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们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当地的劳动中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重返知青点·建设新农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2000多名泉州知青告别父母与亲人，带着天真与困惑，走出繁华喧闹的都市，踏进大田山区一个个山高水冷贫穷落后的山村，开始了他们的插队生活……38年后，当这批大田知青再次重新相聚时，除了重逢时的喜悦与激动之外，他们谈得更多的是当年的那段令他们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知青往事。

知青们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当地的劳动中

　　2007年10月28日，400多名当年的知青欢聚一堂，共同纪念泉州知青到大田上山下乡38周年。已经担任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傅圆圆，在会上发表了深情的演讲：“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告别父母，告别家乡，默诵‘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树一颗红心’这个共同的誓言，踏上戴云山脉的崇山峻岭，走进完全陌生的另一片土地———大田县，在这里，我们与广大贫下中农融合在一起，开启了走上社会的第一步。知青的岁月是艰苦的岁月，是磨难的岁月，也是流金的岁月。我们与艰苦为伴、与勤劳同行、与贫穷共枕，懂得了什么是苦累，什么是友情，什么是人生。我们抛弃幻想、直面现实、正视人生，在大田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磨砺出勤劳、朴实、善良、坚忍的精神，铸造出执著、拼搏、宽容、成熟的品格。当年不平凡的知青经历，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为后来的工作、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傅圆圆的讲话，激起了全场人的共鸣。

知青们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当地的劳动中

　　1 深情忆当年磨炼促成长

　　专访泉州插队大田知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傅圆圆

　　1969年10月25日，秋风瑟瑟，人声鼎沸，上千名泉州知青集合在泉州市体育场，分乘二十几部大客车前往大田，开始了上山下乡的新生活。一脸稚气的傅圆圆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时候，她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去，就是15年。

　　从一名普通的知青，成长为地厅级领导，傅圆圆无疑是那一代知青群体中的佼佼者，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成长历程。

　　近日，在她的办公室里，傅圆圆主任向记者讲述了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些小片段———

大田东西公社上山知青宣传队合影

　　积极劳动打破大田妇女不下田的旧习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叫大海坂。大海坂是个小山村，三个生产队，二十几户人家，人口也不过有160多个。我们6个人组成一个知青点，住的是土改时被没收的地主房子。这幢房子已破旧不堪，只有一户无房可栖的贫农住在里面。”

　　“我到大海坂的第3天就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秋后的大田山区，天高气爽，但寒气逼人。那一天的劳动是割水稻。我们在学校读书时，也曾偶尔下过乡，割过一两次水稻。但以前是‘帮助’农民收割，停停歇歇人家不在意；这回是自己当农民，接受再教育，一举一动贫下中农都看在眼里。我硬是顶着，一天下来，腰酸腿痛不必说，细皮嫩肉的手臂到处可见稻叶割过的一条条伤痕，汗水渗出来，辣辣的痛，难受极了。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停下来休息。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坚持住，贫下中农能干的，我也能干。”

　　“坚持出力气，坚持出意志。农民上山挖地瓜，我们也跟着去；农民下田劈田埂草，我们还跟着去。有一回，我不小心劈到自己的小腿，血流不止，农民伯伯用草药帮我敷住伤口。我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田里的活相对来说还是轻松的。最繁重的是爬上海拔1300多米高的山峰———‘虎拔旗’去砍柴。大海坂的乡亲不让我去，说我是女同志，受不了。‘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毛主席的教导为我解了围。我和男知青们一样，攀上高高的‘虎拔旗’砍柴。”

　　“贫下中农看我做事这么卖力，纷纷表示赞许。他们说，大田的妇女从来是不下田劳动的。他们认为，我不但为知青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大田本地妇女带了好头。”

　　“当时，我一天工分从2.5分－3分－4.5分。年底分红，居然也有份。钱不多，但那喜悦的心情是非常难忘的。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挣来的钱。此外，我们知青点还养了一头良种白猪，几只兔子，一群鸡鸭，种了不少菜。我们做好了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知青点成了全县的典型，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

　　“1970年5月23日，那一天，同往常一样，我和知青们一起上‘虎拔旗’砍柴。石牌公社张乃灶副书记下乡路过大海坂，通知我进县城参加县革委会举办的首批知青选调学习班。得到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我赶到县城。在学习班里，我学习认真，发言积极，加上插队时表现突出，县组织组的负责人看中我，选拔我到文江公社当妇女干部。从此，我从一名普通的知青，逐渐成长为一名干部，在文江、广平两个公社当了11年的基层干部。”

　　讲到这里，傅主任停顿了一下，深情地说：“虽然我的知青生活并不长，但插队的磨炼经历难忘，在这7个月的日子里，大田的老乡耐心地教给我农业生产常识和农业技术，使我渐渐地成了生产劳动能手；同时，老乡们以他们吃苦耐劳的坚强毅力、艰苦朴素的优秀品德和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影响着我、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使我懂得了为人处世的道理，使我这个不谙世事的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不断成长。”

　　怀感恩心为“第二故乡”谋发展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傅圆圆主任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2003年，时隔三十多年，当她第一次回到她当年插队的地方———大海坂村，看到这里村容村貌变化不大，“山河依旧”，贫穷落后依然困扰着大海坂。村民们依然像当年接待知青一样热情地接待她，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将那条破旧不堪的村道修整了一番，令傅圆圆感动不已。随后，傅圆圆向省交通厅争取到一笔42万元的资金，用于修筑村里的道路。2006年，一条从小湖到大海坂再到内坑的水泥公路终于开通了，这条长达3.2公里的水泥公路被村民们取名为“知青之路”。

　　事实上，虽然离开大田二十多年了，但傅圆圆对那里仍然一往情深。来泉州工作后，一些大田老乡碰到难事专程来找她，她总是十分热情地接待，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她还尽可能利用她个人的影响力，组织号召企业家捐款帮助大田兴建一些公益项目，资助乡亲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记者采访的话题自然转到了新成立的泉州岩城经济促进会上。傅圆圆说：“这些年来，大田县的领导经常来泉州走访当年的知青朋友，他们充分意识到，知青是振兴大田、发展大田的一种宝贵资源，是沟通大田与泉州密切合作的一座桥梁。而我们这些知青朋友也深知，我们的一路前行，我们的一路进步，追根溯源，与我们在大田打下的基础息息相关。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大田是我们广大知青朋友的第二故乡。我们当永远铭记、永远感恩！”

　　傅圆圆说，大田与泉州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今后两地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昔日贫穷落后的山区小县如今是旧貌换新颜，已经成为闽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我们这些曾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辛勤耕耘过的知青，对大田的巨变感到由衷欣慰，由衷自豪。等到“泉三”高速公路开通后，两地的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交往将更加密切。随着泉州城市的扩张，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部分产业将往内地转移。大田山河秀丽，资源丰富，人民热情好客，发展空间较大，有很强的后发优势。近些年来，大田县委、县政府不断创优经济发展环境，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泉州客商、广大知青朋友前往大田访友探亲、商务考察、观光旅游、投资兴业。泉州岩城经济促进会成立，意义深远，这是一座友谊的金桥，拓展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我们这些老知青愿意为促进泉州与大田的交流联系尽一份努力，尽一份义务！□记者苏智峰

　　2 到达知青点：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知青名片：

　　丈夫刘天赐，1969年10月23日到大田奇韬公社桃东大队插队，1973年回泉州到泉州市电机厂工作。

　　妻子苏美满，1969年10月23日到大田东西坑公社（后改为广平公社）东西大队插队，1975年调到永安呢绒厂工作，1980年回泉州。

　　知青感言：到了知青点，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原来这么大。

　　激情昂扬搭上开往知青点的列车

　　1969年10月23日，天刚蒙蒙亮，苏美满揣着车票，在家人的陪伴下赶往泉州市体育场（现在的市区中山公园），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到广阔的农村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他们赶到时，体育场早已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锣鼓声、鞭炮声、欢笑声、亲人们的叮嘱声、依依惜别的哭泣声混在一起。

　　苏美满很快找到自己的车次与座位，在亲人的叮嘱下上了车。苏美满至今仍然珍藏着那张车票，车票上印着“泉州市革委会四面向办公室上山下乡乘车票”、“东西公社37车号23座位”。据苏美满回忆，当年的泉州市运输总公司抽调了三十九辆的大客车和二十几辆的货车来送他们这批知青到大田安家落户。年轻的苏美满做梦也想不到，在同一车队里的另一位年轻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他就是知青刘天赐。那一年，苏美满17岁，刘天赐16岁。

　　就这样，包括苏美满在内的这2000多名泉州知青怀着满腔的热情，告别了亲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一路上，知青们逐渐摆脱了离别的愁绪，车厢内开始活跃了起来，他们高歌：“再见了妈妈……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然而，当汽车驶上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后，知青们的心情渐渐地沉重下来，有的女知青甚至悄悄哭起来。

　　当载着他们这些知青的车队经过250多公里的跋涉后，到达大田城关时已是黄昏，天下起了大雨。车队穿过那长不到50米、宽不足8米的大街，在两排歪斜破烂的土木建筑混杂的两层楼房的夹道“欢迎”中缓缓驶进了一所小学的操场。当晚，这些知青被安置在这所小学的教室与礼堂中。这些从沿海城市来的年轻人对这座初次到达的山城充满了新鲜感，都以为插队的地方就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

　　憧憬破灭风雨夜宿山城

　　第二天清晨，刘天赐等200多名知青被通知上车，准备前往插队的地方———奇韬公社。“当时根本不知道奇韬离县城有多远，感觉应该就离县城不远吧。”事实上，奇韬公社距离县城还有7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4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奇韬公社粮站晒谷场，这是惟一能停车的地方。那里已经站满了前来招领知青的各大队人员，他们敲锣打鼓欢迎这些从城市来的年轻人。

　　已是中午时分，公社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午餐———米粉汤，这是山里人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然而，来自城市的知青们并不懂得这个习俗，在他们看来，清淡无油的米粉汤是“猪才吃的”，顿时，拒食的、砸碗的、拍桌子的、大声抱怨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太大，知青们似乎想用这些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虽然如此，知青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匆匆吃完米粉汤之后，200多名知青被奇韬公社下面的10个生产队一一领走了。刘天赐等11名知青被分配到桃东大队。生产队组织了十多位年轻力壮的农民来帮知青们挑行李。跟在肩挑大担行李的农民身后，知青们三步一停，五步一望，小心翼翼，生怕掉队迷路。身旁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致再也激不起知青们的热情，林阴草丛中偶尔一阵噗噗的山鸡惊飞声使知青们惊魂落魄。有的女知青开始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路上知青不停地问：“还有多远才到呀？”但得到的总是那不紧不慢、平平淡淡的回答：“快到了。”也不知道是在听了第几十个的“快到了”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桃东大队，开始了艰苦的知青生活。刘天赐事后才知道，当时走的这段山路足有10多公里。

　　刘天赐他们这边的知青安顿好了，而苏美满他们这组被分配到东西坑公社的100多名知青还在车厢上过了一夜。原来，当载着苏美满他们这组知青的车队从大田县城一路颠簸到明溪，听说还要再徒步走10多公里的山路时，车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下车，以此表示抗议。而此时，天色已近黄昏，阴雨伴着山风。无奈之下，这100多位知青就在车厢里度过了他们在大田的第二个夜晚。第三天中午，东西坑公社的领导组织各生产队的人员，带着大米与蔬菜，在明溪请知青们吃午饭。知青们对此并不“买账”，还是不肯徒步10多公里到东西坑公社。于是，公社领导只好又在明溪“招待”了知青们一顿晚饭。

　　僵持了一天，知青们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跟在农民们的背后，徒步走完10多公里的山路，到东西坑公社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者苏智峰

　　3 知青也能干：老乡们称他们为“天兵天将”

　　知青名片：

　　曾华生，1969年10月从泉州五中到三明大田县文江公社朱坂大队插队，1975年在当地当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三明师专学习，毕业后进入大田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八年，1990年返泉回城。

　　知青感言：我把青春献给大田。

　　作为知青，曾华生的上山下乡时间长达八年，在第二故乡学习生活的时间更是长达21年。从21岁到42岁，曾华生把青春献给了插队的三明大田县。故事道不完说不尽，他和记者谈起了记忆中最美丽的几个片断。

　　最苦不过女知青

　　曾华生被分到的插队地点是大田县文江公社朱坂大队。刚去的知青都是和村民住在一起的。让曾华生至今难忘的是，当地百姓到公社迎接他们，二话不说，兴奋地挑起他们的行李便走，知青们只好在后面紧跟快走，结果步行了5公里才到大队。乡亲们似乎还“意犹未尽”，知青们已累得虚汗直冒了。

　　就这样，曾华生到了文江公社朱坂大队。和曾华生一起分到这个大队的共20多个知青，他们被分为5户。

　　“刚开始住在乡亲家里。”曾华生说，“换了一种环境，头几天，年轻人高兴得天天睡不着。”

　　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要方式就是下地干活。大田主要种植水稻和地瓜。按曾华生的回忆，男知青力气大还好些，头几天最苦的是女知青。

　　“下田插秧，结果摔得满身是泥。”曾华生说，一看对方是大姑娘，当地老乡们也不好意思手把手地教，只是默默地帮女知青插秧。女知青回到知青住处，马上哭得稀里哗啦，想家了。

　　曾华生还记得，当时分给他所在知青小组的田地非常远，约10公里，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床出发，走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干活的田地。午饭是没法回去吃的，曾华生和知青们就早晨将饭做好带上，中午大伙就在田间吃饭。最让大家高兴的是一身行头———斗篷蓑衣地在地里插秧、锄地、拔草，当地老乡用“天兵天将”来形容这些知青。

　　最美不过教娃娃

　　曾华生泉州五中高二的文化程度在当时的知青中算是非常硬的招牌了。所以在1975年，他被抽调做了当地的民办教师。

　　“一开始教初中。”曾华生说，由于自己喜欢读写，教的是语文。后来，小学特别缺教师，他转教小学。他一个负责一、二、三年级，但上课只在一间教室，因为学生数量少，三个年级的所有课都在同一个教室上。这在当时被称作复式班。复式班的老师，既是任课老师又是班主任还是孩子们的生活老师，一个人全包全揽。

　　与孩子们一起生活了两年，曾华生的故事说不完。1977年，高考恢复，曾华生考入三明师专学中文。毕业后，他没有回城，而是到大田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一待八年。“在心底与大田有种难以言说的缘分。”曾华生说，“毕业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在大田工作，因为那里有自己十年的青春，更因为离不开大田的孩子、大田的乡亲、大田的土地。”

　　曾华生回泉州时已是1990年。

　　最馋不过吃鸡鸭

　　如今每次吃鸡鸭，曾华生都会想到大田。

　　“当时做知青，最让人回味的一件美事就是吃鸡鸭了。”曾华生说，“在那个年代，要吃就得自己喂。”曾华生所在的知青小组可是养鸡鸭的“明星小组”。养的鸡鸭总是比别的小组要快要肥。过年回城时，他们总是带上一两只回家。父母乐得合不拢嘴，直夸孩子懂事了。

　　“平时，过几个月大家嘴馋时也会开个小会商量要宰一只来吃，但总为先宰哪只争论不休。”曾华生说，“当时物质生活太匮乏了，知青们都和动物产生了感情，但每个知青又各有‘要好’的鸡鸭，所以先杀哪只都成了问题。”□记者赵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