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家个体老板“聚义”

　　泉州有句谚言叫“豆干菜脯滞”，说的是老泉州人一日三餐离不开豆干、菜脯和海蜇，而豆干则摆在首位。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作化的大潮席卷泉州。豆腐店老板们也耐不住寂寞了。在涂门街“合春号”豆腐店，一天里聚集了市区67位豆腐店老板。他们并不是在一起研讨豆腐制作的技术，而是在商量合并事宜。

　　当时，这些前店后工场的小作坊式的豆腐店遍布鲤城区东西南北。“位于鲤城四城门的十个生产供销小组和鲤城涂门、南门、西街三个生产小组组建成豆干社。”为首的组织者许世仁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

　　由于是党员，加之受到大家的一致拥戴，许世仁成为第一任社长。统一经营统一销售，合作股份制带来了生产工艺的进一步提高，“豆干社”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豆干社在泉州设了三个分社，涂门街头为豆干一社，西街影剧院附近为豆干二社，浮桥为豆干三社。上世纪70年代，豆干一社、二社合并为市豆类制品厂，上世纪80年代又更名为泉州市豆制品厂。但无论如何更迭，许多老泉州仍对“豆干社的豆干”情有独钟。今生篇1豆票紧缺布票换豆干理所当然地成为“豆干社”的“主角”。泉州豆制品厂万厂长介绍，“豆干社”的豆干以香、硬闻名，而豆腐以鲜嫩著称。

　　在坊间，流传着许多买“豆干社”的豆干而引发的故事。退休干部张师傅是“豆干社”的“老主顾”了，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到“豆干社”买豆干作为下酒菜。

　　以前，张师傅喜欢在下班后在家里喝上两盅酒，而下酒的佐料就是“豆干社”的豆干。但在凭票供应的年代，“豆干社”的豆干是要凭票供应的。四口之家每月只能分到几张豆票，嘴馋的老张实在耐不住，他只好把家里的布票偷出来和同事换成豆票，后来被老婆知道，两口子还为此闹别扭。

　　改革开放后，“豆干社”的豆腐从计划走向市场，销售成了摆在豆制品厂领导面前的难题。豆制品厂在市区设立了12个直销门市部。在临近春节期间，购买豆干的市民常常排着长队。一次，时任泉州市副市长的余茂贵到市场巡视时发现，一个摊点队伍排得很长，便问：“这是卖什么的？”陪同人员告知是“豆干社的豆干”，他便问为何不多调些货源。

　　经过技术改造后，豆制品厂日最高产量是1000公斤，几乎是“以销待产”。“豆制品容易变质，现在豆浆和豆腐只是我们的附属产品，豆干仍是主打。”万厂长说。2体制束缚发展之惑在新门街询问起泉州豆制品厂的位置，没人知道，可当说到“豆干社”三字时，很多人就会不约而同地指了指其方位所在。豆制品厂四周已经荒草丛生，生产车间的大楼也有些“满目疮痍”。

　　由于是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现有的70多名员工除养活自己外，还要维持着84名退休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为了扩大销售网络，豆制品厂在鲤城设立了三个门店，销售豆浆和豆干。

　　新形势下，小企业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为何只在鲤城销售，不能卖到丰泽以及其他县市？”

　　对此，万厂长说，这是许多人的疑问。“一是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二也不具备如此的产量，怕冒风险。”万厂长说，“扛”下这样一个小厂实在是举步维艰。

　　如今，诸如老干爹等休闲食品卷走了许多年轻人的心，谈到如何“变脸”时，万厂长说，他们不是没有想过朝休闲食品方向发展，但苦于资金瓶颈，加之投入和市场销售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现在许多豆腐作坊卖得比我们还好，而且他们成本很低，销售渠道很多，这是集体企业无法比的。”被豆腐作坊包围，市场份额遭到挤压，“豆干社”的豆干销售范围十分有限。

　　目前，豆制品厂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销售而是迁址。由于处于居民区，在凌晨进行生产的豆制品厂，没有噪音是不可能的，因此迁址成了必然。

　　要迁往哪里？连万厂长心中也没数。

　　“迁址必然会影响销售，但这已没办法了。福州、厦门的豆制品厂或倒闭或被兼并了，只有我们依然坚持着。”说到未来的变局，万厂长心中茫然。3从豆干社到刺桐花如今，泉州豆制品厂的所有产品都姓“刺桐花”，而不是“豆干社”。

　　申请商标，泉州豆制品厂遭遇了尴尬。“我们本来想注册豆干社这个商标，但工商部门却告诉我们豆干社作为厂名，是不能作为商标的。”万厂长十分无奈地说，思之再三，后来只能选择“刺桐花”作为商标。

　　几百人奋斗了几十年，“豆干社”就此夭折，中断了它的使命。刺桐花的豆浆已经在泉州卖了好几年了，只是很多市民可能都不知道这是“豆干社”的变身。

　　“豆干社”品牌的“变身”，是老字号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痛楚。福建师大公共关系学院谢宏添教授认为，政府缺少引导，企业自身缺少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是影响企业品牌生命力的致命伤。

　　“创新无止境。”谢教授说，“老字号”品牌的消亡的确让人痛心，现在再也不能任由老字号企业自生自灭，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一些措施，对其加以保护，让一些深入人心的品牌能得以传承和延续。其次，老字号企业自身也要加强对品牌的自我保护意识，让闲置资源充分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