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百家讲坛》热，继而掀起了易中天热、刘心武热、于丹热，他们对于传播历史知识、传播经典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也有一些人却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这些人认为，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都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壳，但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而且还给人造成了误导。在市场广告营销、名人效应、功利目的等多重影响下，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底能走多远？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讲述，《百家讲坛》掀起的热潮与学校讲座遭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是需要通俗的演绎还是正统的传道？

　　缘起

　　《百家讲坛》红火的背后

　　上阶段，张鸣教授公开其在人大的遭遇，再次让我联想起《百家讲坛》。张先生无疑还想坚持传统意义或者说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坚持学术自主、人格独立、传道授业的路子，而反观主讲《百家讲坛》的于丹们近来的走红，我以为他们已经比张先生“新潮”了。这里无意评价谁对谁错，只是反映了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功能，已经发生了改变。

　　《百家讲坛》从收视率接近于零，到在央视各类栏目迅速窜红。作为一种学术讲座，其靠什么吸引了受众的眼球？这档节目又依靠哪些具体操作手段，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呢？它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架桥］

　　《百家讲坛》针对性最强的一次调整，就是开始把节目定位为两个字———“架桥”，架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桥梁。这一调整让整个节目活了，也从此火了起来。

　　早期《百家讲坛》把大学讲堂搬上荧屏，多少显得一厢情愿。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的电视媒体，其线性传播的特质和居家收视的随机状态，其实并不适合大学课堂高层次、专业化的讲座的表现形式。因此，此类节目为了生存，就要求它走下神圣的讲坛，走到观众中间，从而成为观众的朋友，而不是威严的导师。

　　要架桥也要能摸准观众的层次和口味。主讲人之一的纪连海说，正是因为其中教师的身份，讲授的内容“只要有中学知识水平的人就能听懂”，让观众们觉得讲堂上的知识更通俗；易中天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有机结合，并不时口吐“帅哥”、“很酷”之类的现代言辞，让历史也具有了现代感；刘心武对《红楼梦》的层层揭秘，迎合了观众渴望探秘、希望获得释疑的心理。

　　［标准］

　　节目的定位，决定了对选题、主讲人的标准。早期的《百家讲坛》更像是一部电视版的“百科全书”。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到饮食起居、养生保健，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霍金，这些鼎鼎大名的学者都位列在早期主讲人名单之上。授课式的讲法，单调乏味，再加上专业性太强，观众听不懂，也不爱听。

　　是什么定格了观众的遥控器？《百家讲坛》制片人表示，节目的转型，是看到在“戏说”充斥荧屏的同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在这时，有魅力的主讲人以不断设置“悬念”的独特方式“正说”历史，自然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阎崇年的救场成功，让《百家讲坛》栏目组看到了，在追求华丽、喧哗的大众娱乐时代，高品位的学术栏目不仅有生存空间，而且有可能活得灿烂。

　　有了对选题的标准后，一位位主讲人是怎样来的呢？《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多是编导们到全国各大高校“淘”来的，“淘”来一个人，有时得耗费编导们几个月的时间。

　　学校会推荐一些在学术上过硬的老师，然后请他们每人对着摄像机讲10分钟，这是测试老师的表达能力。通过这关之后，要与主讲人研究选题。首先请他们试讲自己最熟悉的课题，试讲会录制，但不播出，供栏目组进一步研究，这个环节的淘汰率非常高。这一关通过之后，再选定一个非常小的主题，通常只有四讲五讲，播出之后以观众的反应来最终确定由哪位老师来讲什么选题。此外一些主讲人，如易中天则是凭着编导们一双双训练有素的“慧眼”发现的。如今《百家讲坛》已是家喻户晓，但其丝毫不放低要求：一要学识、二要口才、三要风范。

　　［娱乐］

　　娱乐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娱乐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和品级，浅薄的娱乐满足的只是表面的感官刺激，真正的艺术愉悦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

　　在表现形式上，《百家讲坛》加强了内容结构的组合和包装、影视画面资料的运用，规定“三分钟专题片导入”制度，注意悬念和起承转合。之后推出了《品读〈水浒传〉》、《清十二帝疑案》、《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品读〈三国〉》等多个系列，讲坛类栏目通过娱乐的形式传递相对深层次的知识和道理，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内心的充盈和精神的慰藉。

　　人们希望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内进行收视，轻松是重要的，能够有所收获当然最好。讲坛类节目要迎合这种要求，就要求它有一种深度的娱乐精神。这种深度的娱乐，既是“学术”放下架子，培养亲和力，从而成为观众朋友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对一些浅薄娱乐的反驳。

　　无形中，节目培养了大量的“乙醚”、“群众”，他们在不经意间将娱乐心态带入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中，传统文化在这种“娱乐”下成为了一种谈资，而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确实有对这种谈资积聚和储备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百家讲坛》类栏目日渐红火的原因了，正是这种深层次的娱乐，满足了受众内心深层对传统文化“真”的渴望。

　　［争议］

　　刘心武、易中天、于丹这几位主讲人，可以说是《百家讲坛》众多主讲人中最具争议的几位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读《论语》，在一些学者看来，有些地方并不科学，还有观点认为“不够专业”、“甚至是在亵渎”，而在不少观众眼里，他们这种通俗化的解读、说书谈心似的表述方式却是可爱的。也就是这些争议，促成了《讲坛》的亮点、热点和看点。

　　正如学术有争议才有发展一样，电视节目在争议中温度也开始上升。当大众被“学术”、“娱乐”、“争议”引进传统文化这个领域之后，就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也会渐渐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新渴求，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而自身素养提高之后，他们就会在比较当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鉴别力，谁是谁非，谁高谁低，由他们自己去判断，节目也会自然地从表层到深度，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调查

　　离开《百家讲坛》喜爱传统文化的并不多

　　《百家讲坛》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度之高。然而离开《讲坛》，人们对传统文化是否还抱有浓厚的兴趣，生活中人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又是如何，就此记者对市区部分中小学、高校学生做了抽样调查。

　　对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7％的孩子看过《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知道四大名著作者的仅占32％，而25％的学生表示一点都没看过。38％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座右铭”，仅25％的人知道文房四宝是什么，只有39％的人会写毛笔字。

　　当问到“四书”、“五经”时，只有4％的孩子答对。一半以上的学生没听过“负荆请罪”、“卧薪尝胆”、“凿壁偷光”的故事。虽然多数学生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但11％的孩子表示遇到类似情况不会像孔融那样做。

　　在大学生被调查者中，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兴趣不浓，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趋向，四成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抱乐观态度。

　　“对于古代经史子集的看法”，75.4％的同学“偶尔翻阅”，16.4％的同学“敬而远之”，5.8％的同学表示“深恶痛绝”，只有0.4％的同学“爱不释手”。对于南音、梨园戏等其他各种地方剧种，有71.2％的同学“不感兴趣”，25.7％的人认为“可以去看看”，甚至还有2.1％的人“非常讨厌”，只有2％的人表示喜欢。

　　当然，也有乐观的一面，“传统文化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响”，有50％的同学认为“很重要”，有40％的同学认为“有一些作用”。 分析

　　三大因素造成传统文化缺位

　　是什么原因造成目前在校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不感兴趣呢？华侨大学文学院徐华博士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因素较为复杂，但其主要是受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社会文化氛围、传统文化自身存在解读难度等三方面影响。

　　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青少年时代正是这一过程的黄金阶段。而恰恰是在未成年人的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目前存在着家庭在未成年人传统文化教育中缺位、学校教育在这一方面避重就轻等问题。一些大学把传统文化课程作为选修课程，选修课的课程考核也往往采取写论文的方式，交一篇文章就可以轻松过关。而在部分同学的观念里，只把选修课当作一门可以轻松过关，拿到学分的课程。所以，传统文化课程在一些高校中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从不少青少年一路成长的历程来看，无论是他们的启蒙时期还是在学校教育时期，传统文化的哺育都存在着缺失。在一些人眼中，中小学德育课程和历史课程要么成为无足轻重的副科，及格万岁，要么尚才不尚德。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传统知识极端缺乏，传统观念没有在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学生们走出校园后，社会同样是一所学校。社会文化氛围对于学习和接受能力极强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力和新奇的世界，他们乐于去探索新事物，追逐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但在现有价值观的影响下，现代化成为进步的代名词，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上主流的意识形态。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传统的东西无奈地退到一旁，逐渐从城市中消失。因此，人们在社会氛围中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也越来越少，相反，在社会文化的引导下，对时尚和新潮东西的追求欲望膨胀。

　　徐博士还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自身在教育、传播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让一个中小学生自己去读庄子的《逍遥游》、屈原的《离骚》，恐怕就算有家长、老师在一旁解释也未必说得清；诗词歌赋需要对意境、意象的理解，孩子们也难免觉得枯燥无味；书本中的历史、文化知识又缺乏相应的故事情节，以增强其可读性。

　　透视

　　有效传播期待通俗讲述者

　　受到多种原因的影响，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成为“短板”，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影响人们接受传统文化。但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有90％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社会”持认同态度，他们缺少的是更丰富、更通俗化的了解渠道。

　　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所长陈桂炳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需要官方、民间力量、教师学者、媒体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并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整合。而就泉州而言，目前最缺的就是具有专业知识的通俗讲述者。

　　［保护者］

　　近年来，一些传统文化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官方也意识到保护传统文化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以泉州本地情况为例，多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力量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对东西塔、九日山石刻、摩尼教草庵等文物古迹的保护，让人们至今还可以体验到千百年前泉州活跃的工艺、文化和思想；重修府文庙建筑群、扩建府文庙广场、整治府文庙环境、开展各种府文庙主题活动；今年正式向社会公布了泉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8个项目名单，使得闽台对渡（海上泼水节）习俗、南安“蛇脱壳”古阵、晋江深沪褒歌等具有本地特色的传统文化、习俗，正逐渐走进泉州人的视线。

　　纵观官方和民间对泉州本地传统文化的保护过程和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均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充分地扮演起了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角色。

　　［讲述者］

　　“虽然我们在尽力保护，但是如果这种保护脱离了大众的参与，效果怎样，都还是一个问号”。当一种文化逐渐脱离大众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会受到挑战。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批人出来深入浅出地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

　　陈教授举了个例子，很多年轻的泉州人住在花巷、胭脂巷、指挥巷、水门巷等等这些古巷中，每一条巷子都有其由来、耐人寻味的故事，可现在却缺少能将这些本地历史加以传播的讲述者。

　　不少学者对泉州的历史、人文都做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不少成果，也形成了相关的书籍。现在我们可以从《泉州古代教育》、《泉州古代科举》、《泉州古代书院》等书籍中了解到本地人文教育方面的丰富知识、可以从《泉州歌谣》中读到古老相传的泉州民间歌谣、还可以从《泉州学研究》中找到古代泉州学者的各种学术思想和民俗文化等等。可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静静地躺在各类书本和象牙塔中，很多人并不了解，“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缺乏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通俗化讲述者”。

　　教师、学者走出研究室，用通俗的方式普及传统文化，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讲述可以唤醒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给大众打开一扇通往传统文化领域的大门。陈教授表示，如果传统文化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空间，甚至有学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传统文化只简单地用一个“隔离罩”保护起来，而老百姓却对它视而不见，或缺少相关的了解渠道，就实现不了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

　　在不少中学、大学的讲堂上，我们可以看到，教授者“大量或长时间使用过于严肃的表达方式，讲解传统文化知识远离现实生活，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陈教授依其长期的教学经验说。

　　在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上，要有一个“度”的把握。陈教授表示，高层次的学术在表现形式上也可以采用通俗的方式。教师们可以运用现代的语言、观点，但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文化事实。通俗方式与高深的学术并不存在矛盾，“这是一个雅与俗需要互补的时代”，一个善于传道者要既能让专业学术贴近生活，又可以使学生们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有所得”。

　　［桥梁］

　　有了政府和民间的保护者，加上一批传统历史文化的讲述者还不够，“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方面，现代传媒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以报纸、电视、网络媒体为载体，进行文化经典的个性化解读为主要特征，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近年来似乎找到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契合。

　　“除了报纸、电视途径，还可以有其他方式”，陈教授说，例如在泉州网上我们可以找到泉州学频道，既有本地研究成果，还能借助连接其他网站的文字、视频资源了解知识。此外，广播、公益讲座、主题展览等，也使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对于媒体这一桥梁，陈教授也谈到另外一些看法。媒介使文化可以面对更广泛的受众，让思想传播更迅速，但另一方面，在保护者、讲述者和受众之间发挥其桥梁协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防止商业化的过度炒作使文化历史脱离本来的面貌，应该让文化启蒙者更扎实地做启蒙工作，而不能为了制造卖点去扭曲学术的真实性特点。

　　编后语

　　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上取得众多成果的同时，大多数人却依然是门外的旁观者，他们因缺少相关的了解渠道，而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缺乏传播的保护也就丧失了其长久性。在保护泉州本地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如何拓展有效的传播渠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对于目前颇受关注的通俗传播方式，你又有什么意见？如果您对此有何真知灼见，请发邮件至byd＿023＠163.com或写信至泉州晚报专副刊部，我们期待和您交流。

　　本组文字：记者王宇实习生苏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