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林的上下班，就是城里与乡下之间的来来回回，尽管他的积蓄在单位所在的晋江市区购买住房已经绰绰有余，但他始终安心住在偏离市区中心的安海镇。

　　在他看来，住在“乡下”的安海和住在“城里”的晋江市区，没有太大的差别。

　　与许金林一样，拥有百万人口的福建晋江市，其中不少人在市区上班，却居住在安海、陈埭、金井、深沪等乡镇。

　　但许金林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这种常态生活，已经成为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县域现代化发展模本。一个被称为中国县域现代化道路的晋江模式新发展课题，今年12月完成理论研究定稿。

　　“晋江模式新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不仅对于建构中国县域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全国2000多个县，有着不可多得的实践借鉴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表示。

　　长期研究晋江发展模式的陆学艺认为，晋江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事业现代化，实现县域现代化的模式，具有极强的复制性。“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在全国举办一些研讨会来推广晋江的发展经验。”

　　打破二元分割

　　发端于工业化、发展于城镇化的晋江模式，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专家，这段时间一直处在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兴奋之中。

　　所谓晋江模式新发展，是1992年撤县建市后15年来的发展经验概括。之前，晋江模式一直是中国乡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的代名词，与苏南、珠江、温州并称中国乡村工业四大模式，不同的是，后三者当时分别以集体经济、引进外资、个私经济为主。

　　虽然这几种模式现在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但也存在继续分化的一面，唯一以县域经济形成的晋江模式，成为了正在探索中国县域现代化道路的专家们的兴奋之源。

　　而晋江城乡差别不大的特点在于，把649平方公里的市域都作为城市来建设，把城乡统一起来规划。

　　“在国内其他城市，农民得花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买一个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城市配套带来的便利。”陆学艺说，“但在晋江，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因为晋江的市区与镇区城市化差别不大。”

　　这无疑是个极富研究价值的兴奋点。数据显示，中国拥有2862个县和县级市，县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4%，人口占全国的70.41%，但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56.31%。

　　换言之，县域没有实现现代化，整个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在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下，中国2000多个县域如何实现现代化，晋江模式的新发展给出了有力的回答。”陆学艺说。

　　课题组同时认为，县域现代化是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而推进县域现代化建设，应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心所在。

　　“晋江各街镇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经济、民生比较协调，不像有些县市，发展比较好的只是个别乡镇，差距拉得很大。”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春光表示，“小城镇太局部，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而大城市的辐射只能在中心城市的周边，还有更多的区域是无法辐射到的，以县域为平台的现代化，比较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和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对于缩小或者遏制城乡差距有着重要意义。”

　　撬动本土资源

　　在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看来，晋江模式就是以乡促城、以城带乡进而实现城乡联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探索和实践。

　　“城乡一体化不只是外在差别的缩小，更是产业的互补、政策的平等和待遇的一致。”杨益民说。

　　改革开放前还是农村建制的晋江，目前的农业比重已经下降到3%以下，经济总量几乎平均3年翻一番，虽然并非中国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县域，但其富有晋江特色的是在于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

　　“晋江资源匮乏、基础薄弱，工业化源自农村，起步于‘三闲’，从‘三来一补’过渡，走出了一条依靠民营经济和产业集聚来提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路子。”杨益民表示。

　　“三闲”(闲人、闲房、闲散资金)、“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带来的农村工业化，从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民营经济率先探索、克难破障、走向成熟的历史。

　　“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晋江经济的崛起、社会的进步和体制改革的深化，也就不会有城市化的加快、工业化的提升和现代化的实践。”杨益民称。

　　虽然晋江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独特性，但可以广泛复制的经验是当地政府对民间资源、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三农”专家郭书田认为，晋江模式新发展的成功，指明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如何通过工业化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王春光举例：现在西部一些地区的民工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闲资，准备返乡创业，这和晋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情况相类似，只要当地政府有政策配套，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民间资本。

　　“我们调研发现，有些地方的政府只顾招商引资，忽略了本土资源的利用，事实上，本土隐藏着很多发展资源。”王春光指出。

　　而在福建行政学院教授黄陵东眼中，晋江对全国县域现代化建设最有价值、可复制的经验在于，地域精神、企业家实践和政府善治三者相加大于三。

　　“晋江的政府和企业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政府更注重服务，并且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陆学艺表示，这表明，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强政府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可行的。

　　但强政府不等于“大政府”，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规范”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对民间经济的放水养鱼和保护、引导。

　　由此，课题组从晋江的现代化实践中看到的中国县域现代化路径是：农村工业化→区域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事业现代化→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课题组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重点、问题和矛盾主要在基层县市和乡镇，一味地谈论撤乡并镇、撤镇并县、撤县并市等，在实践上是无益的，而“强县扩权”以促进县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