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名片：

　　丈夫刘天赐，1969年10月23日到大田奇韬公社桃东大队插队，1973年回泉州到泉州市电机厂工作。

　　妻子苏美满，1969年10月23日到大田东西坑公社（后改为广平公社）东西大队插队，1975年调到永安呢绒厂工作，1980年回泉州。

　　知青感言：到了知青点，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原来这么大。

　　激情昂扬搭上开往知青点的列车

　　1969年10月23日，天刚蒙蒙亮，苏美满揣着车票，在家人的陪伴下赶往泉州市体育场（现在的市区中山公园），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到广阔的农村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他们赶到时，体育场早已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锣鼓声、鞭炮声、欢笑声、亲人们的叮嘱声、依依惜别的哭泣声混在一起。

　　苏美满很快找到自己的车次与座位，在亲人的叮嘱下上了车。苏美满至今仍然珍藏着那张车票，车票上印着“泉州市革委会四面向办公室上山下乡乘车票”、“东西公社37车号23座位”。据苏美满回忆，当年的泉州市运输总公司抽调了三十九辆的大客车和二十几辆的货车来送他们这批知青到大田安家落户。年轻的苏美满做梦也想不到，在同一车队里的另一位年轻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他就是知青刘天赐。那一年，苏美满17岁，刘天赐16岁。

　　就这样，包括苏美满在内的这2000多名泉州知青怀着满腔的热情，告别了亲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一路上，知青们逐渐摆脱了离别的愁绪，车厢内开始活跃了起来，他们高歌：“再见了妈妈……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然而，当汽车驶上蜿蜒曲折的山区公路后，知青们的心情渐渐地沉重下来，有的女知青甚至悄悄哭起来。

　　当载着他们这些知青的车队经过250多公里的跋涉后，到达大田城关时已是黄昏，天下起了大雨。车队穿过那长不到50米、宽不足8米的大街，在两排歪斜破烂的土木建筑混杂的两层楼房的夹道“欢迎”中缓缓驶进了一所小学的操场。当晚，这些知青被安置在这所小学的教室与礼堂中。这些从沿海城市来的年轻人对这座初次到达的山城充满了新鲜感，都以为插队的地方就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

　　憧憬破灭风雨夜宿山城

　　第二天清晨，刘天赐等200多名知青被通知上车，准备前往插队的地方———奇韬公社。“当时根本不知道奇韬离县城有多远，感觉应该就离县城不远吧。”事实上，奇韬公社距离县城还有7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4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奇韬公社粮站晒谷场，这是惟一能停车的地方。那里已经站满了前来招领知青的各大队人员，他们敲锣打鼓欢迎这些从城市来的年轻人。

　　已是中午时分，公社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午餐———米粉汤，这是山里人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然而，来自城市的知青们并不懂得这个习俗，在他们看来，清淡无油的米粉汤是“猪才吃的”，顿时，拒食的、砸碗的、拍桌子的、大声抱怨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太大，知青们似乎想用这些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虽然如此，知青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匆匆吃完米粉汤之后，200多名知青被奇韬公社下面的10个生产队一一领走了。刘天赐等11名知青被分配到桃东大队。生产队组织了十多位年轻力壮的农民来帮知青们挑行李。跟在肩挑大担行李的农民身后，知青们三步一停，五步一望，小心翼翼，生怕掉队迷路。身旁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致再也激不起知青们的热情，林阴草丛中偶尔一阵噗噗的山鸡惊飞声使知青们惊魂落魄。有的女知青开始哭了，哭得很伤心。一路上知青不停地问：“还有多远才到呀？”但得到的总是那不紧不慢、平平淡淡的回答：“快到了。”也不知道是在听了第几十个的“快到了”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桃东大队，开始了艰苦的知青生活。刘天赐事后才知道，当时走的这段山路足有10多公里。

　　刘天赐他们这边的知青安顿好了，而苏美满他们这组被分配到东西坑公社的100多名知青还在车厢上过了一夜。原来，当载着苏美满他们这组知青的车队从大田县城一路颠簸到明溪，听说还要再徒步走10多公里的山路时，车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下车，以此表示抗议。而此时，天色已近黄昏，阴雨伴着山风。无奈之下，这100多位知青就在车厢里度过了他们在大田的第二个夜晚。第三天中午，东西坑公社的领导组织各生产队的人员，带着大米与蔬菜，在明溪请知青们吃午饭。知青们对此并不“买账”，还是不肯徒步10多公里到东西坑公社。于是，公社领导只好又在明溪“招待”了知青们一顿晚饭。

　　僵持了一天，知青们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跟在农民们的背后，徒步走完10多公里的山路，到东西坑公社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者苏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