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县一中图书室所藏６万册图书，超过六成是非法出版物，一些还涉及迷信、色情内容；罗甸县两所学校，近４０００种为一号多书或一号多种系列图书；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几所中学，数万册有明显问题的劣质图书摆上了书架。近年来，贵州省连续查处了多起劣书进校园事件，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这些图书无一不是经由政府部门招标购入。

　　中标图书质量差问题多

　　９月１４日，贵州省紫云县第二中学图书室里，新添的书架仍散发着浓烈的油漆味，几十包未拆封的图书凌乱地堆在地上。几天前，一批由紫云县有关政府部门集中招标采购的图书刚刚送到学校。

　　学校兼管图书室的汪老师抱怨说：“不少书的版权页都没有ＣＩＰ数据记录，显然不符合出版规范。不知道为什么政府招标会买来这样的书１

　　“ＣＩＰ数据记录包含了图书出版日期、印数、印张、著作者等一系列相关信息，国家早就明文规定，２００４年后的新版图书必须随书印刷ＣＩＰ数据记录。”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刘筱平说。

　　而紫云县通过政府招标采购的图书，“问题”还不止于此———署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世界经典名著”，全１００册，总定价２８００元，无作者、译者名。类似这样的图书还有很多。

　　２００５年４月，贵州省罗甸县组织了２６万余册大宗图书招投标，指定购买新书，码洋为４６１万元，北京某图书有限公司以１５０万余元中标。贵州省新闻出版局突击抽查发现，中标的３７３３种、６７７４册样书普遍存在一号多书的非正常现象。

　　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个书号不能出版多种图书，而这批图书少则一号几十种，多的达２２４种，且一个书号出版的书竟包括了哲学、医学、教育、文学、军事、百科知识等多种学科。

　　不单如此，这些图书的用纸均为劣质再生纸，相当一部分图书的上页油墨浸过次页，印刷质量非常低劣。

　　在贵州省金沙县第一中学图书室新进的６万册图书中，被查出近４万册盗版和非法出版书籍，相当部分还涉及淫秽色情和封建迷信内容，甚至连有关部门明令查禁的《遗情书》也竟然有９本。在剩余的正版图书中，绝大多数是过时的教辅书和工具书。

　　金沙一中校长邱若桐在接受采访时中反复强调，这批图书是由校方提出申请，经上级部门同意后，交由县采购中心研究决定集中采购的，程序上完全合法，出现问题，“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

　　把关不严导致购进劣书

　　贵州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郭小建说，近年来，全省各地都在大规模购书，其背景是“省里要对‘两基攻坚’和重点高中的达标情况进行验收”。

　　“验收对学校‘生均图书册数’有明确指标。”郭小建说，“但质量上只有笼统的定性要求，即内容健康积极，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等等。具体到监管，图书堆积如山，只能抽查，粗略地看一看，发现不了多少明显的问题。”

　　郭小建认为：“贵州是个贫困省，很多县财政穷得叮当响，购书经费普遍不足。”囊中羞涩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各地政府均竭力压低招标的“折扣”。

　　以金沙县为例，政府采购中心以公开招标形式采购６万册图书，码洋１２０万元，招标限价为４０万元到５０万元。经过竞标，北京某图书公司以４０万元的价格中标。

　　罗甸县的中标价也仅仅只是３．２５折，远低于图书市场价格，“正版书光成本就超过了３折。”刘筱平说，“招标就是要以最少的钱买进最多的物，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政府采购部门没有考虑到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买书不能等同于买萝卜白菜。”

　　据了解，政府采购程序大体分为１０个阶段：确定采购需求、确定采购方式、预测采购风险、资格审查、执行采购方式、签订采购合同、履行采购合同、验收、结算、效益评估。只要把好其中的任何一道关口，就不难杜绝问题发生。

　　一位出版业界人士指出，有关部门招标采购前不做市场调查，不确定质量标准，不细编标书，轻信供应商的自我表白，无异于“闭着眼睛”评标。

　　大宗采购催生“订单书业”

　　“有的出版社或书商瞄准政府招标这一市场，索性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生产适合学校图书室收藏的图书上。”贵州西西弗书店总经理萧然把这种现象称为“订单书业”，“教育部门验收的硬性指标是册数，大致有个书目，对质量没有严格规定，导致书商有空子可钻。比如，同样是《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价２０元，批发最多６.５折，某些书商粗制滥造的版本同样定价却能打３折。验收只看书目，政府采购就会选择价钱便宜的版本，尽管两者的印刷、纸张、装帧判若云泥。”

　　从贵阳市工商局白云分局查获的一起销售非法出版教辅书案可以看出“订单书业”的一些内幕。

　　今年７月１５日，白云分局办案人员陈碧生专程赴涉案的“河北博学师悦文化有限公司”所在地———河北肃宁县河北乡调查。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书号系得自于吉林音像出版社，并拿出一份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向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具的说明，该说明称：“吉林音像出版社没有图书出版权，生存面临困难，为了解燃眉之急，我局从吉林大学出版社协调４８个书号供该社无偿使用。”

　　陈碧生发现了问题：按规定，吉林音像出版社只能出版音像制品，无权出版教辅书，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更无权强行“协调”书号。

　　“据调查，‘协调’的４８个书号，其中３６个都用在了非法出版图书上。”陈碧生说，“在河北乡，类似的书商有近２０家，基本都从事各种教辅图书的生产销售，其中涉嫌非法出版的绝非少数。”

　　据新华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