她买些小零食，或者一把梳子。就在妻子去世前不久，他算计了两个月，终于花140元买回一件黑色羽绒服。这是妻子生前穿过的最贵的一件衣服。

    在北京市清河马营村这间租来的8平方米的小屋里，郭玉良和妻子静候着第二个孩子出生。出工回来，看着大腹便便的妻子转身不方便，他总是亲自做好饭，端到她跟前。闲下来，两个人算计着，再打几年工，就回到小村，“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泡影。2006年7月27日，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胃溃疡、脾梗塞等症状，经过47天抢救后，结实的妻子死在手术台上。     

    此刻，面容憔悴的丈夫即将带着妻子的骨灰，搭乘老乡的汽车，汇进返家过年的人流中。结婚7年来，他们俩人一直互相扶持。如今，一个人生走到了终点。她的归处，是村头一片冻土上的小小坟包。因为孩子尚未成人，不能为她举行葬礼。

    另一个人的黑暗则刚开始。郭玉良的口袋里，揣着一份106年的还款协议。协议另一方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由郭家人起草的协议白纸黑字，双方用黑色墨水签下字据，约定：郭玉良每年偿还北三医院5000元,所有欠款,分106年,由子孙三代还清。     

    妻子给郭玉良留下两个孩子，5岁的女儿，和一个刚生下来的健康男婴。同时，还留下了53万元手术费欠款。不过，这笔巨款没有换回妻子的性命。     

    噩耗传出时，一直等在外面的郭玉良，“一下子泄了气”。     

    以前，再拮据的生活也没把这个28岁的外地农村青年压垮。自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河南正阳县张湾村，来到北京后，一直在同一家公司打工。他的工作，是为这座躁动的城市里的居民安装空调。     

    而结婚刚半年的妻子，则须回到广东打工，以偿还结婚欠下的钱。从此，小两口聚少离多，郭玉良轻易就能算出他们在一起的日子。2002年，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两人在一起呆了半年，又分头离开家，仍然是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每年春节的十几天，可以聚在一起。     

    最后一次离家时，郭玉良向妻子许诺，再过几年，赚些钱，就把她送回家，只用看孩子。这个农村青年对生活充满期待。“虽然日子过得很一般，”他说，“但是我们很知足。”     

    过了不久，妻子从广州来北京探望他。两人决定，再要一个孩子。那是2006年的夏天。妻子很快怀孕了，在每月210元钱换来的爱巢里，两人安心等候孩子出生。每天，郭玉良出外工作，妻子则在家休息。附近住的全是老乡，她喜欢到别人屋子里串门。     

    邻居记忆中这个面色红润的年轻女人，穿着普通，从不化妆，唯一的护手霜是丈夫姐姐送的。她有一头黑发扎成的长辫子，常用笑话逗得人们放声大笑。而他的丈夫在她面前，总是很殷勤。     

    接生的医院早就看好了。上地医院在这片打工者聚居区名声很大，从电视里反复播放的广告来看，它是专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做的好去处：便宜，利民。以前周围有人生孩子，都去那里。     

    于是，2007年6月9日，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妻子送到上地医院。他毫不担心，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他心里琢磨着，最好这次是个男娃。     

    凌晨5时43分，妻子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郭玉良片刻不离地守护着妻子。不过，手术似乎并不顺利，因为产后出血，把身下的棉垫子都濡湿了。输血之后，郭玉良还看着妻子吃下一块西瓜。     

    谁知，情况急转直下。一份诊断书记录了当时妻子的情况：“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必须转院。     

    6月10日凌晨，上地医院的救护车将张桂梅送至北医三院。从这一刻起的47天里，北医三院急诊室外走廊里的椅子，成了郭玉良的栖身之地。除了偶尔到附近的小饭馆里，花3元钱吃碗刀削面，他很少离开这里。     

    而关于妻子的消息，时好时坏，不断传入他的耳朵。     

    家里凑了4万元打到他的银行卡上，这些钱在4天以后便花光。“只要能保住妻子，花多少钱也愿意。”他说。    

    医院没有停止抢救，不过欠款的数字迅速增加。当这个数字是9万元的时候，他一咬牙想，只要妻子健康，两个人还年轻，总能还得上。 　

    很快，这个数字变成了20万。这对郭玉良是一笔算不过来的数目。此前，他最大一笔开销，是花了近3万元，把自己的茅草屋翻成了两层小楼。天方夜谭般的数字让他有些崩溃，而妻子的病危通知书，则一次次交给他。    

    “要不咱放弃治疗吧。”他跟同样哭个不停的家人商量。毕竟，他还有俩孩子要养活。这个意见遭到医生的反对。他们认为，抢救她的生命很有希望，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郭玉良把所有可能算计了一遍。等妻子康复了，他回家，找亲戚们凑一凑，再想办法到银行贷点钱，能还多少，全都给医院。     

    不过，他也知道这肯定不够，干脆，把自己卖给医院得了。“只要医院不嫌弃，我给他们打工还钱。”这时候，他已经有几十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了，衣服皱巴巴，头发乱糟糟，满眼红血丝。    

    其间，妻子病情一度好转。一见到丈夫，她号啕大哭，担心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了让她安心，郭玉良借来一台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儿子的照片给她看。模模糊糊的照片，让这个女人，获得了离世前最后一次开心。但她最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7月27日这天，郭玉良见了妻子最后一面。与死讯同时来的，还有欠款的最新数目：53万元。医院打印出的医药费清单上，清楚记录着47天抢救过程中的每一笔花销。     

    因为没交钱，妻子被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后来，这家医院装修，她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她的丈夫，则被53万元巨额债务绊住，连看她一眼，都开不出证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安葬完妻子的郭玉良，已经能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他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他们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     

    可是，这个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想不出自己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到这笔钱还账。他曾托家人到最初出事的上地医院“讨个说法”，但对方态度冷淡，爱理不理。    

    要打官司，找来律师兜头一句话是：不管输赢，先拿两万元。“农村户口，赔不了几个钱，算了。”有人劝他。

    绝望之时，媒体介入了。而此时，北医三院也提出两个方案，供郭玉良选择：一是将妻子的遗体捐献出来，做医学实验，便可以抵消欠款，一是分期还款。     

    农村人郭玉良想都没想，就放弃了第一个选择。他无法忍受活生生的妻子，死后还得不到安息，躺在别人的刀下。     

    可是，分期还款每年要还多少呢？最开始，这个数字协商的是1万元，他算了一下，自己还不起这么多。

    “你总不能说每年还100吧？”说话的人有些着急，郭玉良心里也很忐忑，怕医院不接受。最后，他在协议书上，为自己算了笔账。     

    空调安装工人在5~7月份是最好时段，每个月可以赚“2000元左右”，这个数字随着月份推移逐渐变成“1000来块钱”，然后是“600到900”。最少的时候，他每月甚至只能拿到“300到400”。     

    这些钱被如此分配：生病的父亲，每年1500元生活费。女儿上学每月花掉300元，而儿子的奶粉钱则被精确地计算为每月624元。这样算下来，郭玉良写道：每年最多还5000元。     

    “还一辈子。”他接着写，然后又把这句话划去，改成“子孙三代还完”。     

    “其实，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多了。”郭玉良事后有些担忧。他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自己突然死掉，或者没了工作，“能不能还上这笔钱真不好说”。     

    他情绪很不稳定，声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低沉。但是，欠债还钱4个字，总是反复在他嘴里出现。除了医院的钱，他还欠亲戚的8万元钱要还。而自己所在公司的大老板，在关键时刻借了他1万元，他也铭记在心。     

    “你的事可别牵扯到公司。”对方叮嘱。郭玉良一口答应。在他看来，人家能帮自己，就是一份莫大的恩情。这钱虽然现在没有，但将来，一定要还。    

    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老板看他可怜，将一间闲置的房子给他住，他心里愧疚，主动把打扫这片院子的活儿也包揽下来。     

    而他的妻子，终于也在一名“外地老板”的资助下，缴纳了停放费用，得以火化。     

    几个月不见，以前面色红润的妻子，如今装在一个发黄的停尸袋里，脸已经变成紫色，眼睛深凹着，“十分吓人”。可是他反复摸着妻子的脸，情绪一下失控。     

    “他太重感情了。”姐姐略带着埋怨和心疼，评价自己的弟弟。妻子的所有东西，衣服、鞋子，除了有几件送给亲戚外，其余的，他叠得整整齐齐，装到一个箱子里。     

    一件都不落，甚至连妻子怀孕时吃的奶粉，如今只剩下个盒子，他也仔细收好。他认为，“这些可以留下来，当个纪念”。     

    那间掉漆的铁房门刚关上，郭玉良又推开进去，翻了半天，找出厚厚一叠报纸。这些报纸上报道了他的故事。他决定，“如果留得住，等孩子长大了，给他们看”。     

    这些孩子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背负了一笔巨债。代他们做出决定的父亲，如今已经逐渐找回了勇气。     

    在一团糟的生活里，他逐渐找到方向。妻子已经下葬，春节结束后，他安顿好孩子，还得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希望靠自己的手艺赚钱。而下一回再回到北京的“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到时候，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忙碌人群中，人们也许还能看到郭玉良的身影。他迈着略有些外八字的大步，背着一生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慢慢地苦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