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血缘的情谊能维系多久？一位普通的陕西汉子王兵，用15年的行动给出了一个答案：一生无悔。面对患有精神疾病、无人照顾的同窗好友，他毅然承担起了照顾同学的“义务”，从最初的被迫，到中间的无奈，再到现在的习惯，这位朴实的汉子背负这个“兄弟”，准备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下去。

　　风雪中的西安古城墙更显沧桑，隐约传来的几声秦腔，夹杂在雪中，随风而散。

　　王兵刚刚从张铭那里回来，虽然是周末休息在家，隔窗看着天空不断飘落的雪花，他的心没有得到休息，他惦记着他的“兄弟”。自2007年10月张铭的病情又开始反复后，王兵的心就一直没有松弛过。

　　连续多日的降雪，西安的街道一片泥泞且很湿滑，路上不时有行人摔倒。

　　“这么滑的路，如果还是躲躲闪闪地靠墙走，万一摔伤了那可怎么办？”最近张铭的病情不太好，也不和邻居打招呼了，见人就躲。

　　国内一位精神病权威专家告诉王兵：张铭患的是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就目前的治疗水平看，基本无法根治，最好的效果是药物控制。张铭的病能用药物控制，王兵就满足了。

　　对于已经做了的和即将要做的，王兵别无选择，他们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谊，已经说不清是友情还是亲情了。

　　失恋同学再遭精神打击

　　王兵和张铭，是高二时的同班同学。

　　那时，张铭学习非常努力，作文尤其突出，但他性格内向，不愿与同学交往。与张铭性格迥异，王兵的性格豪爽。也许两人性格差异极大形成互补，他们成了关系紧密的朋友。

　　他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两人走上工作岗位。

　　那时，张铭家的家境情况不好，父母都退休在家，且都身患疾病。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里，每月就靠父母约25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和供张铭上学。

　　1988年，王兵和张铭高中毕业了。家庭经济状况的拮据，使张铭不得不开始工作。

　　他先是在钟楼书店卖工艺品，后来又到西安市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虽然工作努力，但窘迫的家境让他非常压抑。

　　1993年的一天，24岁的张铭恋爱受挫了。他跑到一家饭馆借酒消愁，结果酒后误用自己的车钥匙去开别人的自行车，被人当作小偷扭送到派出所。

　　这次“偷窃”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从派出所回来后，他昏天暗地睡了3天，醒来后就自言自语，行为异常。

　　看到张铭言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王兵以为他想不开，几个朋友也前来开导他。但没有谁会想到张铭已经患了精神病。

　　张铭的病情日益严重，年逾古稀的父母开始带着他四处求医。

　　短短的几天，张家那可怜的积蓄消耗殆尽。走投无路的父母尴尬地向王兵伸出了手。王兵虽然也没有多少积蓄，但毅然将钱交给了老人。

　　也正是那一次，王兵知道了一件秘密：张铭并非两位老人亲生，而是从小抱养的。

　　此后，张铭的治疗费，几乎完全落在了王兵身上，虽然老人每次都含着眼泪留下一张张借据，但王兵知道，这些借据一旦发生便没有兑现的时间表。但碍于老人的情面，他每次都貌似认真地收下那些借据，事后，他都一一撕掉了。

　　已经24岁的王兵同样面临着婚姻问题，由于心里时常装着张铭，不可避免地与自己的终身大事发生矛盾。

　　1994年秋，他的婚期日益迫近。王兵带着张铭来到当地一家中医研究所求医，3个月的药费就要9000元，负债累累的张家再次陷入困境，老人无奈的泪水和张铭的精神状态深深地刺痛了王兵。回到家后，他力排众议，推迟了婚期，取出了用来结婚的6000元积蓄，然后又向医生求情，终于为张铭争取到了一次治疗的机会。

　　为了同学的病，王兵承受着来自父母和女友的压力，更面临着友谊和爱情的两难抉择。王兵也曾想过尽量不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但每次看到张铭发病时可怜的疯癫相和两位老人绝望的眼神，他都顶着压力，一次又一次地伸出了援手。

　　可能要照顾张铭一辈子

　　经过连续的治疗，张铭的病情有所好转。为了帮助同窗好友，王兵开始四处为张铭找工作。

　　两年的时间里，王兵和他的亲戚朋友，都帮着张罗这件事。但先后找过9份工作，张铭都没能胜任，最长的呆了3天，本来前两天表现还不错，可第三天，他就蜷缩在床上，死活不去上班了，理由是公司的人都看不起他。

　　看着赖在床上的张铭，王兵的心里既气恼，又无奈。

　　无奈之下，王兵只得放弃了为张铭找工作的想法，只是平时接济这两老一病的家庭。

　　由于年老和多病，2000年底，张父张母相继去世，只剩下没有生活来源、不会洗衣做饭的张铭呆在空落落的房子里。

　　那天看到张铭的衣服又脏又破，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王兵强忍着眼泪，带着张铭去洗澡，给他换洗了衣服，并带他下了一次馆子。吃饭时，看着眼前狼吞虎咽的张铭，王兵决定回家跟家人商量如何照顾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回到家后，王兵和父母、妻子说起张铭的遭遇，甚至还夸张地将同窗好友的遭遇描述得特别凄惨，以期打动家人。

　　家人禁不住王兵的“描述”，最终同意了王兵的决定——以后一直照顾张铭。

　　决定容易做，真正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首先是沟通问题。王兵按医嘱同病人多沟通，尝试着找一些张铭感兴趣的话题。“但张铭的思维并不是你能理解的，只要他认为对的，谁也无法更改。有时我就索性尽量顺着他说，然后再诱导他往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上去想。”这使王兵感到身心十分疲惫。

　　那段时间，王兵感觉自己快要疯了，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当多名专家诊断出张铭患的是偏执型精神病时，一种无力感凝固了王兵的思维。

　　2001年，张铭所在的街道拆迁，无依无靠的他面临无处安身的绝境。对于怎么安置张铭的问题，街道办提出将他送到精神病院，但王兵表示不同意。

　　王兵开始四处奔波，为张铭租房。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但张铭每次发病时，房东都难以忍受这么一位“疯疯癫癫”的房客整天地聒噪。无奈之下，王兵一次又一次的带着张铭重新寻找安身之处。

　　那一段时间，在张铭居住地附近，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王兵。因为他见人就发烟，讨好似的打着招呼，希望周围的邻居能善待张铭。

　　随着王兵的所作所为被人传开，王兵所在的单位西安烟草专卖局也知道了他的情况。2002年初，单位同意将张铭安排进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内，而且还特办了一张单位食堂的饭卡，暂时缓解了张铭的吃饭和住宿问题。

　　“我也知道，这样下去，可能要照顾张铭一辈子。可总不能看着他这样无人管无人问吧？”王兵不打算放弃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学会了从沉重的压力中寻找快乐

　　因为张铭的情况特殊，当地政府每月给他补贴120元。接着王兵又为他申请了低保，每月也有120元，这些钱都是张铭自己掌握着。但他自己并不知道省吃俭用的概念，有时一天的时间，这些钱就被他花在了一些他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上。

　　张铭现在的智力只有十几岁，根本不会考虑如何生活。尽管如此，为了避嫌，王兵从来没接手这部分钱，而是依然维持着每月六七百元的资助。开始是往张铭的饭卡里充钱，之后随着他搬回还迁的房屋，王兵就在门前的一些小饭店内买了大量的饭票。

　　王兵曾不止一次地嘱咐张铭，穿脏了的衣服放在桶里，等他过来一块洗，但张铭每次都把脏衣服挂回衣柜。不得已，王兵只好经常检查衣柜，随时清洗发现的脏衣服。

　　不过，这些还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最令王兵担心的是张铭的病。

　　一次，独自一人的张铭突然发病，除了在屋里乱砸东西，还用脑袋撞墙。王兵恰好赶来，看到这一幕，他惊呆了，奋力控制了疯狂的张铭。

　　从此之后，王兵开始学习精神疾病方面的知识，随时观察张铭的精神状况，以预防张铭再发生类似的自残现象。

　　王兵对待张铭就像对待孩子一般，除了好言好语开导张铭，王兵还得算计着怎样应付他用各种方法索要零花钱。

　　每当不发病的张铭主动来找王兵时，都是一副低头不语乖巧的模样。王兵对张铭的心思了然于胸，知道他想要零花钱了。“他就像孩子一样，没钱的时候在你面前特别乖巧，一旦拿到钱，马上就去买看中的东西。”

　　张铭看中的东西很多，烟、酒、彩票、古币，甚至还参与有奖邮购。

　　对于这些，王兵开始时有些恼火，现在已经能有技巧地控制。“他喜欢有奖邮寄，我就嘱咐别人不给他寄信，每次来要钱，也都是和他讨价还价。实际上，只要给他钱，无论是多少，他都高兴。”

　　15年坚持下来了，王兵已经学会了从沉重的压力中寻找快乐，他不再去想自己还要照顾张铭多少年，而是已经习惯了这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

　　如果谁认为我想出名

　　那咱们换一下

　　15年无私的付出，王兵的事迹感动了他所在的单位和社会上的一些人。

　　在一次“五好家庭”的评选中，他的事迹被挖掘出来，随之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荣誉和来自各方面的帮助。

　　同事和朋友为张铭送来衣物，一些好心的人打来电话，提供各种治病的经验和偏方，而有的医院也主动表示可为张铭诊治。

　　这一切，让王兵感到了温暖，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支撑着张铭的天空。

　　经过一家医院的持续治疗，张铭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有明显的好转。但因为这种病的特殊性，西医疗法也只是利用药物将病人病情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一旦停止吃药，病情就会出现反复。最后，医院也无可奈何地宣布了根治的失败。这使王兵很失望。

　　王兵还没有从失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时，一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他耳中。有人说他是傻子，有人说他是为了图名，还有人说他照顾张铭是为了他的房子等不一而足。这让王兵感到极度委屈。

　　王兵甚至对一些嘲笑的人说：如果谁认为我想出名，那咱们换一下。“没有经历过照顾病人，尤其是精神病人，那根本无法理解这里面的艰辛。”王兵苦笑着说。

　　虽然是出了名，得了荣誉，但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压力。最近一年来，王兵经常失眠，尤其是年末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而张铭的病情又开始恶化，各种问题都聚集到一起，压力特别大。

　　“对于我照顾张铭这件事，我是从被迫到无奈，再到习惯，就好像是自然地去承担这个责任一样。”王兵坦诚地说，他琢磨出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有意义的人生并非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有些无意义的事，仍然需要去做。”记者郭新磊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