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无情的，漫漫长河中，它总会冲走许多记忆；历史也是公正的，那些沉甸甸地负载着历史使命的人和事，总能在大浪的冲击下，愈显其价值。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不仅是站在历史潮头激扬文字的学者，也是在历史大潮中愈显其珍贵的学者。
记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上）
2004年4月，《炎黄春秋》刊登了《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一文，一时间被许多报刊转载。虽然遇罗克冤案平反距今已有20多年，但它的深远影响和带给人们的思考却没有被历史尘封，依然鲜活地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遇罗克冤案的主要披露者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苏双碧。
苏双碧是个踏踏实实的历史学研究者，思想敏锐，有很大的理论勇气。他的名字总是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连在一起。在理论界和史学界，许多人熟知他的名字，不仅是因为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副总编辑，更因为他那些总是站在历史的潮头，他著有许多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理论和学术檄文，敢于拨开历史云雾，大无畏地探究历史真相。难怪谈及苏双碧时，很多人称他为“把自己写进历史的历史学家”。
苏双碧当过兵，也在机关工作过，但历史却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使者，他也由此与“三家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双碧出生在福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放过牛，当过学徒工。1956年，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23岁的苏双碧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大校刊以《旧社会的穷孩子新社会的大学生》为题，报道了他入学的消息。承载着家乡父老太多的希冀，带着对历史的执著探究，赤脚走进大学的苏双碧，如饥似渴地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学业，并被指调到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亲任会长的北京历史学会工作，由此，他得到吴晗、邓拓等前辈的直接指导。
历史有时也会和人开个玩笑，但翻手云覆手雨不是历史学家的品格。风起云涌，苏双碧捍卫着自己的人格，也捍卫着历史的真实。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底，《北京日报》被迫转载了这篇文章。山雨欲来，人们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许多人不得不疏远了往昔敬重的领导———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可苏双碧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依然到吴晗家中看望、安慰。“文革”开始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作为“三家村”首先被打倒了，一些人反复动员苏双碧站出来揭发“三家村”的罪行，但是他坚信自己所敬重的同志没有罪，所以自始至终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1978年夏天，“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但“文革”还是不可触及的禁区。吴晗是“四人帮”开刀祭旗的学者，吴晗能不能平反？《海瑞罢官》能不能平反？“三家村”能不能平反？国内外千百万人关注着。当时身为《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的苏双碧总是感到肩头沉甸甸的。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开创了由学术批评演变为政治批判的恶例，中国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受到株连。“要为吴晗平反！”苏双碧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同年9月下旬，他在兰州开会时，许多专家、学者向苏双碧提出：“要是吴晗不平反，知识分子心中不平啊。”他们之所以期待苏双碧，一是他是光明日报记者，二是他曾经和吴晗一起工作过。苏双碧找到思想敏锐，敢于仗义执言的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向他请教：“如果组织一篇文章，以替《海瑞罢官》平反为主题，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是否可行？是否对吴晗平反一事有补？”黎澍认为可行，并说：批判姚文元总可以吧。他们约定，回北京后共同来办这件事。
他与黎澍会面商谈此事已经是当年的10月下旬。黎澍说“我找了几个大手笔来写这篇文章，但都被谢绝了，看来心有余悸啊。”当时，“文革”还不能否定，替吴晗平反是要担风险的。因仍未找到合适的人选，苏双碧决定自己动手写这篇文章。他找到总编辑杨西光，说明他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做舆论准备的文章。杨西光当即表示同意，并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以通栏标题刊出了《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姚文元《评新编》的出笼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从此，无数的知识分子被‘四人帮’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18层地狱，几千年来祖国的文化被一笔勾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舆论被钳制，偌大的中国只有‘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当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认为这是“最惊人之举”、“冲击性很强”。
但是，主管宣传的领导，对此却提出非难，认为《光明日报》评论这么重要的问题事先也不打招呼。而外国一些报纸瞎起哄，说这是“非毛化”运动，北京几家报纸拼好了转载此文的版面，都没能够刊登出来。苏双碧坚信真理，他又写出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先后在《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刊出，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半人高的尘封的材料中，他看到了一个闪光的灵魂，他决心要为那不屈的灵魂昭雪，让那个迫害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一位老太太找到苏双碧说：吴晗是副市长，你们替他平反，我儿子遇罗克是因为《海瑞罢官》冤案受害的，老百姓你们管不管？苏双碧说：如果是冤案，就该平反。遇罗克的母亲掏出一封信交给他，信只有三四百字，大体讲述这样三件事：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平反，要求还家人一个清白。
第二天，苏双碧就揣着光明日报社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的同志告诉他，遇罗克的所有材料都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是，他又骑车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一个布满灰尘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摞半人多高的材料，“这是遇罗克的全部资料。”工作人员帮他把材料搬到一张乒乓球台边。他翻看着审讯记录，越看越觉得这里边问题严重。当看到判决书上没有事实依据，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全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并且就以此结束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他的心抽紧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约了报社的两位同事一起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个人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他们的心里都沉甸甸的：遇罗克，的确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真正敢写文章公然反驳的人寥寥无几。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来反驳姚文元；1966年底，他又以《出身论》驳斥了当时在社会上盛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1968年遇罗克被捕，1970年被执行死刑。一个头脑清醒、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夺去生命。苏双碧认为这是个冤案，必须平反，他再一次拿起了笔。他经领导批准，以《光明日报》记者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为遇罗克平反，并直接送给北京市公安局。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平反了，遇罗克的名字也随着苏双碧的长篇通讯《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而被一个时代所记住。（待续）□虞宝竹
