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文字：记者林艳腾苏智峰

　　编者按知青插队的日子非常艰苦，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精神生活同样要历经磨炼。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遭遇，有的知青感觉没有希望，甚至绝望，只能以非常手段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抗争；有的知青则在插队生活中收获了浓浓的爱情、亲情、友情……

　　苦

　　风雨之后，他活得更精彩

　　知青名片：

　　郑梦彪，1969年10月23日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后盂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1979年调到漳平县竹藤厂，1989年辞职下海。知青感言：反哺是一种感恩的体现。

　　上山下乡：只求解脱

　　郑梦彪有九个哥哥、三个姐姐。每个哥哥都很出色，其中到新加坡的大哥被誉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奠基人。“我的天资不笨。小学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在95分以上。”小时候的郑梦彪学习成绩好，却喜欢吵架，曾经把铅笔芯尖死命地戳入同学手臂，直到今天这位同学的右手皮下还留有黑色痕迹。

　　由于父辈的原因，小学毕业后，虽然成绩优良，却没有一所中学敢录取郑梦彪。后来，家人通过各种关系，把他送到晋江养正中学读初中。正当郑梦彪为有书读而感到十分高兴时，教政治的一位老师却把他父亲被镇压的这件事“抖了出来”，而且要求全班的同学要和郑梦彪划清界限。同学们疏远他，班主任也把他安排到最后一排，单独一个人坐。“在这种环境里，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压根没有心思学习。”初一学年结束时，郑梦彪有五门功课不及格，得留级了。“留级，这在我的兄弟姐妹中是从没出现过的大事”。

　　在二哥的激励下，郑梦彪调整状态，各科成绩突飞猛进。1964年，他一篇题为《远足》的作文变成铅字，登载在《儿童文学》上。但是好景不长，他又被“揭发和批判”，蹲禁闭室。这一年，他仅17岁。

　　安海镇“老三届”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秋开始的。“我当年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只是想要尽快地逃离安海，不管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当时，这些“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是自愿结队，到农村插队。同一小组的知青，很多是同学、邻居或是亲戚。“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和我结组，我只好跟我五哥的小舅子两人和两个不相识的男性社会青年结组。”郑梦彪所在的小组是漳平县永福公社极少的知青“和尚组”。

　　离家的时候，郑梦彪有种获得解脱的感觉，一个蓝色的木箱、一个脸盆、一张草席、一条棉被就是离乡的全部家当。“迈出老屋时，母亲没哭，我也没红着眼眶”。离开安海，换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郑梦彪没有忘记带上他最喜欢的两本书：《红楼梦》和王力的《诗词格律》。

　　第一次自杀：对未来绝望

　　在插队的日子里，郑梦彪干活很卖力，他当过民工，拉过板车，背着竹箩驮煤炭，系着麻绳在悬崖打石头、点炮眼、放炸药，每一年的出工都在300天以上。“再苦再累的日子都不会比在安海的时候苦和累。”虽然知青们的日子都艰苦，但他们在苦中相濡以沫。“在苦日子里，人们自然不会计较你的出身，农民也不管你是否是被镇压家属，或‘右派’学生，或者曾经‘揭发、编造材料’。”郑梦彪的体会是，农民很淳朴，他们认为只要能出工、能做事，能帮他们写信、写对联就是“好同志”、“好知青”。

　　日子虽艰苦，知青却能凑合着一起过，但是幸福之神降临时，知青的日子就乱了套。随后，招工开始了，知青之间的倾轧较劲也就开始了：为了一个招工名额，尔虞我诈，大打出手；你抖出我的家底，我说你奶奶驼背；王五检举张三体重不过一百斤，因为兜里藏着秤锤……一场畸形的“竞争”就这样上演了。

　　“凭我的家庭出身，凭我的黑档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一场场的竞逐。”郑梦彪有“自知之明”，由于不是任何知青的对手，大队的知青们都把他当成朋友。凭借读过一百遍以上《红楼梦》和王力的《诗词格律》，郑梦彪有能力为很多知青写“自我鉴定”之类的文字；炮制许多贫下中农的“推荐表”和“推荐意见书”。当然，这些走出去的知青也很关心他，离开知青点的时候，都会把吃的、用的送给郑梦彪。

　　刚开始，郑梦彪还能平静地看待招工，但是一年年过去了，知青一茬茬走了，人少了，他也慌了。这时，他感到一种恐惧的阴影逼来。“我这样优秀，为什么总没有机会走出去？”没有希望走出大山，郑梦彪“想到死，想到自杀”。他积累了40多粒的安眠药，和着竹叶青酒，慢慢地吞下去……

　　迷迷糊糊中，他被农民救了过来。

　　第二次自杀：无言的抗争

　　1973年，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一位老农花很大的力气把郑梦彪推荐到后盂小学当民办教师。恰好，永福公社学区的负责人是泉州人，也同意让郑梦彪当民办教师。当上民办教师，每逢假日，郑梦彪都不敢回安海，担心会有人把这“肥差”给夺去。郑梦彪确是教书的料子，数学、语文、英语、体育、唱歌什么都能教，自己也一边向其他老师求教。

　　后盂小学有篮球场，有乒乓球桌。小学成为大队知青的联系中心，很多知青都经常到学校来玩，消除烦恼。1976年春，永福公社的一位副书记为了把自己的远房亲戚安插进小学当民办教师，要求郑梦彪再回到生产小队重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果我回去，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他站出来抗争，大骂公社副书记，“谁都不敢回应”。

　　当天晚上，愤怒中的郑梦彪再一次选择自杀。他把火线接在左手，把地线接在右手，开关一拉，周身抖了一下，保险丝却断了。郑梦彪再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倒是那位副书记和他的远房亲戚退却了。

　　1975年10月，突然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招工名额下达到公社。郑梦彪和另一候选人都很优秀，两人也是好朋友。二选一，两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如何选择？两人居然想到武侠小说的情节，“比武定胜负，胜者上”。

　　当天，他们在学校的庭院里准备打一架。“为了找活路，两人像两只野兽对峙着。”回忆当时的情景，郑梦彪“脊背还有一股冷气”。准备动作刚做完，学校门口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叫门声。对方跑去开门，发现是一位女知青。郑梦彪看到他们俩的眼神，心里突然明白了。他偷偷地问对方：“是不是女朋友。”对方称是。郑梦彪大义地说：“你上，我下。”就这样，郑梦彪再次无缘选调。

　　怀着感恩的心建设“第二故乡”

　　先是《老知青书写新村传奇》，永春县下洋镇新村村从诞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知青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随后是《特殊年代里的青春磨砺》，德化部分知青集资在水口兴办小学……郑梦彪称，近期，《泉州晚报》推出“重返知青点·建设新农村”系列报道，很多知青故事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在特殊的年代里，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要面对物质的贫乏，还要接受精神方面的磨砺。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知青们经受住插队日子的考验，并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知青能把知青点当成第二故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哺知青点。

　　知青反哺知青点，建设新农村，生动地说明了反哺是一种感恩的体现，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要求的必然选择。离开知青点，心却留在知青点。郑梦彪说，他虽然投身商海，却没有忘记回报“第二故乡”。“刚开始，势单力薄。后来，我们安海的知青联合起来，一起为知青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郑梦彪介绍，几年来，安海知青到“第二故乡”捐资300万元创建科学楼、100万元建艺术馆、100万元铺路搭桥架设电线……现在，安海知青已经不单单是投资，而是注重经济可持续发展，“扶持知青点经济的‘造血功能’”，已经有七八个企业到“第二故乡”投资创办企业，谋求经济双赢。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凝聚各方面智慧，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政府推动、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郑梦彪认为，作为新农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克服“等、靠、要”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建设美好家园。

　　乐

　　从知青变为村民

　　扎根农村不言悔

　　知青名片：

　　黄继铭，今年56岁，德化县林业局竹木投资公司经理。1969年11月19日到德化上山下乡，并扎根在德化。知青感言：知青生活留给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以为一辈子要做农民

　　吃苦耐劳学会田里活

　　虽然时隔多年，但黄继铭仍清晰地记得走上“知青路”第一天的情形。“1969年11月19日，我和姐姐一起到泉州体育场（现市区中山公园）集中，当时场面非常壮观，上万名的知青和欢送的队伍挤在一块。那时我才17岁，只念完初一上学期，姐姐黄玉琼也才19岁，我们感到一切都很新鲜。”然而，黄继铭所谓的“新鲜感”一下子就被莫名的伤感所代替了。班车即将开动时，车上的人与车下欢送的亲戚哭成一片，擦干眼泪想着陌生的远方和不可预知的未来，黄继铭的心也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车开到永春县城时，停下来歇了一会儿，革委会负责人分面包给知青们吃，充做中午饭，吃完面包又开始前行。“车到蓬壶时我们就开始害怕了，怎么农村住的都是黑房子？”在泉州看到的大多是红瓦房，此时眼前的黑瓦房让黄继铭感到有点不舒服，而且车越往前开，路越来越陡，越来越难走了，车过蓬壶岭后，连黑房子也少见了。“那时看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大山，想着山高人横的传闻，真的有点怕。”黄继铭坦白地说。

　　到德化后，姐弟俩和其他两名知青被安排在霞碧公社霞碧大队（今龙门滩镇霞碧村）11组。热情的村民早已把用来做仓库的两层瓦房打扫干净，砌好灶台，摆好生活用具，就连锄头和镰刀也给他们备好了。“这下可能要一辈子做农民了。”姐弟俩从小生活在泉州市区，虽然父母均是搬运公司的工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们根本难于想像农村生活的艰苦。他们没见过大山里的梯田，梯田面积小得令他们惊叹；他们不会自己煮饭，常常一天只煮早上一餐，中午把剩饭放在阳光下曝晒许久后拿回来再吃；在旱田挖地时，他们只懂得使出浑身的劲儿，结果地没挖成倒“赔”了锄头……想起刚当农民时的尴尬事情，黄继铭可说出一大箩筐。“起初，我们姐弟俩特别怕去水田干活，水田的田埂窄小得只容一只脚，走在上面如同走钢丝一般，我们一不留神就要栽进水田里。”黄继铭笑着说。可是连走田路都有困难的姐弟俩每天仍坚持与当地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很快，姐弟俩就“入门”了。他俩学挖地、插秧、种菜、砍柴，黄继铭甚至还学会了赶牛犁田。就这样，姐弟俩每天跟着贫下中农起早贪黑，只要是贫下中农该做的活儿，他们样样都学着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便基本掌握了干农活的本领。上山下地一天回来，评工分时，当地贫下中农也才得5分，黄继铭却得了7.2分，姐姐也得了4分。过了不久，黄继铭每天都被评为满分。

　　水库工地上结情缘

　　结婚生子做德化人

　　两年后，霞碧公社开始建造愚公山水库，姐弟俩被一起派到了建设工地上。姐姐挖土，弟弟拉板车，做起了搬运工，回到父母亲的老本行。姐弟俩合作着把土运到坝上填埋，倒也不是特别累。

　　“当时做完一个定额是0.65元，一个人一天再加半斤口粮。”黄继铭还清楚地记得给水库打工时的工资。为了多挣两个定额，姐弟俩天刚蒙蒙亮时就来到工地挖土，等记工分的工作人员上班时他们已挖好了一大堆，加上前一天下午下班后加班挖的一堆，正好可赚到3个定额。

　　在水库干活总共赚了多少，黄继铭没有认真去盘算过，因为那时有一件事让他更值得去花费心思。

　　在工地上干活，黄继铭认识了一位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刚好他们也是亲戚合着干，不过他们是兄妹关系。一唠叨，那位小伙子的父亲也是运输公司的，算是和黄继铭父亲同行了。几经接触，两个小伙子就熟悉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没有到水库干活，就认识不了我老婆。”

　　虽然黄继铭那时没有胆量去追求，但已经撒下的爱情种子一有条件就会发芽。1972年11月9日，黄继铭被调到德化县林业局规划队，第二年姐姐黄玉琼被推荐到泉州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安排到安溪县教书）。开拖拉机的那位小伙子恰巧也被调到德化县水利局，两个单位都在小小的县城里，一来二往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朋友归朋友，要找人家的妹妹当老婆，还得找一个合适的媒人。最终媒人的“花言巧语”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缘。黄继铭也从此安心地做起德化人。

　　202个村、社区

　　没有一个不曾走过

　　在德化县扎根39年，黄继铭是德化新农村建设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在德化县林业局规划队工作，黄继铭的脚印遍布德化的山山水水。因工作成绩突出，1995年黄继铭还被评上了德化县劳动模范。“德化现在202个村、社区没有一个我没走过，说起我的名字，不少村里的老同志还记得”。

　　在德化几十年，黄继铭建起了房子，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美丽的女儿，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黄继铭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化人了，尽管他的口音中还有浓浓的泉州腔调。

　　在谈到一些知青点的知青在多年后回去反哺“第二故乡”的话题时，黄继铭深有感触。他说，每个知青对知青点都是有感情的，或多或少；他们回报“第二故乡”的方式不同，有的知青回城之后经过多年的奋斗事业有所成就，他们就会通过投资或捐资等方式来建设他们的“第二故乡”。老黄笑称：“像我这样没能力为知青点捐钱作贡献的，就只能常回家看看了。”他告诉记者，他以前所在的知青点现在铺上了水泥路，一有空他就会骑上摩托车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和村里的老朋友们聊聊天。毕竟，那段知青生活带给黄继铭的不仅仅是艰苦劳累的生活，还有浓浓的爱情、亲情、友情，甚至更多说不尽的人生财富。（本文由《瓷都德化》工作人员协助采访）

　　记者手记

　　知青精神永驻

　　在那特殊的年代，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接受脱胎换骨的身心冶炼。后来，这些知青中有很多人成为科技文教卫、商界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吃苦耐劳、积极奉献”的“知青精神”。

　　一段时间以来，记者走近知青，感受他们的艰苦往事和动人情感。知青郑梦彪称：“没有知青经历，就可能没有自己今天的成就。”知青没有忘记“第二故乡”，而是积极反哺“第二故乡”，企业家投资办厂，各行业知青精英也纷纷捐资扶贫助学……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我们青年一代要发扬“知青精神”，战胜改革开放前进征途上的艰难险阻，为了祖国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万众一心，开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