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二:

　　出工钟让人心惊

　　吃猪肉当年最香

　　知青名片：曾文聪，1976年7月从泉州市区到下洋镇新村村插队，1979年12月回城。

　　知青感言：虽然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我们从不后悔。

　　最害怕：“出工钟”日日响起

　　曾文聪属于最后两批到新村村插队的知青。

　　1976年7月，前几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的已陆陆续续调回城镇工作，但时年18岁的曾文聪却告别学校和家人，与同行的几个伙伴踏上了插队到农村锻炼的征程。

　　与七年前那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相比，虽然也受到热烈的欢送，但当时的曾文聪并没有感到激动与兴奋。用他后来的话说：“只是觉得挺好玩”。当然，当时对于自己此行将要去向何方，曾文聪也不清楚，只知道是要到山区去。

　　在颠簸了3个多小时后，当载着他们的卡车进入永春地界后，面对着莽莽群山，曾文聪禁不住问了司机一句话说：“怎么还没到啊？”司机告诉他说：“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司机的回答让曾文聪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卡车终于在新村公社口停下了，跟以前一样，村民们照例为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此时的新村大队已经过了前人20多年的努力，在曾文聪他们到达这里时，这里已经具备相当不错的条件了，所有房子都是集体建盖的，住房也是按需分配，刚到这里的每位知青也各分到了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安顿好之后，艰苦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曾文聪记得，每天天刚拂晓，生产队长就在窗前一边敲响了单调的“钟声”，一边喊着：“出工了！”知青们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扛着锄头畚箕就跟其他社员一起出工了。“那个钟声到现在我还记得。”2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当年的“出工钟”，曾文聪“都会发愣”。

　　“出工钟”令曾文聪刻骨铭心是有理由的。“在新村的日子里，没有一天可以停下来不出工，就连雨天也不例外。”当年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场景还深深地留在曾文聪的回忆里。春耕犁田时，由于新村地处海拔较高的山区，天气异常冷，田里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层，赤脚踩下去，“吱吱”作响，寒气直钻心窝，一双脚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夏天割水稻时，稻叶锋芒，双臂常常被割得伤痕累累，于是，再热的天，总要穿着厚厚的长袖衫……

　　在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周末的，即便是在农闲时节没有农活，每天也要出工干其他活，垦荒挖地、盖房子、挖煤窑、修水电站……每天收工后，谁都不想动，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倒在床上就能睡着。不过，“好在那时人还年轻，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能渐渐恢复精神。”

　　最美妙：猪肉下地瓜酒犹如过大年

　　除了每天机械地劳动赚工分之外，知青的“休闲”活动少得可怜。在曾文聪的记忆里，知青生活里最大的休闲活动除了开大会学习文件就是看电影了。但即便是看电影这种再简单不过的休闲活动，也要耗费不少的体力与时间，他们要花上一个多小时走完8公里的山路到隔壁的生产队才能看上一场电影。而有时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等他们摸黑赶到那里时才被告知电影已被取消，不演了。

　　除了看电影，知青生活里最让人感到轻松的另一件事就是知青间的互访。当时山里的农村习俗每个月都有三个“赶墟”日，趁这个时候，知青们就会从各个知青点赶到镇上，聚上一聚，花上几毛钱买来几斤地瓜酒和几包香烟，边吃边喝，天马行空地胡侃一通。当然，他们也会相互“通报”一下各自的生产队下一次杀猪的时间，到时候，知青们就会找各种借口到那个生产队去找那里的知青玩，目的无非是想吃上几块肉。

　　曾文聪告诉记者，虽然当时的新村村粮食产量相当高，但农副食品还是比较缺乏，蔬菜都很少，更不用说猪肉了。要吃上一顿猪肉，通常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花钱到镇上的国营供销社去购买，另一个就是等生产队杀猪分肉。当时新村实施的是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杀猪时，猪肉是按人口分配的，生产队队长也相当照顾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每位知青都可以分到一斤左右的猪肉。

　　由于长期缺油荤，知青们对这次分肉都相当重视。总是约上附近其他生产队的要好朋友，买上几斤地瓜酒，有时候还加上几包的“大前门”香烟，犹如过节般一起分享。年轻人胃口好，锅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就开始吃上了，等到煮熟时已所剩无几了。“那味道太香了。”时隔多年后，曾文聪仍然念念不忘当年吃猪肉的情景，“现在条件好了，不过吃肉时再也没有当年那种馋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