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形成“爱拼”精神中原文化重心的南移，不仅加快了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而且催生了经济的发展。以占主导的儒家思想为例，它首先是强调人的修养，像“诚”、“信”、“礼”、“孝”等都是做人的原则，这些，对整个社会，做工的、经商的、行医的等等，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和其他各家思想和海外文化融合，获取利益也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最终形成“义利并举”、“爱拼敢赢”的独特地域文化。这些，都对整个泉州，乃至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学为主兼纳百家
自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虽然一家独尊，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兼容其他各家学说的特质。经过千百年的吸纳、发展，儒家学说伴随着中原移民进入泉州。儒学自身的兼容性，以及移民文化中适应、融合当地文化的特点，在泉州学界发展的初期，便为泉州定下了“开放、兼容”的基本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原移民逐渐成为泉州当地主体人群后，在泉州学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唐五代中原动荡，中原儒者来泉后，入道、阐释儒学；明代理学昌盛，出现了程朱理学和“心学”的论争；当倭寇进犯时，俞大猷以儒家的《易》学演兵，抗击倭寇。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在泉州的发展，总是和其他学说，如道、兵各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兼纳百家”的精神，使得儒学在泉州社会占据主流的同时，还积极促进了泉州文化在天文、历史、军事等方面的发展。
泉州文化中的“兼容”也影响着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泉州在宋代为“东方第一大港”，为了发展海上贸易，泉州的商人从那时起便在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打交道。与当时中原视其他国家为“蛮夷”不同，泉州人对来自他国的人们更多抱着认同、和谐相处的态度。也因如此，不少外国人在泉州定居下来，给泉州带来了他们国家的文化。相应的，生活、经济上的“兼容”观点，也会影响学界思想的研究和发展。可以说历史上，在泉州的学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和谐兼容”的氛围中。
泉商文化“言利亦言义”
泉州儒者推崇程朱理学，其中“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根本上与重视商业的观点是对立的。但为什么亦儒亦商，甚至重商的观点和现象，自宋元以来就长期存在于泉州社会？
随着中原移民成为泉州当地居民主体，移民文化的影响和古代闽南较差的生存环境，让闽南人的价值观更倾向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在古代，泉州人很早便认识到“商无儒则野，儒无商则饥”。儒商的结合，既能促进商业的文明进步，又促使社会繁荣发展。
自宋元时代，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社会中重商意识便有萌芽。传统儒家文化中“鄙视商贾”的观点，在泉州士人群体里并不为主流，社会更多地表现出对商贾的宽容和推崇。
即使是作为中国理学的集大成者的朱熹，固然和众多的儒士一样有着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吸收墨家尚利贵义、法家明于公私之分的思想，主张为人为学都要讲义与利，所谓“事无大小，皆有义利”，“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要义”。
史书记载，朱熹一直生活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东南民众对商业比较开明、开放的观念使朱熹耳濡目染，对商业也有着比较开明的态度，主张保护商贾，对官府欺压商人、侵害商贾利益表示不满。当时泉州从事酿酒的人很多，“中产之家仰是以给者十室而五”。福建转运使见了眼红，企图在泉州实行酒类专卖，与商人争利，泉州通判极力反对，朱熹对此大为赞赏。同时，朱熹主张要薄取于民，俭奢适中，“悉除无名之赋”。不仅如此，在崇安、建阳家居期间，朱熹还常与村夫野老、书工市贾相往来。对于那些“因义取利”而获成功的商人，朱熹予以赞赏。明朝时一些泉州儒者，如李贽、李光缙等甚至主张“儒者为贾”。“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体现了闽南特色的价值观。
古代泉州社会中，“商贾”已与士、农、工并列，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和较好的声誉。本地的人们也鼓励从商，为儒者亦可为商。泉州商人虽然与中原商人一样，追逐利润，但是他们也重道思义，注意商业道德。当他们获取利润后，并不专用于个人享受，而是乐善好施，造福乡里。
泉州人的观念里，并没有“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之分，而是“言义、言利”都引以为荣。这种文化氛围，既造就了泉州人精于商道，又使泉州人有一种慷慨、好义的心理。这种商儒精神结合的特点，在泉州的文化结构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泉州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爱拼”精神有优势也有局限
千百年来，闽南人深受理学的影响与传承，形成了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等理性行为。但在另一方面，百越族的抗争精神，移民文化本身所激发的好勇与冒险行为，迁移祖居所需的开拓意识，又使闽南人养成了叛逆、进取、“爱拼”的风格。
虽然闽南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但在地理上却是与政治中心游离。不适耕种的环境，让闽南人自然地向商业、海洋发展。正如古希腊的海洋文化，泉州人在向商界、自然界发起挑战的时候，就不能循规蹈矩，必须有铤而走险，敢于拼搏的独立精神。
不管是宋元时期泉州人借“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出洋贸易，还是面对明清“海禁”，闽南人敢于冒险下海，都是泉州人爱拼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文革”的后期，全国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晋江石狮人依然冒险犯禁开设工厂，做投机倒把生意。央视纪录片《铁证如山》记载，“当时石狮街上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
更有学者指出，闽越文化让泉州人有爱拼的精神，而和儒家文化的结合，则让泉州人有“善拼”的能力。上世纪80年代初，泉州是福建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到1998年，泉州的GDP已经达到全省的30％左右，这个比例在以后几年还在不断增加。没有“善拼”的能力，泉州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但是，泉州人性格的爱拼善拼之外，也存在一些局限。这种局限表现为缺乏大团队精神、缺乏法制意识和社会均衡意识。泉州有俗语“泉州人个个猛，不做伙计做头家”，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泉州人独立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泉州人性格中缺乏整合协调意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曾撰文指出：“或许源于冒险生涯和漂泊的居无定所，闽南人勇于冒险精于策划，却疏于长期和群体战略，疏于整体发展战略。因此闽南人善于抓改革开放之机先行一步，却在产业升级和社会整体发展上逊于广东和江浙的发达地区。”
他还认为：“这些局限性将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克服，泉州人将可以自豪地认为，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有力的推动力量之一。”专家观点
古老的诸子思想，我们如何对待观点一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华侨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许总
泉州固有的风俗文化和外来风俗文化交融，构成泉州独特的文化风俗氛围。泉州人思想开放、活跃，泉州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泉州地区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如著名的思想家李贽，经术湛深的理学家蔡清、李光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等。仅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
泉州文化展现其独特的特点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古代中原文化传入，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中原文化的精华。泉州古为闽越族地，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入闽，泉州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接触日益频繁。到晋、唐、五代至南宋末年，又有大批中原汉人入泉。北方大批移民定居，给泉州民俗带来丰厚的古中原文化积淀。因而泉州民风淳朴，文教昌盛，人民勤奋坚毅，文明知礼，尚义乐善，“海滨邹鲁”遗风世代相传。
到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繁盛，泉州成为重要港口。多种宗教传入，与儒道释传统文化渗透，寺院庙观遍布城乡，信仰世俗化，形成中外多种文化兼收并蓄的泉州民俗习性。而百姓商品意识日益增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另一方面，泉州文化又形成了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泉州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时至今日，总结过去的经验可以发现，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泉州，也很需要传统文化，需要诸子百家文化的精华。如同在浙江、山东的一些地区，就提出了儒商互补、以儒治城等一些想法，就因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经济和社会中很实用。
往大的说，我们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人内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目前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非常严重，儒家思想里早就提出不要忽视环境，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往小的说，经济发展允许竞争，于是，有人不择手段追求利益，忘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诚信”常常被拷问。儒家文化里也有“有所为有所不为”、“己欲达而达人”等思想，都是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而要“见利思义”。观点二
延续兼容并包优点服务现代社会建设
市社科联主席朱学群
探讨诸子百家文化对泉州历史和未来的影响，不妨从时下的国学热、孔子热说起。现在所谓的孔子热，其实是对以前忽视传统文化的一种纠正。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断地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更深层次地反思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但也有很多弊病，如权力至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人情淡漠、人际关系紧张等，是阻碍人性良性发展的。这些弊病，完全靠法制和科学是治疗不了的。心病还需心药医，还需要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好有可以提供治疗精神弊病和社会弊病的许多精神良药。
但是，现在也存在一种价值观的偏向，就是看到中国和平崛起、强大起来后，有些冲昏头脑了，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些报纸上就发表过这样的文章，提出东方文化世纪论，认为20世纪是西方文化压倒东方文化，21世纪就是东方文化压倒西方文化了。这个观点是不恰当的。我们不要西方文化来统治东方，为什么要东方文化去统治西方呢？儒家历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文化之间要进行沟通、交流、取长补短，而不是要一个去压倒另一个。
泉州曾创造文化史、中外交通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的态度是保持多元和谐的关系，而不要制造多元紧张的关系。
因此我们现在面对儒学，面对诸子百家，实际是要发掘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把传统文化当作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去宣传和肯定，而不是用孔子思想去包打天下，事实上在现代化社会中它也包打不了。
其实不光是当代社会提倡多元文化，封建社会也不是用一种思想治理天下的，而是各家思想的综合。汉武帝所谓的独尊儒术，只是把儒术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罢黜百家，百家哪里罢黜得了？过去有儒、墨、道、法，后来有儒、释、道三教，从来都是一元主导，多元共存。以后泉州城市要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发展和谐文化，就要延续泉州人过去兼容并包的优点。
诸子百家文化也好，东西方文化也好，都有一些普世性的东西，比如东方文化强调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西方文化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能被全人类所接受。只不过实现的形式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而已，但在根本精神和价值观念上是互通的。链接诸子百家
兴衰史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祥期，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发生剧烈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不断出现新变化，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代表人物，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于是“诸子百家”便应运而生。诸子之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活跃和辉煌的一页。
但这种良好的局面随着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建立而迅速结束。到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儒家确立了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外儒内法”成为此后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思想核心，道家则得到多数封建统治者的默许，借助宗教继续流传。其他各家则走向凋零，如名家成为绝学，墨家秘密流传于民间，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走向神秘的方术。因此汉之后，对诸子百家的记载主要在儒、道、法、墨等寥寥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