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鹤翔

　　编者按

　　进入2008年，中国经济已经累积了巨大的能量。这让我们深信此种能量会让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在2008年开始全面爆发。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使我们必须正视民营企业所展现的的巨大贡献与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毫不怀疑民营企业将在波澜壮阔的升级大潮之中依然会起到的“头羊”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升级之路密切关注。

　　看看我们的邻邦印度，他们在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型私有企业，已经逐步获得了全球竞争力，其发展的可持续水平已经明显超过中国同行。面对不断增加的用工成本、面对“财富二代”的文化冲突、面对资金投入型的不良发展模式、面对设计和品牌的缺失等等重大发展问题，中国的民企自身应该如何形成自己强大的生态系统，实现自我更新，不断壮大，长命百岁？我们今年推出《民企生态系列报道》以期找到宝贵的钥匙。

　　翻开阿迪达斯或者耐克鞋的吊牌，“越南制造”字样赫然跃出。你可能认为“越南制造”不如“中国制造”，但事实上，即使是阿迪达斯、耐克这样的品牌也已经选择了越南，而且不必担心什么质量问题。

　　廉价劳动力历来是“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也是中国民营经济赖以崛起的基础。时至今日，无论是江苏的苏州、福建的晋江，还是广东东莞，都在渐渐失去这一优势，制鞋行业是一个标本。

　　但放弃简单的人力成本优势，正是经济发展与产业成熟的标志，中国制造正在进入一个注重品牌质量和人文关怀的新阶段。

　　瑞昌李坂村

　　从福建晋江出发，经福厦高速北上福州，然后转京福高速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江西瑞昌九沅乡一个叫李坂的村子，全部车程是11个小时。

　　同样是这段路，在十几年前需要走30个小时，其间包括一昼夜的火车。

　　36岁李爱民，这位德尔惠公司的生管科长，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回家的感觉了。“我们那里是世外桃源。”他现在的心情，和当年放下木匠活计到晋江的鞋厂谋生时大不一样了。

　　政府的农村政策之一是村村通公路，李坂村也一样。李爱民回家时，长途汽车可以把他直接送到家门口。

　　李爱民说李坂是世外桃源，一点也不过分。这个村子坐落在离庐山约50公里的山间盆地里。即便快要进村时，只要车还没有上到山顶，车里的人也还根本不知道山那边有人烟。盆地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贯而过。这条无名小河宽的地方有20来米，水质十分清澈。盆地里曾有几家小型造纸厂，但在大约十年前，已经全部关闭了。新兴的工厂只是几家小砖厂，于环境而言已无伤大雅。

　　李爱民家的两层六间的楼房就是他打工七年的成果。整个李坂村几乎都是这样的房子，以前的土筑房、瓦房全消失不见了。全村共有三四百户人家，楼房大都在盆地底部依山而建。

　　李爱民还有一个弟弟。1998年家里建房时，他才15岁，正在跟姑爷学修电机。和哥哥一样，他也只上完初中，但这门手艺使他和哥哥一样有了不错的工作：在广东东莞一家做数码相机和DVD机的港资厂里当电工，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3000多元。在他哥哥看来，他的工作更轻松，每天工作8小时，每个星期天都不上班。

　　在上世纪90年代，李坂村既没什么楼房，出个万元户就很不得了。而现在，万元户早已成为历史。李爱民家在李坂村只是中上之家，如今村里的年轻一辈已经出富人了。李坂村有一座深红色的别墅，主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在南昌搞室内设计，一个搞房地产的上海老板把所有南昌项目的室内装修业务交给了他。除了这个开汽车住洋房的小伙子，还出了两个政府官员，其中一个在九江民政局，村里的小学和桥都是他们“找路子”建起来的。

　　外出打工改变了李坂村的一切，几乎家家户户的青壮年都出来打工了。李爱民1987年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做木工，到1991年，他20岁了，看到一家四口还住在土筑房里，守着三亩田地自种自吃，他很不满意这种生活，就下定决心往外跑。

　　李爱民是李坂村打工者先驱。从1994年开始，其他年轻人也纷纷从盆地里爬出去了。

　　从瑞昌出来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去了北京和上海，大部分都在沿海的广东、福建和浙江，其中尤以到福建的居多。1997、1998两年，江西人在晋江企业里迅速聚集。在如今的德尔惠，江西人占了一半，有1000多人，其中来自瑞昌的有100多人，来自九沅乡的就有几十个，来自李坂村的就有11个。

　　三口之家

　　在德尔惠的工厂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道拉闸门。这道铁门把生活区里成群结队的小孩和他们在车间和办公室里上班的父母分开了。生活区朝向马路的铁门那也坐着两个保安，这两个保安的首要职责是，不让那些小孩出大门。“我们的小孩自己不用管了，保安在管。”

　　李爱民的儿子8岁了，当他还只有两个月的时候，就住进了德尔惠的员工宿舍。因为李爱民是生管科长，公司给的待遇一室一厅。他的母亲是1995年到德尔惠公司的，现在帮面车间上班。

　　儿子喜欢这个大院子，和他年龄相仿的玩伴有几十个。自2005年开始上学以来，每年暑假他都不想回家。每天除了坐在电脑前打电子游戏，就是跑到楼下的花圃边发呆。生活区新买了两个木头乒乓球台子，还有一个篮球场，他都不会玩。不过，他在院子里认识的人很多，包括一些闽南本地的孩子。

　　2006年，儿子在陈埭溪边村小学上一年级，这是公司的安排。按溪边村的政策，外来子女就读和本地儿童一样，不用交学费。这个政策早就有了，只是外来工子弟的大批进入是近年的事。在儿子上学的一年一班，50个人里外来工子弟占了一半。

　　上世纪90年代初，溪边村就盖起5层教学大楼。李爱民说，溪边村小学的教学质量还不错，老师那里从来不用去送礼。

　　三口之家就这样安顿下来。每天中午下班，李爱民的妻子还自己做饭，几乎没去吃食堂。因为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完全来得及做饭。他弟弟所在的广东公司实行8小时制。而现在，李爱民夫妇的生活也从容了许多，每天上班9个半小时；每天晚上9点半下班，这对习惯了长时间加班的李爱民来说，已经算“很早”了。

　　“像我们这样的三口之家公司里多得很。”他说。这几年，李爱民开始对自己的平静生活有了满足感。

　　至于一家的收入，李爱民作为生管科长的月薪是4000多元，而他的妻子的月薪是1800元左右。从去年开始，德尔惠的工资是每月10号前打到员工的银行卡里。

　　广东东莞是比晋江更早的运动鞋基地。但在福建十多年，李爱民对广东那边同行的状况一直不了解，只是到了近年才听同乡们说起。和晋江相比，广东东莞一带的台资鞋厂工资水平也并不比晋江高，不过福利待遇要好一些。多年前，那边的企业就给每个工人买了保险。晋江企业给员工买保险还是近年的事。“一般是一个公司买多少份，碰到事故的时候，就可以让保险公司来赔。”2004年9月的一个中午，李爱民被兴泰公司的小货车撞了，住了几天医院。随后，德尔惠公司报了案，让太平洋（爱股,行情,资讯）的保险公司调查员马上过来了。“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以前，或者是其他小工厂里，工人除了自己出钱，还能怎么办？”

　　在德尔惠，如今是什么级别拿什么工资，均有定额。经理级的月薪是8000元，经理相当于厂长；李爱民是主任级，比经理小一级，月薪是4000多元。至于像陈新华那样的生产总监，身居生产系统的金字塔尖，年薪超过20万元。这些待遇水平都是公开透明的。至于普通工人，中等水平一年拿一万六千元左右，除掉一年五六千的生活费用，一年大致可以存上一万块钱。

　　普通工人也有一个月拿两千多的，但这还不占多数。李爱民相信，再过两年，晋江一带企业里普通工人的工资应该会普遍涨到这个水平。“打工仔考虑的问题很实际，进一个行业做，选择一个工厂，先得看能赚多少钱。跳槽到别的工厂的人也有，但还是比较少的。论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这里还是不错的。在工资待遇方面，如果这样的大厂还不能满足工人的话，小厂里就更难了。”

　　在德尔惠十多年，李爱民从普通工人干到组长、科长，踏踏实实地升了上来。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个沉稳而质朴的人，他从不好高骛远，“我还没有想过再往上升，在这个行业的生产系统做管理，学历高低虽然不是太重要，但操作能力、经验和组织能力，各方面的因素要能兼备。”

　　对他来说，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1990年代

　　时间回到1991年。刚刚放下木匠活计的李爱民坐到缝纫机前车起了鞋面。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晋江一个小鞋厂里。那时候，晋江的鞋行业刚刚起步，溪边一带到处都是做鞋作坊，整个溪边的路上见不到一片水泥地。两年后的1993年，德尔惠、三兴、金戴斯、恒强、鸿星尔克的楼房已经成了溪边的新景观。

　　1994年，李爱民跳槽到了德尔惠。当时的德尔惠还只有两百多人。但在1995年之后，也就是国内旅游鞋市场起步的时候，晋江鞋产区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94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机注底旅游鞋和手工皮鞋加起来，大约是八九十万双。 到1997年，公司发展到流水线生产，产量马上超过了100万双。随后两年，德尔惠的规模成倍增长，流水线从1条增加到了1999年的4条。从1997年开始，李爱民已操作熟练的带大马达的缝纫机也被淘汰了。

　　1991年刚到晋江，李爱民每月的收入不过300块钱，到德尔惠之后，因为勤奋肯干，也因为这个企业处于高速上升期，到1995年他的月收入达到了1500元左右，公司引进流水线之后，随着效率的提升，他的月收入也增加到了1800元左右。按计件工资，车一个鞋面拿到2.1元，一天可以车二三十双。

　　和木匠活计相比，农村长大的李爱民完全能承受这个行业那种一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的劳动强度，“鞋行业的体力不重，关键是要有活干。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公司的业务相当多，每年的效益也相当不错。”

　　李爱民在德尔惠的老厂房里工作过。老厂房是石头房子，在一楼的大厅里放着二十几台缝纫机。晋江的夏天很长，炎热的日子每年有四五个月；车间里面蚊子也特别多，但车间里面又不能烧蚊香，因为鞋材见不得火星，只能用电风扇吹一下。但在当时，在石头房子里工作，已经比外面那些竹篾编墙的毛毡房要好多了，毛毡房被太阳晒得透了，工人和老板们热得受不了，只好在屋顶上浇水降温。

　　当年的住宿条件和今天完全没法比。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德尔惠和许多其他工厂一样，租附近的民房作为工人宿舍，在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里，摆上四五张上下两层的铁架子床，一张床上要睡两个人。

　　只有亲眼目睹当年工作生活情景的人，才了解这一代工人的勤劳与坚韧。

　　度过“工荒”

　　2007年，涂先生从恒安集团跳槽到了制鞋企业，被委任为人力资源总监。三四年前，在恒安人力资源部分管招聘的涂发现，从珠三角到福建，从福建到长三角，一种缺工的恐慌席卷而来。

　　“2002年就开始了，到2003年，缺工的形势已经凸显，2004、2005年时一个高峰。”涂说。

　　当然，即使是2003年以后，恒安的情况也比很多其他晋江企业好。一些初级的工种，在年初时会缺点人，但最多不过五六十人，晋江的恒安本部工厂有3000人，这样的缺工比例对恒安影响不大。

　　晋江的鞋企业一样，安踏、特步、361度、德尔惠这些知名企业，缺一二十个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真正痛苦的是那些小厂的老板们。那些1000人以下的小厂(在晋江鞋产区，1000人以下的工厂人们都称之为小厂)，缺工已经造成了流水线开工严重不足。比如全厂五条流水线，往往有一两条都没办法开。而放在那些拥有10条流水线的工厂，即使缺几十个人，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开工需要。

　　缺工并不是晋江一地之事。在珠三角的鞋厂里，工人流失率在年初的前三个月都会有体现。在全世界，制鞋行业都是一个用工密集的行业，同样是3000人，在恒安产值可达二三十亿，而制鞋行业只有十个亿左右。

　　从2003年开始，涂频繁地出入内地劳务市场。从重庆、四川、山西到较偏远的甘肃、宁夏，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也均有涉足，与那些地方许多劳务中介、扶贫办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劳务站一次能提供的用工一般不会多，往往是一二十人，三五十人，多的时候是一两百人。每进一个人，需要付给中介机构、扶贫办或者当地劳动局的有关部门一些钱，作为中介费。此外还有组织的费用，人到晋江要报销路费。各个公司有不同的规定，有的报销一半，有的是工人做满一年全额报销。按德尔惠今年的新政策，所有新老员工过年后回公司路费全部报销，有介绍新人的，每介绍一个给100元。

　　工人找单位是一个新的“买方市场”，同样的工资，工人会尽量找名牌工厂。这样一来，能不能招到人，和企业的名气有直接关系。

　　进一个工人，每个人身上要先花上一笔钱，工厂之间的用工竞争也就加剧了。招工不能在厂门口招了，得到人才市场去。而人才市场也还不仅仅是市区人事部门搞得那种人才交流中心，还包括到各工源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如今，工源地的招聘会便越做越深入了，不仅仅是县城，许多工厂的人事部门还跑到了乡镇上、村里。“我们得贴出大的海报，摆上大的KT板，或者播放多媒体录像，把公司的情况，包括福利政策都介绍清楚。工人会去打听，去比较，劳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透明了。”

　　上述手段在2000年以前是给管理人员的待遇，在生产工人时根本用不着。涂回忆说，他2000年在厦门的台资企业工作，招工人只需站在门口，向围上来的人群吆喝“你过来，你过来”就行了。

　　新一代工人

　　晋江的环境在变，观念在变，竞争格局在变，但唯一无法改变的是对人的需求。全世界的鞋厂的工作时间都比较长，因为其制鞋流程中需要大量的手工作业。这不同于机械作业，如果都是机器产出，一条生产线不需要多少人。但制鞋业必须要投入大量人力才会有产出，在晋江，一条成型线上无论如何得有两三百人。

　　2005年，德尔惠总裁丁明亮在和他的助手何苦聊天时说：“现在，晋江工厂规模越来越大，用工当然会增加了。一个石狮的针车行老板对我说，他那里的针车一天能卖100多台。”

　　比企业用工量增加更重要的问题是人员回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经济先发展起来了，而现在随着“东北振兴”、“西部开发”、“海峡西岸”(台海西岸的福建省)获得政策地位，中国经济的各区域都在发展。在涂的印象中，如今的湖南长沙就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城市；而在湖北，高速公路在多年前就连通了各个地市。内地经济开始繁荣，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增加了。在从晋江回家的路上，李爱民发现，瑞昌市内如今也有瑞昌本地人开的鞋厂和服装厂了，不过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一家厂100多个人，几乎没有流水线，手工操作，做旅游鞋和皮鞋，大抵相当于晋江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他们的鞋子太低档了，仅仅是做鞋，做不了名牌。”他说。但毕竟，这样的小工厂已经能把一些人留在内地。就经营成本而言，内地开厂的土地和用工成本都更便宜，这样的企业尽管还不够分量，但传统制造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趋势也已孕育其中了。

　　内地城市的发展，使得一些沿海企业招工时，如果不是为了招管理和技术人员，一般都不去省会城市，而是去地级市，或者县城、乡镇，特别是县城和乡镇，那里的就业面明显还比较窄。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国情，那就是独生子女多，父母都希望把他们留在身边，于是也千方百计给他们找点事情干。涂发现，以前去劳动力市场招人，往往要求年龄在18至22周岁之间，超过23周岁就不要了。可现在，35岁，甚至40多岁的人都可以来——即使他们毫无工作经验。

　　生活成本的差距也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在沿海一个月挣1500元和在家门口挣1000元，很多人倾向于后者。

　　涂还有一个切身感受：2000年以来，大学生是越来越好招，而基层工人却越来越难找。70年代一代的大学生毕业后，一般不愿意去民营企业，而在2000年以后，大学生去民营企业就很普遍了。涂的部门里有十几个员工，除了一个中专，其余都为大专生、本科生。整个德尔惠有四五百个管理人员，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了多数。

　　涂的足迹遍及了福建省、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的各个高校。除了亲自去学校，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与各地高校的就业部门直接挂钩，这些年，只要他的招聘信息发过去，就会有人过来。“现在大学生多，你想去找，还是能招到你想要的人。”

　　不过大学生的问题是不愿意去一线。“花了几万块钱去上学，毕业后跑到生产车间去当工人，连他们的父母都不愿意。车间管理干部一般要有一两年车间操作的经验才能胜任。很多大学毕业生想当管理人员，可又不喜欢车间的环境，总觉得没有坐在办公室舒服。”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