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的地下交通员。

　　与其他六位同志一起筹建起了3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

　　建起了同党中央通报联络和抄收新华社电讯的无线电台。

　　“8·23”炮战时厦门的“战地记者”……

　　他的名字叫胡冠中，一个被他老伴称为“一生用笔闹革命”的老党员、老新闻工作者。

　　在南华路胡老的家里，与老人一起回忆那段战斗经历后，胡老在1958年曾写下的一段话恰与记者的心情相吻合。胡老的这段话是这么写的：“用记者笨拙的笔来刻画英雄的性格，确实是太难太难了，记者在随同慰问团活动的日子里，听到和见到的英雄们，实在是太可爱太伟大了，不写心不安！”

　　对于这么一个有着丰富革命战斗经历的人来说，记者也只能记录下胡老的些许战斗镜头，而无法进行充分的书写来表现这位笔杆当枪杆的“老革命”的光辉经历。

　　16岁光荣入党

　　小时候，胡冠中念的是村子里的私塾。到了1939年9月，胡冠中开始念中学，这所中学是厦门双十中学的一个毕业生、一个进步的爱国青年在党的支持下回永定老家创办的。

　　在这所学校，“党派了很多有才干的人来支持”，胡老说。在这些很有才干的老师的帮助下，他对党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党很有感情，凭着一股热情入党了”。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那年他才16岁。

　　由于永定是革命老区，胡老在小的时候就“对红军的印象很好”。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红军就去过他家，红军很亲切，而且还抱过他。“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离开时红军都会及时归还和清理，而且红军从来不随便收老百姓的东西”。小时候的胡老据此认为红军“很规矩，很守纪律”。

　　70公里夜送“救命信”

　　入党后，胡冠中的一个隐秘的身份是地下交通员。地下交通员的任务一是带人，二是送文件，也就是上下级之间或者党员与党员之间的桥梁纽带。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胡冠中认为这是党对他的信任。

　　“在我的一生中，走过许多弯弯的山路。只要你想走，敢走，没有走不得的路，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这些许许多多的看似平常的“路”，就是胡老一次次的革命经历。

　　1943年秋的一天，为送“救命信”，来回整整走了70公里的路。那次走的“弯弯的山路”让胡老印象最为深刻。

　　那天下午3时许，一个领导安排给了他一个特急的交通任务，让他把一封营救被捕同志的身份证明信，送到中共大埔地下县委去。到中共大埔地下县委，整整35公里，来回就有70公里。按正常速度，每小时最快只能走5公里。而第二天早上7点胡冠中必须带队到县里参加运动会，所以他一定要在当天来回。

　　尽管是山路，白天胡冠中并没有碰到太大的困难，走得也很快。然而随着夜幕的降临，放眼过去，除了一两个村子之外，全是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山路逶迤，好像没个尽头，胡冠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救命信”送到中共大埔地下县委。

　　“天黑，坎坷，肚子饿，越走脚越重。”但是，在当晚9时左右，胡冠中还是顺利地将那封信交给了中共大埔地下县委有关领导。这位领导接过信迫不及待地在煤油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随后紧握着胡冠中的手说：“你为营救被捕的同志立了一功。”

　　来不及等待煮饭，胡冠中吃了点剩菜剩饭，就匆匆地往回赶了。第二天，胡冠中带队到县里参加运动会，又走了35公里。胡老意味深长地说：“山路弯弯也在考验人啊！”

　　学技术建电台联系党中央

　　1942年6月，中共南方委员会的无线电台被破坏，从此中断了同党中央的通报联络。党组织希望把无线电台重建起来，恢复同党中央的联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此时，组织上的一位领导看到了广东梅县出版的一份报纸上的一则招生广告，刊登广告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梅县分团，广告内容是举办无线电培训班，培训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人员。

　　这位领导认为，无线电技术可以为国民党服务，也可以为共产党服务，关键是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人。

　　组织上决定派胡冠中去学习这门技术。而在这之前，“无线电台”这个名称，胡冠中听都没听说过。这对“最怕数学、物理、化学”的胡冠中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带着政治任务———学成回来建立无线电台，恢复与党中央的通报联络———胡冠中超常刻苦地学习，收、发报技术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

　　就在“毕业”的前一天，训练班宣布全体学员到江西宪兵司令部报到，并且指定由胡冠中带队。班主任告诉他们：“你们将到司令部无线电台工作，开始享受少尉待遇，第二年提升为中尉，前途无量。”

　　同学们都很高兴，惟有胡冠中心事重重。他想的是怎样摆脱这个培训班，怎样平安地回到党的身边。第二天，东方刚刚吐白，胡冠中没向任何人告别，“偷偷”地离开了梅县。

　　掌握了无线电技术，胡冠中与其他同志一起到漳州平和的一个村庄建立了中共闽粤赣中心县委无线电台，并最终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胡冠中任电台支部书记兼报务员。

　　胡老说，此次接受党的任务去梅县学习，学成归来后建立无线电台，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页。

　　7人上山创建300人游击队

　　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后，正当胡冠中盼着建立无线电台时，一位上级领导人告诉他，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犯，必须先建立一支游击队。

　　胡冠中与其他六位同志开始在漳州平和的一座山上筹备建立游击队。主要工作是做群众工作以及准备武器。胡老至今清楚地记得，筹备了2个多月后，1945年的2月13日，就在平和的一个山头上，3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了。这支游击队的活动范围遍布闽粤赣边。

　　借“本报专电”在国统区传达党的声音

　　胡冠中的党组织关系，原来在闽粤赣边，1946年冬，他遵从党组织决定，从中共闽粤赣中心县委机关疏散到汕头。后因与他联系的同志牺牲，同党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

　　1948年5月至1949年6月，胡冠中受聘任厦门《星光日报》电讯室主任，并同中共厦门工委取得联系，继续开展地下斗争。胡老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其他都属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的共产党人要开展革命活动，只能秘密地进行。

　　到了厦门后，胡冠中发现一些报纸除了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外，还有所谓的“本报专电”，《星光日报》也是如此。后来他了解到，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私办的通讯社，播发各地的新闻，各个报社的电讯室就分配专人去抄收那些新闻，然后加上“本报专电”的电头，显示报社新闻来源之多，用来吸引读者。

　　胡冠中在中共闽粤赣中心县委电台当过支部书记和报务员，抄收过新华社电讯，知道新华社的波长和呼号。当他知道了“本报专电”是怎么一回事后，他受到了启发：既然各报可以编造“本报专电”，他也可以“如法炮制”，用新华社电讯改头换面后，作为“本报专电”发到《星光日报》编辑部，利用《星光日报》传达党的声音。

　　《星光日报》刊登了以新华社电讯为内容的“本报专电”，成了“独家新闻”，其他报社的电讯室的同行发现后，纷纷向他打听新闻来源。为了广泛传达党的声音，胡冠中“慷慨”地把新华社的波长、呼号告诉了他们。从此，其他报纸的“本报专电”也有了新华社电讯的内容。这正是胡冠中求之不得的。

　　《星光日报》以“本报专电”名义刊登了大量新华社电讯，在传达了党的声音的同时，还揭破了国民党的不少骗局。胡老举例说，在济南解放时，国民党中央社报道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以身殉国”，是“忠臣”，以此欺骗读者，但《星光日报》冠以“本报专电”的新华社电讯则披露王耀武已被共产党俘虏。

　　淮海战役的战况，如解放了什么地方，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等等，都从《星光日报》的“本报专电”报道中得到了体现。更让胡冠中感到有趣的是，1949年4月22日的《星光日报》，以“毛泽东昨下攻击令”为题，刊登了以渡江战役为内容的“本报专电”。

　　炮战中的军事记者

　　1958年“8·23”炮战时，胡冠中在《厦门日报》工作。厦门前线的每个阵地，不论是山头还是岛屿，甚至是指挥部这样的机要地方，胡冠中都去过。

　　胡老说，在前线战地上，地面上随便一抓都是炮弹壳。每次上前线采访，胡冠中都是骑自行车去的，有一次在往前线的路上，国民党的炮弹碎片飞了过来，就落在了他的自行车轮边。

　　福州军区文化部原副部长林拓曾说过：“作为军事报道的负责人，当年胡冠中和其他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一起，奔走于八闽大地，深入海防前沿，实地采访，采写了大量的真实性很强的新闻报道，讴歌了英雄，激奋了民心，极大地鼓舞了前线部队和人民群众，共同保卫海防、建设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