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苏智峰 实习生林惠 文／图

　　编者按木排从一个两米多高的落差掉下，整个木排连人一起插入两米多深的水中……生死一瞬间。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插队的日子里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除了要对付高强度的劳动之外，还要面对物资匮乏所带来的困扰：没有菜下饭时，可以用润喉片下饭；赶上生产队杀猪的时候，敞开肚皮吃得拉肚子……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环境磨砺了他们这一代人———

　　故事一

　　难忘“放溪”的日子

　　知青名片：

　　李国才，1969年1月28日插队到德化水口公社丘坂大队，曾任第三生产小队副队长，1974年调到德化瓷厂工作，1984年回城。

　　人物感言：不后悔当年的知青生活。

　　据新版《泉州市志》记载：1969年1月28日，泉州市2万多人在体育场欢送第一批1296名知识青年到德化插队落户。初中毕业的李国才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名，时年19岁。根据当年的“统一部署”，泉州六中的学生被送往德化水口公社。而李国才等10多名“成分不好”的学生被安排到水口公社西北部飞凤山下的丘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李国才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最惊险的工作：深山老林里伐木

　　李国才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丘坂这个地方由于农田稀少，土地也不肥沃，再加上缺乏劳动力，每年从田里获得的粮食并不够吃，还必须依靠副业来补充。而伐木则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李国才等人的到来，无疑给这个原本缺乏劳动力的生产队提供了重要的劳力补给，因此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谈起当年伐木的情景，李国才显得相当有兴致。“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伐木是一项安全系数小，劳动强度大，而且相当讲究熟练度和技术性的体力活。”据他介绍，伐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砍树－“放溪”－“放排”。

　　伐木工作一般是在每年的冬季开始的。根据当地的习俗，每次在出工伐木之前，村民都要举行一次小型的祭奠仪式：先买来一整头猪，杀过之后将整块猪肉放入开水清煮，带头的几位村民拿着熟了的猪肉进到一间房子里举行出行祭奠仪式。能吃上一顿猪肉在当时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情，因而许多知青就会在这时候放开肚皮好好吃上一餐久违的“佳肴”，而带来的后果却往往是拉肚子。

　　祭奠仪式完毕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李国才和其他三名身体比较强壮的知青，就跟着生产队的一些主要劳动力出发了，翻山越岭，走上整整一天的路程，到达隔壁的杨梅公社的深山老林砍伐松柏树。除了柴刀、锯子等一些伐木时必用的工具之外，他们还背着棉被、干粮等生活用品，因为到山上伐木通常要花上一二十天的时间。

　　三名知青跟着经验丰富的村民，在杨梅公社的深山老林里砍下树木后，将树干连枝叶一起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等到第二年的夏天，树干的水分差不多完全流失，重量减轻的时候，他们再次背着行囊出发，重新回到原来的伐木点，将长长的树干锯成两米长的木段，再搬运下山。

　　由于每年的伐木地点都不相同，所以往往从伐木点运送到木材集中点的一路上，总是杂草丛生，满地荆棘。搬运时，为了保持脚步一致，不管是两个人，还是十个人，都会一起有节奏地唱山歌。“整个山林回荡着的都是我们的声音，让人觉得斗志昂扬。”

　　杨梅公社距离水口之间都是山路，而每年砍伐来的木材数量又都很多。生产队没有运输车，惟一的方法，就是利用溪水把木材“流”到水口，当地人称此为“放溪”。每年雨季来临前，他们在山势险要的地段，将砍下的木材有秩序地堆放在一起，等到山洪暴发时，只要将事先系在木材堆底部中心的绳索一拉，整堆的木材就会整齐滑下山去，非常壮观。随着水流，木材就能漂到丘坂。“我还记得当时那条溪水流经的地方有很多大石头，木材经常会被卡在溪水中央，难以够着。当地的村民都不会游泳，于是，下水捞木材成了我们几个会水性的知青的差事。由于山洪暴发时下水作业危险性更大，生产队还特地给我们这几个知青每天三毛钱的补贴。当时觉得开心极了，都说这是美差呢。”

　　然而运送木材的整个过程中，最危险的还不是这里，而是木材由溪入河后的“放排”。木材流入溪后，由于河面较宽，又多支流，为了防止木材流入其他河道，有经验的村民会把木材集编成“木排”，人员则全部聚集到木排上随排运送。但是在水口河段，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天然垂直落差。木排由于吸水后自身重量非常大，落下时排头往往会插入水中将近两米之深，木排上的人如果不能承受那个水下压力或者没有抓紧排头上的安全三叉架，随时都有可能掉入水里。村民们虽然不习水性，但“放排”经验充足，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特别保护对象，被集中安排在最靠近三叉架的位置。李国才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那些村民是如何紧紧地团团围在他们几个知青周围，保护他们不至于溺水的。

　　虽然参加伐木的次数不多，但李国才对这个过程印象极为深刻。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共患难的亲身经历，更加加深了知青和那些朴素村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最温情的记忆：与农民构建“堡垒户”关系

　　“家庭成分不好”的名号给李国才带来的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插队到丘坂后，凭着少年时在泉州少体校锻炼出来的体力，每次出工，他干起活来都非常卖力。和他一起插队在一处的其他几个知青，恰恰也是“家庭成分不好”，于是他们就有活拼命做，有累一起扛，并创下了出工率300天的公社年度最高记录。李国才也凭借“有文化、能吃苦、大嗓门”等“长处”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

　　但是基于他们“成分差”，生产队便将他们几个作为“可改造好的青年”的重点培养对象，还给他们定了两条规矩：一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偷窃村民的任何东西；二是每人一定要有一个忠实的“堡垒户”。所谓“堡垒户”，就是愿意在知青们生活艰难的时候无偿接济和帮助固定知青对象的当地农民。

　　李国才回忆说，上山下乡的第一年，国家发给知青们每人每月8元生活费、17公斤口粮、200克花生油。可是到了第二年这些就全没了，全部生活都要靠每天出工计工分，凭工分来换粮食，虽然卖力干活赚工分，但由于丘坂的农田少、土地也不肥沃，知青们常常吃不饱。

　　这种情况下，“堡垒户”就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和李国才建立“堡垒户”关系的是生产队队长。“我没少到队长家蹭饭。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虽然家境并不是很好，但对我却一直很热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李国才充满了感激之情。“其他的几个知青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我们这些知青相继离开了，但与‘堡垒户’的联系却一直没断过，感情也一直很好。队长的儿子参军和结婚的时候，我也都有去他家祝贺。那可是真正堡垒般坚固的感情啊！”

　　最受益的事情：学会了珍惜现状

　　李国才说，在丘坂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受益匪浅。现在的他不仅能吃苦、敢吃苦，而且还从知青生活的苦中学会了如何珍惜现状。李国才说他很感谢他的“堡垒户”队长一家，也感谢那段时间里和他同甘共苦的村民们，是他们的朴素教会他善良，是他们的劳作教会他勤劳。1997年，当得知水口要集资五万元兴办一所当地小学时，李国才和其他一些知青纷纷主动捐资。

　　而当年的村民也受益于这些知青。因为知青们的到来，带来了山外的世界，也带来了文化知识，甚至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当地村民喜欢和知青聊城市里各种各样的生活，孩子们开始关注和思考他们的现在与未来，也常常跟着知青们回城里看新鲜事物长见识。

　　“知青对农村的影响不仅在于农村的基础建设，在文化、观念等方面对农村也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