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体现当地真实历史是其主要内容，此外它还反映了地方百姓的志气和志向，以弘扬正气为主旋律，向全社会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斗志，为后人提供宝贵经验。可是我们打开一些地方志，可以看到本该真实反映历史的志书大多都是颂歌高唱，而很少见到有记取教训的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志书让人提高思想情操，分清荣辱是非的功能。因此滁州此举一出，确实引来不少叫好声。

　　正缘于此，支持者们说，犯罪分子编进地方志不但不应该大惊小怪，甚至应当将一些对当地造成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败坏党和政府形象的腐败分子也“载入史册”，才能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已经过去的史实，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还有人认为，“犯罪分子”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意义的法律界定。作为对当地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地方史志的编纂中，有责任将不同历史时期正反面人物都展现出来供后人了解。

　　确实，地方志收录犯罪分子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从某些方面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其次，既是“地方人物”，就可能有“好人”也有“坏人”，有社会精英也有社会的叛逆者，因而这种人物的入选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公告”中直接将“犯罪分子”的称谓纳入征集范围，而缺乏对“犯罪分子”及其相关人个人权益的考虑，则值得推敲。

　　试想一下，罪犯一旦被列入长久保存的地方人物志中，不仅影响了其全家人的生活，肯定也会给他们的后人带来影响，特别是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将罪犯长期甚至永久定性的一厢情愿之举，缺少了罪犯乃至其家人的声音，虽说有了创意，也赢来一片称赞，恐怕也难脱将“社会公共利益”建立在个别人长期痛苦上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