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考硝烟逐渐散去,但社会对于高考关注并没有削弱。相反,随着高考后阅卷、录取等工作的展开,关于高考的事件依然牵扯着人们的神经:
近日媒体报道,重庆一名中学生为在将来的高考中考上清华北大卧薪尝胆,她在猪圈里生活了6年;19岁的河南考生蒋多多,为“抗议”高考制度,在参加今年高考时为了让自己得零分,故意答题违规,在考卷的各处写满对高考的建议……环顾周围,有多少考生心怀“非某某大学不上”名校情结,又有多少落榜学生正为前途茫然失措。
不论是蒋多多挑战高考制度的“悲壮”,还是重庆女学生猪圈卧薪尝胆,都足以招来人们对高考制度理性或极端的质疑。但高考的缺陷源于教育制度长久以来形成的积弊,欠缺的远不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在高考之外的教育环境找原因,似乎更有益于梳理现实的矛盾。
首先需要关心的是,学生对于考试及考试制度,是否具备足够理性的态度。从主流意识出发,作为一种人才遴选制度,高考还存在许多弊端是无疑的,但至少在目前,这还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一种利大于弊的制度、一种无可替代的制度。即便寻找一个替代品,也未必就一定优于现行的高考制度。
如果承认这个前提,学生面对高考理性的态度就应该是尊重和遵守。但是,这种理性的态度和认识并非人天然具备的。不引导不灌输,理性就不会产生,引导不足就会导致态度的模糊。1000年前的科举考场,考生进场前要沐浴焚香净衣;200年前的牛津大学,学生在考试时要穿骑士服佩带佩剑。制定严格礼仪的目的,就在于强化人们对规则尊崇的意识,往大了说是塑造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对待制度的态度。
这些措施如今已不适用了,但培养理性态度的必要性依然存在。我们正在大力建设法治社会,法治践行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普通人的生活,而这又必然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在行为处事上尊重规则。今天中国的学生,每年要经历多少场考试,但又有几个老师和家长,能超越对分数关注,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尊重规则的理性态度。白卷抗议之所以没有更多地发生,并非因为学生都能理性对待考试,现实情况可能相反。只是因为高考实在太重要了,多数考生没有蒋多多的胆量,敢拿自己的前途做代价。如果我们因此忽视普遍存在于学生的非理性因子,将来带来的伤害恐怕要远远大于高考的弊端。
在对待考试态度背后更为沉重的话题,是学生对学习目的的认知。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学习为了上好学校,找好工作。而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学习是为了实现自我的完善。理论上,两种目的完全可以很好地协调。但我们看到,几乎全国所有的学校,对高考准备过程的氛围莫不渲染得过于凝重。在多数学生的意识中,学习的目的是模糊不清的。学校、家长、社会过分强调功利性学习目的,使学习过多地与考试结合,而远离学生的兴趣和个性。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GDP数字是对发展的一个量化指标,其本身并无可褒可贬之处,但是一些地方对GDP追求的不择手段,惟此是从,才导致GDP仿佛成了“过街老鼠”。现在考试制度如同过街老鼠,和学校、家长、社会在对待学习目的引导上的偏废有紧密的联系。而频频出现的高分复读、高分低能、名校情结等不正常的现象,也与此有关。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即便是再好的教育,也不可能使每一个学生都一样的优秀。但只要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持续的努力,做好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衔接与转轨,教育的这驾马车才能真正回归常轨。□记者黄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